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复制链接]

第一编 皇帝之专政 明朝的三只“蚂蚱”

　　明朝的三只“蚂蚱”

　　文/韩晗

　　历史学家曹聚仁先生说，大学里有三种力量，教师，学生和行政，如果任意两方合作起来对付第三方，第三方就完蛋。另一位西方思想家哈贝玛斯说，在行政、司法与立法中，绝对不能出现二合一的局面，否则就会出现腐败。

　　《皇帝、文臣和太监》这本书，同样是从“三”这个数字中，去发掘某种平衡和趣味。大明朝在砍柴先生的笔下，变得十分暧昧，原本残酷的政治被作者以家事戏仿，突然呈现出前所未见的微妙景观。“皇帝如夫，文臣如妻，太监如妾，相互猜忌，相互伤害，也相互依存，这种微妙的关系持续了近三百年……”封面的几句话，直接地传达给读者这本书所提供的视角。治大国如烹小鲜，皇帝、大臣与太监也就构成了这么三种相互制衡的力量。

　　作为一名明史爱好者，似乎一直在宫闱政变中沉浸，始终未能抬起头来。正是这位机智的兄台，让我从历史中幡然警醒，历史的规律就在于这么一个玄妙的关系当中。如果以西方盛行的政体，来观照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或者可以看做是，皇帝立法，太监司法，大臣行政——由此三种力量构成政坛的基本因素。

　　这个比拟并不确切，因为太监的司法功能，在古代社会中更多是以擅权僭越来体现的。但此种三权分立并且监视依存的体系，却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权力场中，哪怕仅仅以潜规则的形式发挥作用。

　　所谓立法，就是定规则权利的拥有者，而司法，则是一种监督履行规则的权利，行政就自然而然地作为规则的履行者。在这三者的关系中，规则的履行者与监督者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对抗的矛盾，而定规则的一方为了保证规则得到履行，从而促使他权利价值的实现，必须做出民主的姿态，对前面两者的矛盾进行调和。这种三方对峙的关系，维持着表面上的稳定，但总会有人不断地试图去打破，以提高自己一方的重量。将近三百年的明代，在十年砍柴的笔下，正是这样一个漫长而又短暂的争斗史。

　　史学的意义就是反照自身的时代，这是写历史的最高层次。十年砍柴先生承袭《闲开水浒》的借古言今，于细节中见真奥，于历史中窥定律，在今天有关明清历史类书记车载斗量之时，他并没有赶时髦再去演绎那些历史故事，而是用读书笔记的形式，还原历史的走向，阐述自己对明代政治格局的独特看法。

　　读毕《皇帝、文臣和太监》，忍不住感叹，三只蚂蚱被栓到一根绳子上，无论是皇帝、太监还是大臣，他们都是权利所有制这个绳子上的蚂蚱，为了权利场的力量，你死我活。如果砍柴先生能从更高的境界来思考，百年之后，千年之后，这种权利场消失的时候，这个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因素还会存在吗？

　　（韩晗，学者、作家、中国戏剧文学奖得主）

　　

导读 夫妻妾共处一室(1)

　　一提起明朝，稍有历史常识的人，脑海里也许会浮现出这样的印象：残暴或荒唐的皇帝，悲情与窝囊的大臣，贪权和阴毒的太监。

　　这种图谱式的感觉并非没有来由，大明的政局主要由这三种人左右，无论皇帝、大臣抑或是太监，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多多少少有些畸形的性格和古怪的气质。但我们一旦走进浩瀚的史料，试图去一点点感知那个时代人物的呼吸与爱憎，我们可能会觉得以上那种感觉太简单了，而且有些似是而非。

　　历史就像一条河流，它流经的地方，我们再回首去看，一定能看到河流顺着地势伸展到下游的轨迹，历史的发展，后人总能看出某些内在的逻辑，尽管其中不乏一个个偶然性事件串起来。

