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复制链接]

正德元年君臣对抗的游戏(2)

　　四是要有安全意识，好好呆在宫里，要远小人亲君子，不要随便出宫鬼混。这位好动的少年皇帝喜欢出宫骑马打猎，这个爱好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是锻炼身体，熟悉行伍，当年汉武帝年少时在上林苑也玩这种游戏，关键在于好好地引导。可文臣们上书都从很高的政治高度来指责皇帝这是不良嗜好。张懋进谏道：千金之子，都坐不垂堂，这样注意安全是因为其人所肩付的重要。而陛下所托付之重，岂止是千金之子？万一骑马有失，那该怎么办呀？兵科一名给事中说得更加明白：作为皇帝不应该有其他嗜好，骑马舞弓尤其不宜。而文臣们不能明明白白说皇帝道德品质太差，把所有的责任推到身边的太监身上，张懋就说：皇帝天生圣明，原来并无这个念头，一定是左右的太监引诱走入非道。因此文官们屡屡劝谏皇帝远宦官。十月，刘健、谢迁、韩文等文臣上奏诛杀刘瑾等太监，以失败告终。

　　对文臣们的劝谏，正德帝的态度则是打太极拳，一推二拖。要么是说一句“知道了”，就没有下文；要么干脆就留中不发，装着不知道这回事，气得大臣们只能以告老还乡要挟。皇帝也不着急，你要走就走呗，大明不缺当官的。文臣们所依靠的礼法的力量、声名的考虑、对祖宗的敬畏等等，对少年皇帝没多大的约束作用，好比拳头运力却打在了棉花上。

　　这些大道理搁在一个正常的少年身上，往往会招致反感。这帮大臣不是以普通的少年标准来看待和要求皇帝的，而是以尧、舜，汉文、景，唐宗宋祖等明君的最高标准来要求正德帝的。——这又是明代以预设的理想化模式来执政的一大体现。他们以为，皇帝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别的少年能玩的你不能玩，别的少年能干的你不能干。皇帝不能有一点个人爱好，只能每天呆在宫里读圣贤书，看奏折，与大臣廷对。希望最大，往往失望越大，最后适得其反。正德皇帝执政的十六年是荒唐的十六年，他千万百计要逃出宫殿，住在豹房或宣府，就是为了逃避文臣们的视线。最终壮年暴亡，没有留下子嗣，继位的嘉靖帝继位，惹出了震动朝野的“大礼议”之争，君臣彻底决裂。如果在正德帝继位初期，因势利导，尊重一个少年人的心理特点和个人爱好，文臣集团和皇帝乃至皇帝身边的太监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营垒分明，不是那么紧张，也许正德帝会慢慢地上了做皇帝的轨道，不会那样出格，很有可能留下一两个皇子，不会给死后朝廷乱局留下导火线。

　　这些想当“帝王师”的文臣不了解人性，只了解道德，望君成龙的心思太迫切，他们对皇帝的“教导”结果和自己的初衷正相反，也在意料之中。

更适合当可汗的皇帝(1)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十五日，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港口淮安府清江浦。

　　一群人在开阔的水面上划船打鱼，这些人衣着华贵，举止优雅，周围旌旗蔽日，侍卫如林，显然这不是普通渔民为了谋生的渔业活动。谁知道乐极生悲，船突然翻了，一个三十左右的青年人掉进水中。旁边船上的人立刻像炸了窝似的，叫声震天，许多人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把青年人搭救了出来。

　　青年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染上了重病。这个人就是当时大明朝第一人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二年三月，他便死在自己钟爱的豹房，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也没有过继任何一个侄儿辈作为儿子。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了危机，群臣商议，将他皇族的一位堂弟从封地湖北钟祥弄到北京，作为朱厚照老爸孝宗的过继儿子继承大统，是为嘉靖。最后才闹出了把整个大明朝廷折腾得天翻地覆的“大礼议”事件，朝局元气大伤。

