晚近中国卓行奇语考录：《历史的棱角》 [复制链接]

本书是挖掘晚清至民国的奇闻逸事，精心编排140余则小短章，呈现另一种历史真实。书中既有孙中山、黄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汪精卫、戴季陶、陈布雷等政治名人，也有章太炎、梁启超、黄侃、马一浮、陈寅恪、胡适等国学大家，还有汉奸、刺客、走狗、军阀、囚徒、书生、烈士、报人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等，他们各自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掩卷长叹的活剧。
　　全书依《易经·革卦》编为虎变篇、豹变篇、革面篇，其下分列“风云、卮言、倡义、变数、检论、达名、索隐、趋时、訄语、任侠、出轨、讽咏”十二章。




作者：王政

作者自述：

痛饮狂歌空度日

　　王政（通联：北京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群大厦东楼310室，何崇吉 邮编：100083）

　　16年前，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书，当时的系主任朱德生先生说了这么一句话，让人低徊不已。他说，人啊，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麻烦的动物！如果把这句话套用一下，那么历史就是记录麻烦的账本。

　　老子喜欢“绝圣弃智”，无知无觉才是得道的不二法门。但就碌碌众生而言，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心与身为仇”的苦痛就在于智慧总是不断地给自己找麻烦，造成“洞穴困境”，现实就变得越来越拧巴，而不是和谐。

　　本来琢磨着跟父辈一样当个拳击运动员，后来却一气读了书，成了呆子。原打算老老实实“躲进小楼成一统”，却莫名奇妙地干了记者，更可笑的是一个文科生居然干了IT记者。造化弄人，可见一斑。以至于圈里的好汉一见我就说：“你到底打算干什么？”其实，我知道，俺就是喜欢干点拧巴的事，这里面有顽童恶搞的快感。在和谐的乐章中跳动几个不和谐音不是也很有趣吗？

　　2006年夏一个爊热的傍晚，何崇吉先生到我混饭吃的报社约谈，准备搞一本关于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方面的东西。此人形貌酷似古龙笔下的邪派高手，自称是缘于东北母老虎的介绍而来。第二次造访，何大侠又引来一位自称叫老胡的人，这位老胡是北大中文的博士，跟我胞弟朋克猫相熟。其人一团和气，感觉像花开富贵花四爷。既然是未名一派，都是天罡地煞之数，自然义气相投。在慨然承诺之后，又增添了不少疑虑。这疑虑就是这段历史怎么来言说？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有个观点，就是好的史学作品一定是好的故事。他是罕见的能把正史写成小说的人。俺没有他那么大的本事，只好偷个懒，一撅子一撅子地来。由于俗事纷扰，伤心劳苦，这本本来在年初就应该面世的小册子，被不断地美妙延时。

　　鸡既然如此拧巴，蛋也不会美观到哪里去，但是，本人可以保证这蛋肯定不是“红心”的，当然也不是鸭蛋。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是在雨夹雪的天气，在中国北方，在对生命的惊叹中。

凡例

本书按《易经·革卦》象辞（“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划分体例为三：虎变篇、豹变篇、革面篇。每篇下有四章，由短篇考证随笔组成。

　　“大人虎变，其文炳也。”指统治者变革，好像老虎更换花纹，文采斑斓，焕然一新。在本书指大革命来临，风起云涌，时代为之一变。故，虎变篇下有：风云、卮言、倡义、变数。

　　“风云”叙时代大变。孙中山、章太炎相会，倡言革命。

　　“卮言”指激进的理想主义的言论，故卮言一章列鼓吹革命者及其言论。

　　“倡义”一章叙有组织有影响的反清革命活动。

　　“变数”一章由“辛亥”转入“五四”，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登上舞台。内战开始，民国动荡。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在本书指革命活动辐射到知识分子或士大夫，在文化领域所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变化。故，豹变篇下有：检论、达名、索隐、趋时。

　　“检论”取自章太炎书名，即学术思想论衡，在本书主要指从文化著述里抉取革命思想。

　　“达名”列一时文化名流，并由其名号本事见出学者文人的风格、操守。

　　“索隐”考究一时非常话语、非常行为的深层动因。

　　“趋时”列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及各行业代表人物事迹。

　　“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在本书指被压迫的人自发的抗争，或受革命思想影响而行动，或变换不定、失足落水者。故，革面篇下有：訄语、任侠、出轨、讽咏。

　　“訄语”指被压迫下的抗争言语。取自章太炎的《訄书》。

　　"任侠”叙志士、义士事迹。

　　“出轨”列变换不定之人的行迹。

　　“讽咏”列被时人讽刺的可叹、可笑、可耻之事。

珍妃挨打

　在戊戌政变前夕，慈禧到底打没打过珍妃，为何要打珍妃，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胡思敬在《国闻备乘》当中记载，慈禧曾就卖官一事责问珍妃：“他事犹可宥，汝宁不知祖宗家法而黩货若此。谁实教之？”珍妃反唇相讥道：“祖宗家法亦自有坏之在先者，妾何敢尔？此太后之教也。”一语戳中了慈禧的软肋，让慈禧气结于胸。于是下令对珍妃“袒而杖之，降贵人”。“袒而杖之”，就是脱了裤子赤身露体地挨板子。慈禧设禁牌两块，一块专为珍妃、瑾妃而设，谕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奉皇太后懿旨：瑾贵人、珍贵人着加恩准其上殿当差随侍，谨言慎行，改过自新。”