　　那么，明朝的皇帝、文臣、太监，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吃五谷杂粮，他们怎么可能不是正常人呢？他们的种种行为，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再联系到亘古不变的人性，是能够找到合理的解释的。

　　任何一个王朝的精神气质，必定会深深地打有开国君主个人的烙印，这太祖、高祖可不是白叫的，明朝也不例外。朱元璋这个崛起于最底层的皇帝，辛辛苦苦打下这份家业，他对整个王朝的延续和发展，是有过精确的设计的，包括杀功臣，废丞相，让藩王离京，明令禁止后宫和太监干政等等。皇权的专制，在他手上，发挥到淋漓尽致，整个大明政权机器，基本上按照他的思路运转了近三百年，尽管有些制度走样了，比如阉祸之炽，恐怕高皇帝本人也始料未及。但仔细分析起来，他当初对整个制度的设计，已经为太监的揽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黄宗羲认为，君臣只是两端的曳木之人。也就是说前后一起拉木头的双方基本上要有一种平衡，畸强畸弱这木头就没法拉；钱穆认为我国两千年帝制时代并非大家所说的那样专制，而是皇帝和士人共治天下。这两种说法，多多少少有些理想化成分。

　　没错，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皇帝和当官的读书人，一直是古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两种不变的主要角色，皇帝轮流坐，自不必说，而读书人，无论通过察举制，还是科举制，都会被朝廷吸纳进帝国的行政系统。但是，这二者之外，常常会有第三种力量加入，两端变成了三角。汉代前期加入了外戚，后期加入了宦官；唐代则外面加入了藩镇，里面加入了太监；宋代外戚和太监比较老实，文臣的地位很高，则自己内部分裂成水火不容的两党。到明代，朱元璋希望每个皇帝时刻抓住那个玉玺不放手，手下的大臣老老实实听候使唤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君权畸重、臣权变轻时，太监站出来替万岁爷分担一些皇权，几乎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路径，太监干政甚至可说是一项“历史使命”。

　　因此，我有个疑惑，太监的出现是加强了君主专制，还是从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君主专制？不过事实是明摆着的，当不设丞相后，军国大事决于皇帝一人，不管这人是能干还是混蛋，千斤重担总要有人来替他分担一些，不交给外廷的大臣，就必然会交给身边亲近的太监。太监就是那个拉边套的驴，当然因此也能得到意外的报酬。

　　很长的时间内，皇帝、文臣和太监共处在大明那个封闭的大房子里，他们三者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从屈原开始，臣对君的关系常用男女关系来比拟，这两类关系却有可比性，读读《离骚》就知道，被君王疏远的臣子，那心态和弃妇多相似呀。在大明这间屋子里，如果皇帝是丈夫，文臣是妻子，那么太监是什么呢？是小妾。这三角之间，丈夫当然是掌握大权最重要的一角，他掌握全家的田地钱财，丈夫是勤俭持家还是荒唐败家，是这个家庭走向兴盛或败落的关键。丈夫对妻妾的态度，决定着妻妾在家庭中的实际生存状况。而妻与妾之间，常有一种紧张的吃醋关系。按大家族的规矩来说，妻是明媒正娶的，妾不应当挑战她的地位，但妾往往喜媚善妒，更能得到丈夫的宠爱，丈夫把一部分家政权力交给她打理。固然有妻人老珠黄妾正当华年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妻和妾对家庭的责任不一样，从而对丈夫的态度也不一样。妻子总觉得这份家业来之不易，她是女主人，有责任规劝丈夫，保持这个家庭的兴旺发达，而妾不一样，她无妻的名分，自己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丈夫的态度，所以不管家业将会怎样，首先是以媚术邀宠，取悦于丈夫。诤臣总和贤妻一个样，可敬未必可爱；而阉竖似那妖姬，明知可能惑主但要想方设法亲近。如此，一些自我控制力不强的丈夫，就会远妻子而亲小妾，如果碰上一位一点规矩都不讲、暴戾非常、时不时殴打妻子的丈夫，妻子为了生存还得忍气吞声去讨好得宠的小妾。当然，小妾因为得宠而忘乎所以，不但将丈夫和妻子的权分了许多，而且可能浪荡无度，红杏出墙，或者导致了整个家庭有崩溃的迹象，丈夫明白过来了，不管教不行，于是在那位已经疏远很久的黄脸婆帮助下，用家法惩治小妾。