　　正德皇帝为什么不好好地呆在北京，而出现在了大运河上面呢？这个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热爱自己治下的任何一寸大好山河，就是不爱他最应该呆的地方——紫禁城，即使不得已在北京，他大部分时间也在紫禁城外的豹房，和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美女以及宠爱的太监、卫士厮混在一起，而冷落那些一心想他临幸的后宫以及总想给他讲治国之道的文臣。

　　这次正德皇帝南下是因为江西南昌的宁王造反，他听到后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这位酷爱舞刀弄枪的万岁爷总算找到一个机会可以率兵打仗了，于是决定御驾亲征，可是出了北京不远就接到快报，宁王已被地方官王守仁擒拿，皇帝没必要亲自动手了。可好不容易有这样一次机会，哪能放弃？他毫不理会，照原计划南下，于是在“御驾亲征”的名义下，去锦绣江南闹了一年。

　　在此之前，他已经给自己起了另一个名字朱寿，并自己封朱寿为威武大将军，总领天下兵马。他曾带领部队去了宣化、大同一带，和蒙古骑兵真刀真枪地打了一仗，让皇后、大臣们担心个半死。

　　到了明代，中国农耕文明发展到了僵化的程度，武将的地位日益衰落，在道德治国的理念下帝国靠各种繁文缛节的礼仪运行。因此理想的皇帝就应当是一个温和文雅、喜欢文牍和政事的谦谦君子，最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在皇宫里看奏折，和大臣商量国家大事。

　　可正德皇帝似乎就是专门和这种礼仪文化、农耕文明反着来的一位君主。他不像一位华夏天子，倒更像一位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大可汗。他的一切爱好和审美观接近草原而疏远耕地。

　　比如说他从小就爱骑马射箭，爱身履险地，甚至亲自去驯服狮虎。这用大明的流行价值观来说，不是一个皇帝应该做的，这种冒险是胡闹是荒唐。而在草原上，大汗的子孙们从小就跟着长辈出去打猎，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不配做骑士，更不要说继承汗位了。

　　在游牧民族中，大汗和王子亲征是常有的事情，非如此就不能激励士气。成吉思汗一生无数次带头冲锋陷阵，即使他统一蒙古高原后，对他的子孙也是这样要求的。横扫欧亚大陆，一直打到多瑙河上那次远征就是著名的“长子西征”。从大可汗开始，王公贵族都派了自己的大儿子去参加那最艰苦最危险的征伐。游牧民族没有千金之躯不履险地的说法。

　　汉族的天子尤其到了明代，实际上是个大囚犯，被无形的枷锁捆在皇宫里，而草原上大可汗的王帐可设在草原上任何一个地方。正德皇帝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建在北疆边塞宣府的大将军府。那个地方离草原最近，时时可能受到蒙古骑兵的侵扰，在那里正德帝也许更能感觉到一种金戈铁马的气息。

　　明帝国是个典型的宗法社会，特别讲亲疏之别、讲妇女的贞节，一般男人结婚对新娘的要求是，悠悠万事，处女为大，而正德皇帝根本不讲这个。他对那些以处女之身选进皇宫的少女不感兴趣，而对已婚妇女、寡妇却兴趣颇高。有一个军官叫马昂，他的妹妹已经嫁了别人并怀有身孕。此女子貌美而善于骑射，并擅长胡乐。这正是正德皇帝最喜欢的，他一见倾心，便把这个怀孕的有夫之妇纳入豹房，倍加宠爱。这在文臣们看来，可是关系到大明社稷的大事，皇帝什么女人没有，哪能爱上一个怀上别人孩子的女子？尤其是皇帝自己还没有亲生儿子。于是上书苦谏，并拿出秦始皇嬴政的例子，说吕不韦将怀上孕的赵姬献给秦国公子子楚，最后生下了“野种”，窃取了秦国的江山，可正德帝丝毫不当回事，这真有成吉思汗之风。铁木真年轻时，刚刚结婚的妻子孛儿帖被敌人抢走，怀上了敌人的儿子后又被铁木真抢了回来。敌人的儿子生出来后，铁木真不但没有遗弃，反而把他作为长子养大，后来成为铁木真征战四方的一个得力助手，铁木真照样给这个儿子很大的封地，这在汉族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大明重宗法，正德帝偏偏不把宗法不当回事。自己没有儿子毫不在意，按照宗法制度完全可以过继同族侄儿，可他也不这样干，却到处认异姓的干儿子。