　　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也记载慈禧曾打过珍妃。《清史稿》后妃传中记载：“恪顺皇贵妃，他他拉氏，端康皇贵妃女弟。同选，为珍嫔。进珍妃。以忤太后，谕责其习尚奢华，屡有乞请，降贵人。逾年，仍封珍妃。二十六年，太后出巡，沉于井。”关键即在那“习尚奢华”，“屡有乞请”八字中。清制，皇后每年例银一千两，妃每年三百两，嫔二百两，分月例支。珍妃的祖父裕泰是陕甘总督，父亲长叙曾任户部右侍郎，伯父长善任广州将军达十二年之久，珍妃自幼即生长在伯父府中，享尽钟鸣鼎食之家的奢华。入宫之后每年区区二、三百两银子怎够她用度？亏空日巨，怎么办？解决之道是利用皇帝对她的宠幸，串通奏事处的太监，私卖官缺，而主谋则是其胞兄志。卖官所得，大部归太监和志，珍妃不过是他们的摇钱树。

　　有学人查阅故宫档案，找到当时太医的处方单据，给珍妃开的处方都是活血化淤的治外伤药物。身为贵妃，如果说是无意跌倒受伤几乎不可能。因此可以断定是受了慈禧的杖责。

　　珍妃喜欢照相，尤其喜欢女扮男装照相，有时还穿着光绪皇帝的衣服照相。慈禧命人到珍妃宫中搜出照相机和穿男装的相片，大怒，为此珍妃又受了“掌嘴”之罚。

一锥书

　马洪林先生的《康有为大传》记康从香港归来后，埋头研究经籍。"每天早上抱着一批书，向桌子上一放，右手拿着一把锋利的铁锥子，猛力向下一扎，锥穿两本书，今天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今天就读三本书，每天不读完这'一锥书'，决不休息。--时间久了，眼皮也闭不起来，臀部也起了核刺。"

　　这段刻苦自砺的轶事大概出于梁启勋的《"万木草堂"回忆》，"记得幼博世叔（即康广仁）同我们说：'你们先生，从小就很用功读书，每天早上拿五、六本书放在桌上，右手拿着一把尖利的铁锥，用力向下一锥，锥穿两本书，今天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今天就读三本书，每日必定要读一锥书。他有时要完成看一锥书的任务，看书看得眼皮闭不下来'。"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此时是光绪七年（1881年）康正读宋儒之书，"读书日以寸记"是可能的，但《康谱》中只有"核刺"一说，并无"锥书"的记载。此时的康广仁（幼博）的确伴康有为读书。康有为有诗记载：

　　延香老屋率幼博弟曝书

　　延香老屋为先曾祖通奉公云衢府君宅，自高祖荣禄公炳堂府君及先祖连州公、先考知县少农府君，四世藏书于是。先师朱九江先生代购全史、杜诗皆佳本，多遭蠹食。幼侍先君，每夏日检曝，后偕弟岁劳累日，阶前梅一树，为从父彝仲广文公手植。吾日摊书其下。

　　百年旧宅剩楹书，旧史曾伤付蠹鱼。一树梅花清影下，焚香晒帙午晴初。

　　于此可见，康有为深恐诸祖及老师朱次琦的藏书"伤付蠹鱼"，于是"焚香晒帙"，又如何能有较伤之蠹鱼更疯狂的"锥书"之举呢？再者，"一锥书"的故事康门其他人士都无记述，像这样有名的故事没有众口皆碑，真是怪事。锥者，非文房之备，太长易折，故一般皆较短粗，锥身不过寸许。如果实践一下，大家就会知道，其实一锥子下去扎不透几页纸。

　　康氏南海人，粤语"锥"与"堆"、"书"与"股"几无分别，莫非是读"一堆书"且效法苏秦"刺股"之意？古人读书有孙敬悬头法、丫环伴读法，追星逐月法等诸多怪法，但"锥书"之举则无可考稽。

　　康门素有好大言之暇，且"万木草堂"之时，正是"造神运动"大兴之际。这时康广仁搞出个"一锥书"的故事就难免有儒增之嫌了。

　　类似情形，董仲舒也干过。王充在《论衡·儒增篇》里存疑道："儒书言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夫不窥园菜，实也；言三年，增之也。”

