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复制链接]

魏忠贤的恐惧与修生祠(1)

　　所谓生祠，就是一个大人物还活着的时候给他修的纪念馆，而历史上真正的圣贤，大多生前寂寞，死后显达，如孔子、孟子等人。

　　历史上生祠修得最多的应当是大太监魏忠贤，一个不识字、倒马桶出身的人，能称上公，玩弄皇帝于股掌之间，令天下官吏畏惧他，确实是一大奇迹。

　　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等六君子被阉党害死在镇抚司大狱后，魏忠贤和其党羽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兴起大狱，将余下的东林党人一网打尽。第二年，派出厂卫缇骑到江南抓人。在逮捕原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的时候，引起民变，颜佩韦等五位民间义士和众市民殴打校尉，使一冒牌校尉摔死。（前文已述）

　　民众从府衙出来，经过一个驿站，碰到去浙江余姚逮捕黄尊素（黄宗羲之父）的校尉，正在骚扰驿站的驿丞，索要民夫马匹费用一百两银子。怒火未平的众人又对这些校尉一顿拳脚，这些人狼狈而窜，等去抓黄尊素的时候，发现“架帖”（逮捕令）都丢了，黄尊素知道计较这小小的逮捕令无非拖延几天而已，主动跟他们进京。

　　苏州民变同一天，去江阴县抓李应昇的校尉也激起民变，常州府几万人围住衙门，等到官差宣布逮捕命令时，十来个长发披肩的汉子，拿着棍棒大呼：“进衙门杀这些魏忠贤的校尉。”老百姓便跟着一哄而入，把校尉吓得越墙逃走。一个卖甘蔗的十来岁少年，手叉着腰说：“我恨极了这伙人，杀死我们江南许多好人。”他跟着一个胖校尉后面，用削甘蔗的刀从校尉身上割下一块肉，扔给街上的狗吃了。

　　一般说来，因为忍无可忍爆发的民变偶发性很强，但经历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官差往上禀报时一定会夸大，加上“有组织有预谋”之类的话，不如此就显出自己办事能力太差，也难引起上面足够的重视。江南民变后，据《明史·周顺昌传》记载：“东厂刺事者言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本来民变的人在周顺昌的劝说和地方官的安抚下，已经平息了，但办差事的官人一定要如此渲染。

　　夸大其词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那些做恶的人有些恐惧感。“自此缇骑不敢出国门矣。”《碧血录》载，当初魏忠贤并不愿意和所有的东林党人都交恶，他无非想报复上疏说他罪恶滔天的杨涟等几位，但投靠在他们下的群小各有自己的仇人，于是唆使他将东林党人彻底除根。当魏忠贤接到巡抚苏、松一带的干儿子有关民变的禀报，有些后悔与害怕，召集朝廷的亲信官员训斥道：“财赋尽在江南，他们真的造反了怎么办？”

　　魏忠贤不识字但心里明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朝廷那些高级官员跪在他面前，许久才说了一句：“有儿子们在，请放心。”五位义士为了不连累别人，主动去衙门投案，指着巡抚说：“你们陷害周先生致死，官大人小；我们为周先生而死，百姓小人大。”搞得巡按不知如何应答。史载“大辟处决，五人颜色不改”。

　　魏忠贤看到江南一带的民意如此，心里很埋怨监督苏州织造的李实的上疏激起民变，心里有一种恐惧感。而同样是太监的李实害怕由此彻底得罪了魏忠贤，自己性命不保，于是在苏州修建生祠，拍魏忠贤的马屁，安慰九千岁一颗恼怒的心。果然很受用，魏忠贤没有再追究李实。

　　为魏忠贤修生祠始于浙江巡抚潘汝桢，太监李实在苏州跟进，随后相望成风，天下拍马屁的官员争相效仿。一座座富丽堂皇的生祠遍布全国，纪念馆里，魏忠贤被宣传为和孔子、孟子一样伟大的人物，监生陆万龄竟然上疏请求在最高学府国子监里为魏公公修生祠，将魏忠贤和孔子一起祭祀，不知道孔夫子在地下知道门下儒生要一个太监和自己平起平坐，将作何感想。