　　

更适合当可汗的皇帝(2)

　　我估计，正德皇帝没准羡慕自己北部的敌人——那些游牧民族首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率领骑兵四处征战。在大明朝廷，他是孤独的，他羡慕的生活方式，在饱读孔孟之书的文臣看来，是没教养的，是落后野蛮的。

　　朱厚照生错了年代，如果他生在皇族有突厥血统、朝野有尚武之风的大唐，他也许会有一番作为。

　　朱厚照也生错了地方，如果他生在天似穹庐莽盖四野的草原上，没准是个英武的可汗。

　　可惜他生在16世纪的中国，生在那个被红墙圈起来的紫禁城，变成个“荒唐皇帝”。

　　

继承资格的解释权(1)

　　拙文《莫问帝王家务事》在博客上发布后，引发了一些朋友的争论。皇家的家务事该不该管？如何管？我们都知道，帝制时代皇室是家国一体的，家事即是国事，家事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清明、国家安定与否。为臣民的都希望继承皇位的是扶苏而非胡亥，是杨勇而非杨广。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士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皇室家务事。拙文笔调有点揶揄叶伯巨、解缙，但绝非讽刺挖苦这两位。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代人只能办一代人的事，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精神禀赋和思维方式，何况那个年代距我们已经六百多年。

　　有朋友在讨论中提到明代一些大臣，为了搞明白皇帝的老爸究竟是谁，弄得要死要活，整个朝政也为此搞得很不堪，这场争议直接影响此后大明朝的兴衰。这就是嘉靖朝最大的事件——“大礼议”之争。

　　一个人他的父亲是哪个，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可在那个时代，父子关系绝不仅仅是血缘关系，不能简单地用生物学的知识来判定，而是用礼法来判定。直到民国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长房如果没有儿子，那么其他房的兄弟家儿子，必须过继一个给他以承香火，且一般是长子。钱锺书的大伯没有儿子，他就是被过继给大伯的，童年时大伯对他的关爱远甚于他的亲生父亲。

　　“大礼议”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明孝宗享国十八年，以勤政宽厚尊重士人儒获得臣民特别是士林的赞誉，可他和大多数明代皇帝很不一样的是他不怎么好色，不纳妃子，这一夫一妻的结果是孩子不多，生了两子三女——在皇室中，皇后一个肚皮生出五个孩子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二皇子早夭，而大儿子继位后，便是有名的荒唐皇帝朱厚照，这是个从小患多动症的愤青，和他父亲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不安分，行事怪异，又好声色。他父亲因为女人少，儿女不多，他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身旁的女人太多，把身体掏空了，三十一岁就死了，没留下一男半女，而且他又没有兄弟和侄儿。孝宗一房的皇祚看来到这里就断了。大臣们一商量，就把孝宗的兄弟兴献王德儿子，十五岁的朱厚熜过继给孝宗，变成了武宗同一房的弟弟，入承大宝，是为嘉靖帝。按照礼法，既然给伯父做儿子了，那么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叔父了，是自己臣子。——这把戏在清代的光绪、宣统两朝也都玩过。如果是刚生出来不久就过继给伯父，那么情况要好一些，毕竟有养育的亲情。可现在人家已经十五岁了，懂事了，又在原来父母府中长大，让他把昨天还叫爸爸妈妈的改叫叔叔婶娘，而把死去的伯父叫爸爸，心里很别扭。从嘉靖登基的第一天起，这个大难题就围绕着明廷的君臣。开始皇帝还给那些效忠孝宗、护卫礼法的文官一点面子，虚以委蛇，可等位子坐稳了以后，就不客气了。他把自己至死也是个藩王的亲生父亲追认为皇帝，入享太庙，亲妈自然就是太后了，而把他所承继皇位的孝宗称为“皇伯考”。——这就意味着孝宗这个大伙儿很感恩的皇帝是个绝户了。而且在以礼法治国的明代，这是皇帝带头坏了规矩。为此，许多官员辞职回家，一些官员被打屁股打死，或者被流放。