豆腐博士

　1907年，李石曾出版了法文版《大豆研究》专著，然后又出版了中文版《大豆》一书。就在这一年，李石曾结识孙中山。1908年，由于李石曾对大豆研究的成功，他在巴黎西郊创办一个“巴黎中国豆腐工厂”。他们生产的豆腐，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万国食品博览会”，被誉为“美味素食”，在会上引起轰动，并很快在欧洲享有盛誉。1909年6月，孙中山来到巴黎，特意参观了李石曾的豆腐加工厂，对李石曾的创业成就备加赞赏。从此以后，在孙中山的餐桌上，经常有豆腐菜肴。就连他最喜欢的“四物汤”之中，有黄花菜、木耳、豆芽，也少不了豆腐这一物。孙中山认为：“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

　　李石曾（1881-1973年），原名李煜瀛，字石僧，笔名真民，真石增，晚年自号扩武，高阳人。李石曾出生于晚清的一个显宦之家。其父李鸿藻在清同治年间曾任军机大臣，是以保守著称的“清流派”的一代表人物之一。李石曾是李鸿藻的第三子，6岁即熟读诗书，15岁从京城名儒齐禊亭习汉学，积累了深厚的国学根底。

　　1902年，李石曾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国。在巴黎，李石曾入蒙达顿农校学习，毕业后又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学生物。1906年，他和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在巴黎组织了世纪社，宣扬无政府主义。同年，经张静江介绍，李石曾加入同盟会巴黎分会。

　　1909年，李石曾在巴黎西郊创办中国豆腐公司，以机器新法制豆腐，因而获得“豆腐博士”的雅号。1911年李石曾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天津，他和黄复生等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出版《民意报》，在北方宣传和组织革命。1912年李石曾和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

　　1917年李石曾应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北大生物系教授。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他和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建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

　　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李石曾和吴稚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张静江和蔡元培也入选监委。李、吴、张、蔡四人因关系密切，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宫。11月5日，李石曾以民间代表身份参予其事，出任故宫财产清理保管委员会主席。1926年成立故宫博物院，李石曾任院长。李石曾与巴金合作翻译了俄国克鲁泡特金著的《狱中与逃狱》(回忆录)和波兰廖·抗夫著的《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

韩复榘治鲁


　1938年，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后，蒋为搜罗韩的罪名，曾召见何思源，开口先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的？”何不肯落井下石，直言道：“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出卖鸦片。”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1890年生于一个小康之家。14岁时，父母为他娶妻高艺珍，即一代名士高步瀛的侄女。韩长大后投奔冯玉祥，冯见韩复榘外表斯文，还能写得一手好字，颇为喜爱，就叫他当了司书生。从此，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逐级提升，与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等成为冯玉祥的得力战将，被称为“十三太保”。中原大战时，韩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很快改组了省政府，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张绍堂、李树春、何思源等是他的主要幕僚。韩复榘治鲁七年，山东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对教育工作，韩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而且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韩复榘听了梁漱溟的讲学，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于是便有了后来在山东鼎力支持梁的乡村建设计划。梁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

　　韩复榘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计划，旨在进行政治及行政改革。韩说：“中国紊乱至此，非从农村整理入手不可，余个人对此迷信甚深。在济南曾办‘村治学院’，现在山东又办有邹平之‘乡村建设研究院’。”又说：“我学识浅陋，而有学识的即‘乡村建设研究院’。因为它是集合知识能力分子在救济农村，一方（面）培养农民知识，一方（面）把农村组织起来，有组织才有力量。”他还说：“军队需要整理，不整理早晚要垮；政治也需要改革，不改革也是早晚要垮的。”他呼吁：“我不会改革，请梁先生帮我们改革吧！”韩复榘对梁漱溟非常尊重，当面称之为“梁先生”。凡梁所提建议，韩多采纳。梁漱溟对韩复榘的评价是：“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另外，韩复榘对戏剧事业十分热衷。当“晦鸣社”又回到济南演出时，其推出的爱国新剧受到韩复榘的关注。在一次剧团上演《文天祥》时，韩突然上台发表即兴演讲。他说：“王先生编的戏很不一般，兄弟认为大有深意，列位要好生想想，这才叫移风移俗哩！” “晦鸣社”因此而声名大噪。

　　1931年，齐如山与梅兰芳、余叔岩、张伯驹、陈半丁等在北平创立“北平国剧学会”，后因经费问题而一度停办。韩复榘在济南闻讯后，鼓励齐“务必把‘国剧学会’再恢复起来”，并赞助他4000元的开办费及每月400元的经常费。“北平国剧院”很快又重新开展工作，直到抗战爆发。

　　1938年 1月24日晚，韩复榘在禁闭室被戴笠手下枪杀，身中七弹，当场毙命，死时四十八岁。

提倡计划生育第一人


　关于计划生育，谁都知道这里有马寅初的功劳，正是因为他的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实际上，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是邵力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他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观点。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　

　　邵力子这样提出，与他切身感受到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关系。他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的父亲，当年生了一个孩子，两年后又生了一个。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年又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起，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一直分居了10多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本人与前妻结婚后，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在她怀上第六胎时，她的痛苦无以名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自己狂奔，想掉胎，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

　　邵力子（1881-1967），原名邵仲辉，他从《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之句，取“力子”一词为笔名，自称为“勤劳之人”，从此就有了“邵力子”之名。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后，他留于北平，同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早在1921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他就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