　　大约魏忠贤满耳都是阿谀之词，渐渐地就把这些表演当真了，就如袁世凯以为中外民意都希望他当皇帝一样。在赞美声中对民怨爆发的担忧消除了，以为巍峨的纪念馆就能压住天下人的愤怒，自己便可以永享太平，远离恐怖，这实在是一种荒谬绝伦、掩耳盗铃的自我欺骗。不到一年，崇祯即位，魏忠贤上吊自杀后，尸体被千刀万剐，侄子和子孙都被处死，那些生祠，当然也就沦为和厕所一样的东西了。

　　

魏忠贤的恐惧与修生祠(2)

　　五位义士就义的苏州，魏忠贤的生祠刚刚竣工，被当地人很巧妙地进行废物利用，在生祠的原址上埋葬了五人，《五人墓碑记》中有记载。

　　《碧血录》里有一段很有趣的文字，说有人认为这生祠是给大奸臣建造的，现在成为五位义士的墓室，太不合适。另有人则说：“（魏忠贤生祠）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毁去，过者唾骂。其视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宜两存，永留忠义如线，开富贵场中冷眼。”——这就是忠义和奸邪的对比，同一座生祠成为义士的纪念碑和民贼的耻辱柱。

　　

恶吏的选择和下场

　　凡虎狼作恶，必借其爪牙。历史上的暴君奸臣害忠良之士，必定会通过恶吏实现，他们一般不亲自动手。高太尉陷害林冲，先有陆虞侯设局，后有董超、薛霸在野猪林差点让林冲“非正常死亡”，幸亏鲁智深一路护送。董、薛二人不死于花和尚的禅杖下，终死于燕青的箭下，这由施耐庵编出来的故事，符合一般中国人所谓报应不爽的善良愿望。

　　明天启年间，魏忠贤秉权，陷害东林党人，也有几个亲手将杨涟、左光斗等人秘密杀害在狱中的恶吏爪牙。有关明代的史书，记载这些人的死，都有一句话“死诏狱”，也就是说，不经过审判，就不明不白地被监狱里的恶吏给害死。狱吏害死人，在我国可既有传统又有技术含量，《水浒传》中的武松刚充军到施恩父亲管理的监狱中，先来的狱友就给他详细地介绍了狱里让犯人非正常死亡的种种办法。

　　天启四年（1624年），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等几个对熹宗皇帝顺利登基有非凡贡献的官员被魏忠贤指示锦衣卫都指挥许显纯抓进监狱——这个监狱不归刑部管理，也就是说游离于当时的司法制度之外，所以格外可怕，除顾大章之外，其他五人都被狱吏秘密处决。

　　第二年，免官回到江南闲居的几位君子又被东厂抓回大狱，秘密处死，其中包括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

　　杀死这些忠良的恶吏都是同一伙狱卒，也许他们想立功的心愿太迫切，也许以为秘狱之下，无人可知。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东厂想出一些办法防止监狱黑幕被外泄，比如每次家属探监并交纳“赃款”时（这些人无一不是被诬陷为贪污，且由东厂的人篡改供词，证明他们是大贪污犯），让家属跪在犯官十步之外，并用官话而不能方言交谈。可有一个叫“燕客”的侠士，同情这些被冤枉的人，花重金买通监狱的人，穿着狱吏的衣服，混进监狱，详细地记录了这些东林党人被刑讯逼供和冤杀的过程。

　　燕客在《天人合征纪实》中记录：“（七月二十四日）是夜，三君子果俱死于锁头叶文仲之手。叶文仲为狱卒之冠，至狠至毒，此则颜紫（有的史书记载为颜咨），又次郭二，刘则真实人也。”几天后，袁化中和周朝瑞死在颜紫和郭二之手。一年后，黄尊素等君子也死在这三人之中。

　　而那个被燕客称为真实人的狱卒刘某，不但没有参与杀人，而且一直在暗中帮助这些被冤的文臣和燕客。如唯一没被暗杀而自缢的顾大章，本来也在被秘密处决的范围，刘某事前告诉燕客：“堂上已勒顾爷死期矣！期甚迫，奈何！”后在燕客的运作下，花了很多银子，也因为阉党顾忌舆论，不敢让六人全部不明不白死在监狱，最后顾大章唯一经过刑部堂上审讯，尽管也被判处死刑，但顾把六人在黑狱中的遭遇公布于世。