　　当然，嘉靖皇帝要破坏祖宗礼法，也一定会在礼法中让马屁官员寻找理由，而且强调的还是百善之首的“孝”，强调人伦之情，不能让自己的妈妈给自己称臣。

　　嘉靖皇帝最真实的意图是“继统不继嗣”，也就是说当皇帝当然可以，给别人做儿子没门。而那些不想让孝宗绝后的文臣的理由是，这龙椅是孝宗传下来的，不当他的儿子，就没有继位的资格。而嘉靖认为，龙椅最早是老祖宗太祖高皇帝传下来的，大家都有份，我也能继承，我爸爸也有资格追认为皇帝。

　　这一场现在有人看来很无聊的争端，在那时在看来可是悠悠万事，唯此最大。它涉及继承资格的解释权在谁手里——你说这事大不大？

　　因为在帝制时代，手握兵权和礼法的解释权是最重要的两件事。兵戎相见是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不能随便用的。汉代刘家、明代朱家自家人动刀抢也是最后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在同一家族里，夺了兄弟的江山后，必须用解释权去修饰，去抹平，显得自己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而非得位不正。这和第一代皇帝打江山不一样，那是抢了别人的江山，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便能解释。

　　

继承资格的解释权(2)

　　明代的第三个皇帝永乐帝朱棣就给他们的后代子孙做了一个如何解释自己具有继承资格的范本。

　　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死在自己前面，伤心之余他把皇位给了朱标的儿子，也就是皇太孙——建文皇帝。建文登基后，便追认自己的父亲为孝康帝，进太庙。因为直接从爷爷那里接班总是不太顺，而父亲虽然生前未登基，可是有皇帝之名，自己继位后，这个权力传承的路线图就清楚了，祖孙之间的空档被补起来了，权力来源经得起礼法和臣民的考问。

　　朱棣把自己侄子的皇位夺取后，就面临一个宪法性难题，叔叔总不能继承侄子吧。当然，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他首先废除了哥哥朱标的皇帝称号，依然称故太子，这就等于在建文帝继承权力的流程中间挖了条人工河让原来的水改道了——你老爸没有当上皇帝就死了，你没资格继位。那时候你爷爷还在，太子死了别的弟弟可以顶上去，我是你老爸的弟弟，所以我当皇帝是继承我老爸也就是你爷爷的，与你无关，当皇帝我比你更有资格。因为这种考虑，朱棣废除了建文纪年，朱元璋只当了三十一年皇帝，建文帝当了四年，可建文四年被朱棣变成洪武三十五年。也就是向天下宣布：这四年，洪武帝虽然死了，但是还占着皇帝的名号，接下来便是他的四儿子朱棣的永乐纪年了。

　　那么，假如后人会问，这四年建文帝是干什么呢？朱元璋死了好几年，为啥还用他的年号？那么解释为：朱允炆那小子虽然在龙椅上坐了四年，但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是替朱家暂时看管了几年江山，他不算真正的一代帝王。

　　为什么朱棣那样恨方孝孺，要诛他十族，方的不合作可非同寻常，是在质疑朱棣掌握最高权力。而另一位臣子杨荣在朱棣攻占南京，迫不及待去皇宫即位时，挡住朱棣的马，问：殿下是先去即位还是先去拜谒先帝陵墓？一语惊破梦中人，这句话是提醒朱棣要去马上“补课”，先拜谒了父皇的陵墓，便是合法即位了。朱棣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当然从善如流，而且从此十分器重杨荣，因为杨荣的及时提醒是在修补他的合法性。