　　

导读 夫妻妾共处一室(2)

　　我们要看到，到明代皇权专制已臻完善，皇帝和文臣、太监的关系，和汉、唐是有区别的，到了明朝这个家庭里，夫权的绝对地位已经确立，妻和妾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丈夫的当家地位，汉代可能出现董卓、曹操那样的权臣，汉末与唐末宫中的太监可以操纵皇帝的生死，决定谁继承皇位，如汉有“十常侍”之祸，唐有“甘露之变”。而到了明代，哪怕皇帝再荒唐昏庸，可能被欺骗，被利用，但文臣和太监想完全控制皇帝，掌握着超过皇帝的权力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刘瑾和魏忠贤，够飞扬跋扈的，但皇帝一旦决定收拾他们，比汉、唐收拾权监容易多了。所以说明代宦官在历史上为害国家最厉害，但未必是危害皇权最厉害的，至少不像唐代宪宗、敬宗那样，被宦官杀害，宦官完全控制宫廷。

　　妻妾吃醋争宠的常态之外，有没有妻妾合作，一起把丈夫管教好呢？有，但不多。这需要一个特别能干的妻子才行，比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和随自己陪嫁过来的妾平儿，组成统一战线，把老公贾琏管得服服帖帖。明朝也有这样的时候，比如万历初期张居正和太监冯保的合作，泰昌帝驾崩后，在保证熹宗顺利即位的“移宫案”中，大臣们和大太监王安密切配合。

　　在这个大屋子里，有丈夫的暴戾或荒唐，也时有妻子苦口婆心的劝谏，更有小妾不安妇道，插手家政，但基本上能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但这种畸形的平衡是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维持的，家庭财产在夫、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中不断被浪费，家庭抗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差，有一天出现大的变故，比如外面的豪强来夺产，或家中的佃户联合起来造反，夫、妻、妾的固有关系被打破，家庭就可能倾亡了。

　　用夫、妻、妾同处一室的关系来比喻皇帝、文臣、太监之三角，未必十分贴切。但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我暂且这样比拟，也许有助于我们透过一大串历史故事，去观察大明政局最本来的面貌。在一夫一妻的今天，我们看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觉得那个妻妾成群的旧式家庭中，人人似乎都不正常。同样，以现代政治文明的眼光，去考察明代，我们同样难以理解，太祖何以那样残暴而大臣能像待宰的羔羊听话，“大礼议”中众大臣为何要那样冒死和皇帝对抗，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其生祠怎么能在神州大地处处开花？我们今天不能理解的事情，在历史上也许人们习以为常。我们今天难以理解，说明我们的时代在进步，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

　　尽量以当时的眼光和心境去分析古人的言行举止，是我这个历史票友喜欢用的方法，但从明亡开始计算，历史的长河已经流了三百六十多年，我们已经不能回溯到大河的上游，我毕竟不能代替古人思考和生活。我的一孔之见，究竟能得到读者多大的认同，已非作者本人能决定的了。

　　

解读“狗烹定律”(1)

　　第一编皇帝之专政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解读“狗烹定律”：从合伙到独资的转变

　　六百多年前的大明朝创始者太祖朱元璋，留给今天普通人最深刻的印象恐怕是：这个人心狠手辣，得了江山后大批大批地杀功臣。

　　我们先来粗略地看一下明初那些功臣的下场。胡惟庸、蓝玉这些钦定的重点叛国案件的主角，被杀被灭族自不用说，就说那些并没有多少反叛的实证，而被找个理由灭掉的元勋。

　　李善长、汪广洋、冯胜、傅友德、廖永忠、华云龙、韩政等等不是被灭族，就是被赐死，甚至连徐达这样的第一武将，野史中也说他背上有疽，据说吃蒸鹅就会加重病情而死，皇恩浩荡，钦赐蒸鹅一只，徐达为了子孙后代计，当着使者的面把蒸鹅吃完。纵然徐达吃了蒸鹅无事，但朱元璋赐蒸鹅即赐死之意，徐达只好服毒自尽。