　　叶文仲这类恶吏为之所以敢于为恶，不外乎两点，上司的胡萝卜加大棒。他们要立功要晋级要混得更好，他们为恶的时候几乎希望所有的人都沾上鲜血，如王伦让林冲杀人作“投名状”才能入梁山。如此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则彼此捆绑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三个人先后分别充当黑手。那么，我可以猜测，“真实人”刘某在他们中间，肯定是不得志甚至被排斥，这个人的下场如何没有记载，但刘某的存在让我的心不至于太灰暗，以为那个制度下不为恶就没法子生存，其实道路还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叶文仲、颜紫的下场是史有明书的。崇祯帝上台后，阉党被剪除，被冤杀的诸君子被平反。这些东林党人的遗孤跑到京城来为父亲鸣冤叫屈，十九岁的黄宗羲当时满腔悲愤、血气方刚。他在《思旧录》中记载，他和周朝瑞的儿子周延祚，硬是将害死他们父亲的叶文仲、颜紫两人逮住活活地捶死。

　　叶文仲这样的恶吏当年行凶时难道就没有恐惧感吗？非也，他们只是在利益诱惑和上司的压力下为之，也知道这是伤天害理的，也想过退路。杨涟被杀后，他生前留下血书藏在枕头中，他在血书中写道：“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与我何有哉？”血书最开始被恶吏颜紫获得，他拿着血书对同事说：“异日者，吾持此赎死。”

　　但颜紫等恶吏终于没能“赎死”，既然为恶，就不应该心存侥幸。

　　

三百八十年前文艺作品的畅销题材

　　用文艺的形式，表达民间真实的舆情，在中国古就有之。明代朝政昏乱、奸臣弄权的万马齐喑的时代刚刚过去，一批“传奇”、“洗冤”的作品很快冒了出来。

　　崇祯皇帝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清查阉党，收拾民心。当年威风八面被称为“九千岁”的超级大太监魏忠贤，被迅速地解除权柄，抄家没产，流放到安徽凤阳的祖陵守陵——这是明代皇帝对犯严重错误却饶其性命的皇室宗亲、大太监一种常见的惩罚方式。

　　可平时霸道惯了的魏忠贤还把自己当成“魏上公”，把崇祯帝当成他哥哥暗愚的天启帝，不知道此时当务之急是保住脑袋，离京时还相当地招摇，带着私家武士、押运四十辆满载珠宝的大车，好像不是被流放，而是京官委派某地做封疆大吏。崇祯知道后异常生气，觉得这老奴也太猖狂了，降旨要求地方官于魏忠贤的行程中将那些随行武士逮捕，这些人知道后，也不管当年信誓旦旦要用生命来保卫的魏公公了，作鸟兽散，大车里的珠宝也多被这些人顺手牵羊给拿走了。

　　据清初的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众叛亲离的魏忠贤，一天晚上在一个小太监陪伴下，住进阜城县一个小旅馆，半夜有个从京师来的书生住在他隔壁，唱了一首讥讽魏忠贤的小曲儿，我怀疑这位老兄是故意尾随魏忠贤，瞅准机会用文艺的形式给人催命。

　　这首小曲儿叫《挂枝儿》，是这样唱的：

　　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沿房走。

　　夜将中，鼓冬冬，更筹三下。梦才成，还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怕。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瓦。

　　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

　　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样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这种《叹五更》之类的民间小调至今在许多地方还流传，格式、曲调比较固定，然后歌唱者即兴往里面添加内容，有如陕北的老汉唱《信天游》。这位白姓的书生，看来是民间文艺的水平高于八股制艺，魏忠贤一听，觉得自己更加凄凉，真的生不如死，便真的“自挂东南枝”，悬梁自尽了。