　　帝制时代最高权力承继，要合乎“三统”：道统、法统、血统。道统看上去很简单但却最玄妙，天意还在某某家。法统则是权力来源程序合法，是老爸指定继承的，不是自己抢的。——而明朝明确的嫡长子继承制，连皇帝确立皇储也不是随心所欲，永乐帝和万历帝都想把皇位传给更钟爱的非长子，在强大的“程序法”面前，只好作罢。“三统”中血统最重要，必须是老皇帝生的，前两个统可以“补课”，这个统没法补课。要异姓为帝便是改朝换代的大动静了。

　　尽管嘉靖皇帝违背礼法，永乐皇帝夺侄子皇位，用皇权来控制解释权，但毕竟人家还是血脉相连，勉强说得过去。

　　

 

“大礼议”与现代西方选举(1)

　　“大礼议”是明代嘉靖朝最重大的一次政治事件，它不仅影响到嘉靖和整个文官集团的合作关系，中断了嘉靖继位之初势头很好的中兴气象，也影响到嘉靖皇帝执政后的心态以及对身后大事的安排，直接影响到隆庆、万历两朝。那么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明之衰亡，始于嘉靖，万历朝将衰亡的速度加快，而崇祯朝见到了最后的恶果。

　　所谓“大礼议”，就是继位后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称自己的伯父孝宗为父亲还是伯父，称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父亲还是叔父。现代人看起来是个很无聊的问题，谁是真正的爸爸，人诞生后第一天不就明确了吗？这是“现时观念”导致对历史的不正确判断，用现在的流行价值观去看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事件，往往谬之千里。（前文已详述）

　　可是大明朝没有如现代西方的王室如英国、西班牙那样，将老国王的子孙辈按照血缘、长幼排了序：谁是第一王位继承人，谁是第二、第三……第一继承人死了，后面依次递补就行了。大明朝首先当然得重视血缘，血缘关系是维系皇权社会家天下最重要的关系，但这不是唯一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名分。名分实际上就是把血缘关系进行精美的包装，使其符合礼制。

　　武宗死了后，内阁大臣杨廷和等人起了遗诏，以大行皇帝的口气，让武宗的堂弟弟，远在湖北安陆府的朱厚熜“嗣皇帝位”。可当时十五岁的嘉靖帝已经表露出他执拗而不妥协的风格。因为当时大臣准备以迎接皇太子的礼仪请嘉靖进从东华门进皇宫。嘉靖说，我是来做皇帝的，不是来做皇子的，坚决不干，宁愿不进紫禁城，这下大臣们没办法，只好折中一下，让他从大明门进，以朝见太后即武宗的皇后嘉靖的堂嫂为名进宫，规避了这个难题。

　　但实际的问题是规避不了的，多数文臣认为嘉靖帝是首先过继给伯父即已死去十六年之久的孝宗做儿子，然后因为他的哥哥武宗死了没有后代，他才获得即位的资格。这样自然要称孝宗为爸爸，改称自己的亲爹亲妈为叔父叔母。这对一个已经长大懂事，和父母感情很深的少年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皇位诚可贵，亲情价亦高。嘉靖帝认为自己只是继位，而不是过继给伯父当儿子，即“继统不继嗣”。嘉靖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不可能给自己的堂哥哥当儿子吧，那么又凭什么拐个弯一定要给死去的伯父当儿子？伯父这个长房，但凡有男性后代，你们怎么继承皇位，嘉靖没资格眼红。可是伯父这个长房成了绝户了，自己的爸爸也是宪宗的亲儿子，自己是爷爷活着的孙子中年龄最大的，当然有资格自然继承爷爷传下来的江山，为什么非得给伯父当名义上的儿子，才有资格？嘉靖此类理由和今日西方王室按皇位继承的顺序依次递补的做法很接近，也没什么不对。可是大臣们不干，认为有违礼制，一定要让嘉靖帝把自己的父亲当成叔父（皇叔父兴献大王），嘉靖帝很生气地说：“父母的称号，怎么能改来改去？”嘉靖帝这种感情，应当是很符合人伦之情的，可是建立在人伦基础上而将其理论化的礼制，却让人违背最基本的人伦之情，嘉靖帝不能接受是可以理解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两难，尊重礼法是孝，维护人伦感情也是孝，如果这两者冲突了，该怎么办？