　　朱元璋在位时，大臣能得其善终是例外，被杀则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叫花子出身的皇帝为什么心狠手辣到这个地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国古代历史总在循环的一个规律，我斗胆命名为“狗烹定律”。这一定律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在封建王朝历朝历代都发生效应，像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把一帮“功狗”圈养起来，几乎是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的奇迹。而朱元璋，则是把“狗烹定律”的效应发展到极致的一个皇帝。

　　我觉得解读这个定律，关键要看新帝国产权和组织结构必须转变，以及如何转变这一事实。

　　一个新王朝定鼎之后，皇帝必须处理也最难处理的问题，便是如何对待那一帮和他出生入死打下花花江山的功臣。办法不外乎三个：一是如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二是如汉光武、唐太祖父子那样，威慑并笼络管住那些宿将勋臣；还有一个办法更干脆，那就是杀。找个罪名把他们一点点杀光。第三个办法是最常用的。

　　民国时期的学者萨孟武在《宋江得到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写道：“李逵是宋江的心腹，宋江得天下，李逵当然封王封侯，这是普通人的见解。若据我的观察，宋江得到天下之日，便是李逵被诛之时。”他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公卿出身的皇帝对功臣宽大，平民皇帝对功臣很残酷。因为，“（公卿出身的皇帝）在未做皇帝之前，已经有了一种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数是他的家臣，平时对他，已经‘鞠躬如也’……反之，平民则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边幅，不讲礼貌，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平时对他，只有友谊，没有名分。”

　　从礼仪和君臣名分来分析，固然是精到之论。但我以为，除了打江山的战友对老大没有及时从兄弟之情转变为君臣之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帝国这家从无到有的大公司，产权逐步发生了改变，最开始大伙儿合伙做买卖，后来变成万岁爷一家控制的独资公司。那些原来的合伙人，在公司做大后，反而没有了股份，成了靠皇帝赏赐的高级打工仔。这是显失公平的，皇帝也担心原来的合伙人心中不服，害怕自己死后，儿子当了董事长，这帮人吵着要回自己的股份。那么只好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李渊、李世民父子以公卿的身份，从太原起兵，靠的是自己手中的军队这个最实在的资本，以及名望这类无形资产，也就是说，一开始李氏父子就是主要出资者，因此前来投奔的天下英雄基本上以打工的心态来应聘，可以说大唐公司创立时，李家就完全控股。一统天下后，尽管尉迟恭这类武夫因为排座次问题当庭咆哮，被太宗训斥：“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属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这“非分之恩”是什么？我理解为工资之外的股份。尉迟恭本是从别处投奔李氏的，一开始就是打工仔，他没有资格要股份，因而太宗此言一出，他心里乖乖地明白了。而朱元璋和那些老兄弟不一样，他们都是在乱世中为了混口饭吃，以性命博前程，投入的都是相同的“血本”。无非在经营的过程中，朱元璋业绩更加突出，成了这一帮人的老大。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份产业名义上的董事长是小明王。突然有一天脱离了与小明王的君臣关系，朱元璋自己成了董事长，别的兄弟一下子成了他的高级打工仔。原来兄弟们拼死拼活把产业做大，都以为有自己的一份股，突然全姓朱了。朱元璋能不担心这些老兄弟有“非分之想”吗？

解读“狗烹定律”(2)