　　白书生用小曲为魏忠贤催命后，更多反映魏忠贤残害忠良的文艺作品很快就冒了出来。魏忠贤死后才半年，民间就开始流传话本小说《警世阴阳梦》，随后有《峥霄馆评定新镌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新镌魏监磨忠记》。杨涟、左光斗等被阉党害死的官员平反昭雪后，《杨大洪先生忠烈实录》、《周吏部纪事》等纪实性文学大为流行。同样，舞台上的伶人也不甘寂寞，很快就创作了大量反映天启朝那段惨烈历史的戏曲，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道：“魏党败，好事作传奇十数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庙场台，观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据他回忆，扮演杨涟的演员一上台，底下的观众大呼：“杨涟！杨涟！”不知道扮演魏忠贤的演员卸装后，会不会像当年《白毛女》中演黄世仁的演员那样，差点被观众一顿臭扁。

　　魏忠贤刚刚倒台，就有那么多鲜活、生动的小说、纪实、戏曲出现，一方面当然反映民心向背，大家痛恨魏忠贤等阉党，这类题材才吸引眼球；但另一方面可看出明代商品经济是很发达的，尤其是文化市场十分活跃。

报大明知遇之恩的太监(1)

　　大明从洪武帝建国之初，就三令五申要求后代子孙防止太监之祸，可明朝太监专权甚于任何一个朝代，大明成了一个“太监帝国”。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是崇祯，那么最后一个太监则是王承恩。王承恩的权力，不如他的前辈王振、刘瑾、魏忠贤，他之所以青史留名，完全是在崇祯成为孤家寡人，没有一个大臣来勤王时，他陪伴皇帝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皇帝死后，他也自杀了。

　　大宋末年让士大夫代表陆秀夫完成的事情，到大明却让一个太监完成了。

　　这可能是冥冥中历史的无情之手在左右着，大宋文官地位空前，陪皇帝死的自然是文官；而大明太监地位空前，那么就让太监陪皇帝死吧。

　　前文《崇祯帝身边的“陆秀夫”呢？》，我分析无文官陪同崇祯上煤山的原因，有人认为我太片面，并举出一些李闯进城后，大臣全家自杀的例子，以及清入关后，东南一带多死难之士。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李闯进城，大臣自杀大多数不是为了殉国，事实上李闯围城时，他们有的是机会去保卫皇上，崇祯敲响召集百官的大钟，无人响应便是很好的说明。李闯进城前一些人自杀是害怕被流寇侮辱，个人的名节比皇帝的生死重要得多。李闯进城后，大肆勒索留城观望的大臣和太监，使旧政府那些本来对新政权抱有希望的高层人士失望，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便是一例。至于东南沿海的缙绅士大夫打着大明的旗帜，反抗清的入侵，更多的是保卫一种文化，保卫他们心目中华夏对狄夷的心理优势。试想如果清不入关，李闯如刘邦、朱元璋那样，能通达顺变，大顺军南下江浙一带，还会碰到对清那样激烈的抵抗吗？

　　大明王室和历代王朝一样，他们统治天下必须依靠稳定的科举制度培育出来的文官集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牧民之事，哪怕皇帝再能干也不能都自个儿完成，必须假手其他政治精英。可是，大明王室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又是空前紧张。

　　要利用文官集团，又要防止他们手揽大权，这是明朝开国以后，皇帝碰到的最大矛盾。人毕竟不是计算机，输入一个指令就能搞定。所以洪武帝要废掉宰相，使任何文官都不可能成为政府首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由皇帝一个人担当。他以为这个措施就解决了权臣控制朝政的大难题，可是他忘了他不可能克隆出无数个和他一样的后代，有杀伐决断之才，又有勤勉政事的敬业精神。大明的混蛋皇帝比哪朝都多，这些皇帝特点都一样，不敢信任文官。即使那个被张居正手把手教育成人的万历帝，害怕张先生，又拿他没办法，张先生死后便狠狠地报复，出了多年憋在心中的鸟气。

　　文官集团是一个有着共同职业规则和行为规范的利益集团，大体说来，他们都是前赴后继地要用“尧舜”这类标准作绳子，捆住皇帝，皇帝也是人，当然不肯就范。于是就出了很多招数，有嘉靖帝为了给生父母争取政治地位的“大礼仪”事件，嘉靖帝是软硬兼施；也有正德帝这个混小子干脆破罐子破摔，任你文臣如何说，我玩我的；也有万历帝那样消极抵抗，整年隐居深宫不见大臣，眼不见心不烦吧。