　　这帮大臣以为嘉靖这个从湖北小地方来到京城的农村青年，很好摆布。他们错了，皇权掌握在任何人手中，都有巨大的能量。经过很多年的拉锯战，最后是嘉靖完胜，不但保住了自己生父的“爸爸”称号，还追认亲父为皇帝。——至今还埋在湖北钟祥的嘉靖帝生父，其坟墓称陵。也就是说，大明皇帝，除了南京的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湖北还多出这样一个由儿子为死去的父亲争来的帝陵。

　　“大礼议”谁是谁非，后来的史家争论不休，硬要给历史事件作出简单的对错评价，是没多大意义的。“大礼议”事件之所以影响这么大，可见明代所谓的礼制是多么重要。谁是爸爸谁是伯父叔父关系到嘉靖帝皇权来源的合法性问题。

　　

“大礼议”与现代西方选举(2)

　　明帝国是个皇权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都混合在一起，皇帝手握走高权柄，文臣在“大礼议”中和皇帝斗争，没有成文法可援引，只能从本朝或先朝的相同事例找理论支持。可是这些“案例”的结果并非完全一样，所以皇帝和文臣双方都从历史上找对自己有利的“判例”。大臣们认为自己的主张合乎礼制，可他们的说法也矛盾百出。就大明一朝，就有很多不合规矩的做法。比如永乐帝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争夺侄子孝文帝的皇位，他进了南京还假惺惺对方孝孺等人说他是要做辅佐成王的周公，只是成王被烧死了，他这个周公只好自己做皇帝了。朱棣这个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即使孝文帝死了，他的儿子还在，可朱棣和他的子孙把孝文帝的儿子圈禁了半个多世纪。“礼制”只是表面文章，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手中的暴力。说白了，有关礼制的争议，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朱棣在自己的大哥朱标这个长房还有男性后代的时候，就敢自己做皇帝，并认为皇位是老爹朱元璋传下来的，自己可以坐。而嘉靖帝即位时，伯父孝宗已没有男性后代，他为什么就不能直接继承，非得给伯父做儿子，拐个弯才有资格入承大宝呢？

　　嘉靖帝和文臣们各执一词，谁都有理。对这场争端，没有一个站在第三方的、公允的裁决机构来裁决，因为皇权至高无上，嘉靖皇帝赢了“大礼议”是很正常的事情。

　　现代国家，国家元首产生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危机，但由于政治文明的程度远高于中世纪，在宪法的框架下，有一整套公开透明的解决程序。如对美国的总统在任时死亡或被罢免的处理办法，非常清楚。总统任期中死了，副总统继承，副总统同样死了，后面还有众议院院长。

　　在几年前共和党候选人布什与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竞选总统中，选举人票非常接近。最后一个州的计票极为关键，结果是布什以微弱优势险胜，走进白宫。民主党当然不服气，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布什的总统合法性会被人质疑。而布什和戈尔是争议的两方，他们之间谁也不能做裁决者，最后由中立的最高法院，一锤定音，裁定选举合法。对法院的裁决，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服从。

　　嘉靖朝“大礼议”之争，尽管皇帝赢了，但当时和后世不服气的很多，那是因为在这场争执中，嘉靖帝既当了运动员，又当了裁判员。

　　

假客气的游戏(1)

　　大明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驾崩，没有留下子嗣，遗诏宣布由他生前十分喜欢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这当然是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无论是遵循先帝的遗愿，还是按照皇室血统的排序，朱由检都有十分充足的资格入承大宝。

　　作为一个很想有作为的年轻人，朱由检自己又何尝不想当皇帝。年少无知时，他和已经登基的哥哥熹宗在一起玩耍时，童言无忌对哥哥说，你这个官能不能以后让我也做做。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凌驾于万民之上的威风，这个危险的玩笑竟然没有引起忠厚的熹宗震怒，反而乐呵呵地哄着弟弟说：行呀，我做几年后再给你做。——真是一语成谶，这位子果然留给他坐了。