　　朱元璋创立明朝和刘邦与丰沛一带的兄弟创立汉朝非常相似。刘邦刚刚得江山后，还没有天下全姓刘的自觉，在宫殿里和老兄弟如在老家似地喝酒谈笑，叔孙通创建礼仪后，让他感觉到皇帝的威风。但大汉公司的产权还没有完全清晰，直到杀白马为盟，非刘姓不得为王的“铁律”出来后，公司才完全成了刘姓家族公司。《三国演义》虽是小说家言，但可以反映历史上王朝的产权关系。刘备和关羽、张飞桃园结义，开始合伙做买卖。割据西南成立王朝后，关、张依然把朝廷当成自家的，所以让他们远离成都镇守边州。在“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建国方针下，蜀汉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产权问题被搁置了。如果刘备能北伐成功，光复汉室，该如何处置这两位兄弟？诸葛亮才智比关、张强百倍，但他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来的职业经理人，蜀汉没有他的股份，刘备可以向他托孤。如果刘备死在关、张之前，他能向两位有蜀汉股权的弟弟托孤吗？

　　秦朝之前，周朝是封建诸姓的，诸侯王有周王同族，也有异族功臣。这倒像个大公司，分了很多子公司，在子公司里面诸侯王自己说了算，周王无非是总公司的法人代表而已。汉代消除异姓王以后，历代王朝基本上是独资公司，由皇帝说了算。即使是皇子封王，也是名义上的“独立董事”，很少有让他们有自己的地盘、养自己的军队、设自己的官吏。汉代初期的“七国之乱”便是因为同姓的诸侯王都有自己的股份，认为可以把自己那份做大，最后控股，自己当董事长。明朝从朱棣以诸侯王的身份控股后，便让同姓的王只享有董事的名义，而不给实际股份，更不让他们参与公司经营，避免靖难之变重演。清朝以一个跨国公司吞并本土公司后，开始让大功臣吴三桂等人享受股份，吴被封平西王并能养兵选官。但这个股份只能给吴三桂本人，算是个新旧公司交替的过渡性措施，如果想将股权传给子孙继承，董事长是不会同意的。“削藩”是必然的，大清朝只能是爱新觉罗氏的独资公司。所以袁世凯以小站练兵起家，手下有一帮如冯国璋、段祺瑞、曹锟这些小兄弟帮忙，能耍了大清，当了民国大总统。理论上民国是一个国有大公司，大家有份，所以手下的旧部愿意给这个大总统即民国的CEO效力，可是他一旦要复辟帝制，当洪宪皇帝，把江山传给袁克定这样的残疾人，冯国璋等老兄弟想法就不一样了。好不容易有了民国，和老大哥袁项城之间有总经理和其他高管的等级之分，可以接受，而将民国变成袁家的独资公司，继续伺候你家儿子，给小袁当臣子，这些老兄弟就有想法了。袁世凯复辟后，蔡锷西南举兵，只是个反袁的引子，真正给他致命一击的，是那些北洋系众大将的反对。

　　北洋系众将领的反对在情理之中，已经有比独资的家族公司更好的选择，如上市的股份公司，谁愿意把股份都交回去，再变成一家某个人控股的独资公司？这样的话，众功臣的安全更没有保证，很难说不会得到朱元璋手下的那些元勋的下场。

　　

叫花子的胃口越来越大(1)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叫花子出身，这点老百姓都知道。叫花子当皇帝没什么稀奇的，在胜王败寇的中国古代，谁坐上金銮殿那把龙椅，就是受命于天，没谁不服气。比朱元璋早一千五百年的另一个和乞丐差不多的人——戍卒陈胜早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大凡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大富大贵后，就会有很多传说，证明他生来就不是等闲之物。比如汉高祖刘邦，《史记》说他妈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就是说刘邦不是他爹刘太公生的，难怪项羽要烹太公，他还说能否分一杯羹。《明史·太祖本纪》说朱元璋出身没有刘邦那样邪乎，至少不是人兽相交生出的真命天子，而确是他父亲朱世珍的儿子，但也有神迹，说元璋的母亲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在他少年时，就显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在小伙伴中很有威望，似乎他天生就能当领袖。据说他当了和尚后，云游天下，途中得病，有两个紫衣神仙跟着照顾，等他病好后就消失了。这类忽悠人的把戏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某些中国人还在玩，洪秀全大病一场就成了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