　　要防止像唐代那样，武将拥兵自重，宋代皇帝便扬文抑武，让文官来治军。可文官治军久了，难道就不会拥兵自重吗？问题又出来了，明代的皇帝也担心这个问题。那么来抑制文官集团的，能仰仗的只能是皇帝的私人代表——太监，以及假手太监管理的特务。

　　所以，洪武帝在设计制度时，就留下了不可能较好解决的矛盾，既要防文官又要防太监，怎么可能呢？两大集团总得依靠一头，大多数明朝皇帝，当然觉得服侍自己起居，深谙自己喜好的太监，比那些动不动就引用孔孟之说的文臣们可爱得多。——而且他们至少没有后代，专权、干政也就是自己威风，很难想到为子孙考虑而起篡位的念头。因此太监专权是大明政治制度运行逻辑下的必然。

　　

报大明知遇之恩的太监(2)

　　咱们再说说崇祯皇帝，他比起自己的父兄来说，算一个兢兢业业的皇帝了，他总觉得自己不是个亡国之君，为什么总碰上亡国之事呢？流寇蜂起，士林道德沦丧，东北胡人侵扰。他这是在替祖宗还债呀，亡国的种子，不是一两天前种下的。他也知道太监的可恶，即位不久就清徐了魏忠贤，清理了群阉，天下士人为之鼓舞。

　　可是，崇祯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疏远了太监并不意味着他信任文官集团。他一直认为文官多是贪污腐化不效忠朝廷的人，——这个判断没大的错。可在天下板荡之时，你不信任这些文官，谁给你办事？袁崇焕之死，从根子上来说是崇祯帝对文官集团的不信任造成的。崇祯清洗太监势力后不久，他又开始重用太监，没办法呀，不信任文官可总得有人替皇帝办事，崇祯帝是很难跳出这样的历史循环。至死崇祯帝还在抱怨文官集团：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如果真的是群臣亡了大明天下，根本原因又出在哪里呢？

　　王刚在《江山风雨情》中，把太监王承恩演得狡诈而又仗义，对皇帝忠心耿耿。

　　这个形象我倒觉得不错，并非所有的太监被割了那东西，就立马变成坏人了，司马迁不也是被去势吗？生理上的损害带来心理的阴影是肯定的，但凡事不能绝对，太监之祸首先是源于制度之祸，而太监内部和文官集团一样，有忠有奸。比如永乐朝的郑和，万历朝的冯宝，泰昌、天启时的王安，算比较忠诚的太监。

　　王承恩与皇帝一起自杀，让人对他多几分带有悲凉的敬仰。好歹他用死，替三百年中成千上万的太监报了明室的知遇之恩。

太监揽权的底线(1)

　　明朝的宦官，扰乱国政，危害极大。但和汉、唐的区别是，他们再兴风作浪，也很难反仆为主，控制皇帝。除了那个实在太昏庸的明熹宗外，他们几乎成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傀儡，其他皇帝都能掌握主动权，再飞扬跋扈的太监，也只是皇帝放到天上的一只风筝，线还攥在皇帝的手中。

　　这个结果之产生，我以为重要的原因是，明朝的皇权相比较前朝，实实在在得到了加强，无论太监怎样牛气冲天，在朝廷里总预备着由一些文臣组成的“反对党”，皇帝既然能用太监来牵制文臣，打压文臣的气势，同样能用文臣或其他太监来预防大权在握的太监的“越线”。

　　那么，太监揽权的底线在哪里？底线是忠于皇帝，无非分之想，做到这一点哪怕再气焰嚣张、臭名远扬、贪污腐化，皇帝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如果可能危害到皇帝本身，皇帝会毫不犹豫地收拾他。既然狐假虎威，狐狸必须只能是老虎的跟随，尊重老虎的权威，如果想操纵或代替老虎，老虎可能不用自己动手，只要一声长啸，丛林里其他动物，就会积极扑上去，收拾这只狐狸。