　　按照帝制时代的惯例，有了遗诏并不等于就可以马上即位，还必须有宗室王公、文武大臣的劝进表才行。这个容易，新主子即将上台，下面有的是表现积极、想给将来的皇帝留下好印象的人，草拟劝进表的，必定是德高望重、劳苦功高的前朝大臣，且这也是他为官生涯中莫大的荣誉。

　　可是，劝进表上了三次，前两次都被朱由检即后来的崇祯帝回绝，理由不外乎是，皇兄刚刚崩驾，自己内心异常悲伤，哪能在这种情形下做皇帝，听起来诚挚而能让人感动，可见做弟弟的友悌之情。大臣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将继续上表，直到即位者答应为止，等到第三次上表，崇祯帝装出一副没办法了，大伙太殷切我不得不挑起重担的样子，答复说：

　　“卿等合词陈请，至再而三，已悉忠恳。天位至重，诚难久虚。遗命在躬，不敢固逊，勉以所请。”

　　好一个“勉以所请”！其实个中奥妙，即位的人明白，劝进的大臣们也明白，彼此谁也不点破，煞有介事、心照不宣地玩一场假客气的游戏，这个游戏越逼真效果越好。每次先帝驾崩新皇即位前，都会有这么一场戏，千百年来都这样玩着，没谁觉得荒谬，似乎已成了历代帝王必须要遵循的习惯法，江山可以易主，而这个把戏玩起来的程序却几乎没有变化，这大概是我中华文化灿烂辉煌之处吧。不仅仅是同一皇室的皇位更替，即使是异姓之间的革命、篡位都是如此。崇祯的祖宗朱元璋，带领众人打下一片锦绣河山，目的还不是自己当皇上？哪个大臣如果觊觎就要到手的龙椅，他必定死亡葬身之地，而且朱元璋当时完全可以不当皇帝，他和龙凤王朝的皇帝韩林儿有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可他让廖永忠等人去迎接韩林儿，让这位傀儡皇帝不明不白淹死在江中，扫除自己当皇帝最大的一个障碍。就这样一个想当皇帝都快想疯了的人，当皇帝的理由是“以群臣推戴不已”。曹丕篡了刘家的皇位，也就罢了，还非得让献帝自己下禅让的诏书，讲天命已不在刘而在曹，自己德薄才钝不堪人主，为了天下苍生须让位给曹，曹丕照例要推让两次。

　　如此残酷的权力争夺，外表非得要蒙上假客气的套子，何其滑稽。所以曹丕在登皇帝位时，恍然大悟，被后人称颂不已的尧舜禹禅让佳话，当初可能也就是在武力威逼下的假客气。因为那时候的史料很少，后人误以为所谓上古三代的政治文明建设真的那么好。

　　蒙元帝国兴起之初，在我们中原人已玩了千年的劝进把戏时，他们还是赤裸裸地打江山、做大汗，不会讲假客气。《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创业的历程，非常详细，写到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被尊为成吉思汗，独独少了大臣们劝进，大汗推辞再三的记载。

　　当时蒙古贵族不会玩假客气的游戏。成吉思汗当时大封功臣，他妈妈的一个养子，号称六弟的失吉·忽秃忽认为大汗哥哥给博尔术、木合黎等人的封赏太厚，自己心中愤愤不平，找成吉思汗理论，历数自己的功劳。成吉思汗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封他大断事官（最高司法官）。这在我们汉民族看来，简直是太野蛮了，太没有文化了。从下往上劝进，要玩假客气的游戏，从上往下赏赐，也常常玩这类游戏。开国君主大赏功臣，许多人照例也会推辞的，皇帝心中也很明白，会再次下诏让功臣“勉为其难”地接受封赏，像成吉思汗手下那样直白要封赏的，就会被人看成没教养的，且很有可能龙颜大怒而失宠。等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对这一套游戏很快也就驾轻就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