　　他小时候比别的孩子更调皮、更有主意应当不假，可非得说他从小就多么非同寻常，那是扯淡。所谓“贱时岂殊众，贵来方悟稀”，一个人发达了，总能找出他少年时许多不平凡的事迹来，连一个从草根层走出来的富商，也会在自己的传记中，吹嘘青少年时种种比别人更高明更能吃苦的往事，何况一个得了天下的皇帝。

　　朱元璋在元末民不聊生、群雄并起的动乱年代，决定脱下袈裟穿战衣，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投奔造反的部队，其实很偶然，取决于一卦。《明通鉴》记载，朱元璋二十五岁那年，正在皇觉寺当一个小沙弥，思量去他乡躲避战乱，在菩萨像面前占卜，决定去留的卦相都不吉利。留，留不得；躲，看来也无处躲。那么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呢？朱元璋自言自语：“难道让我参加造反这样的大事吗？”再卜一卦，大吉。当晚，他便投奔了濠州郭子兴的义军。

　　老朱本来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可这一卦，促使他把身家性命拿出来做一场豪赌，结果赌出来国祚延续近三百年的大明朝。他买的彩票，中了大奖。

　　陈胜和一帮戍卒因为大雨，不能按时到达服役地，按秦律只有死路一条，这些被逼上绝路的汉子只有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刘邦也差不多，亭长这样的基层官员当了多年，也就盼着混吃混活，揩点油养活老婆儿子。可秦朝末年，暴政对下层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但逼得普通老百姓没法活了，连大多数小官吏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上峰命令刘邦押送一些人去外地服役，那时没有火车更没有高速公路，靠两条腿走路，误期是经常的，他面临和陈胜一样的命运，于是便带领这些人躲进芒砀山，瞅个机会造反了。

　　在古代中国，科场不得意的落第秀才很多，逼到悬崖上的百姓更多，但大多数可能像羊羔一样逆来顺受，要么死填沟壑，要么成了孔乙己。可其中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豁出去赌一下，就不得了，天下可能为之动荡。

　　这些人本来是为了活命，哪能想到自己成为帝王，成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然而得陇望蜀，人之常情，一个人的胃口是越撑越大的。就如一个乞丐，开始只想乞讨几个窝窝头，等到衣食不愁后，便自然想到盖个大宅院，娶个媳妇，过上仆从如云的生活。朱元璋当年去投奔郭子兴的心思大约也是这样，可后来觉得自己不比人差，举目一看，张士诚、陈友谅这些人不过如此，胃口也就大了，想鲸吞天下了。一则野史说到，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在刚修好的宫殿里自言自语说：我朱重八原来只想乱世中有碗饭吃，没想到打下了这一片花花世界。说完抬头看见一个工匠正在梁上刷油漆，觉得失言的皇帝决定把工匠叫下来灭口，可怎样叫工匠就是不理睬，最后让人把他拽了下来。——原来那个工匠急中生智，假装自己是个聋哑人，逃过了一劫。

叫花子的胃口越来越大(2)

　　后来的人只看到刘邦、朱元璋这种绝处逢生而且得了江山的人，他们的成功和个人的本事、眼光息息相关，也有许多偶然的因素。而大部分拿身家性命去赌的，多是血本无归，这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和现在买彩票一样，大伙儿只注意那个中头奖的人，可多数人买了彩票，连个末奖也没捞着。

　　打江山也好，做企业也好，这种因为绝地反击而成功的，会带来不小的副作用。他们是赌成功的，那种穷人乍富的心理往往决定他们时刻担心到手的财富丢失掉，也决定他们更依赖于赌一把的路径，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政权和企业的运作非理性的程度更大，很难走上健康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