　　武宗正德帝够荒唐了吧，他在位时，刘瑾之专权，一点不亚于魏忠贤，而且表面上的蛮横霸道，对文臣的凌辱，和魏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且不说他贪渎，这点毛病在皇帝眼里算不了什么，就说他毫无顾忌地侮辱文臣的人格，已十分不可想象。文臣的人格尊严已经被皇帝任意践踏，比如廷杖，文臣们认了，谁叫人家是万岁爷，是名正言顺的主子呢？可刘瑾一个太监，侮辱众文臣的手法比皇帝还过分，情何以堪呀。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召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宣示奸党的名单。这个名单吓人一跳，内阁大臣包括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则有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六部的郎中有李梦阳，主事有王守仁等四位，翰苑词臣有检讨刘瑞，科道则有给事中汤礼敬等十六位，御史则有陈琳等二十五位。《明史》说这些人“皆海内号忠直者也。”魏忠贤还只能借助一部分文臣打倒另一部分文臣，而刘瑾此举，简直是和天下大多数文臣为敌。王守仁被他派人追杀得无处藏身，不得已在浙江伪造跳水自杀的现场，躲到了贵州龙场驿，才避免一死。等刘瑾事败后出山，建立了平定宁王叛乱的不世功勋。

　　《明史》说刘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最过分的一次是，某位文臣用匿名信的方式，斥骂刘公公的所作所为，刘瑾矫诏让百官跪在奉天门——今日天安门下，晒毒日头。而刘瑾站在旁边大声呵斥，太阳落山了以后，把所有五品以下的官员收押到监狱里。主事何■、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等几个文弱书生，大约平时不注意锻炼身体，竟然中暑而死。刘瑾的暴虐混账，连他的同类都看不惯。太监李荣送冰镇西瓜给文臣们解渴，另一位太监黄伟则对众位下跪的大臣说：“书中所说的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挺身出来自己承认，就算死了也不失为好男子，奈何连累其他人？”这两位太监的言行说明他俩良心未完全泯灭，可刘瑾很生气，勒令李荣闲住，将黄伟发配到南京。

　　这样一个恣意任为的王八蛋，正德皇帝毫不干涉，没准他还庆幸刘瑾帮他收拾那帮让他读书、让他好好呆在宫里的文臣。但再荒唐的皇帝，也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刘瑾关系紧张的另外一位大太监张永，被文臣们争取过来，开始在正德皇帝面前上刘瑾的眼药。

　　张永把皇帝的心思摸得透透的，对皇帝根本不说刘瑾如何贪赃枉法、如何欺凌大臣，而是说刘瑾要谋反，要篡位。可少年皇帝正德说天下任刘瑾去取。他本来就不喜欢皇帝这个职业，只喜欢享乐。可张永再加一句，刘瑾取天下，将如何处置陛下？再荒唐的皇帝这时候也会明白，自古权臣登基，其他投降的大臣基本上没性命之忧，而被废黜的皇帝一定会被害死，不这样做，新皇帝坐江山心里也不踏实，曹丕和朱元璋都是这样干的。

太监揽权的底线(2)

　　正德帝总得怜惜自己的生命吧，于是和张永进行周密布置，不费吹灰之力就逮捕了这位权势熏天的大太监。本来不要他的性命，只是让他谪居凤阳，可是抄家时抄出伪造的玉玺一枚，还有出入宫禁的令牌以及铠甲、弓箭等违禁物品。又发现刘瑾常常不离手的扇子，里面藏着两把锋利的匕首。不臣之心昭然若揭，正德帝大怒，命令凌迟处死。

　　从被瓦剌俘虏后通过“夺门之变”而复辟的明英宗，对两个极其倚重的大太监王振和曹吉祥的态度，就更能看出太监专权的底线应当在哪里。

　　王振这个人不同一般的太监，他书读得不错，英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伺候在左右，英宗是个很重感情的皇帝，对他一直很敬重，对他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因此王振得以专权，跋扈非常，对不顺从他的大臣也打击报复，但他没刘瑾那样混账。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撮弄皇帝亲征瓦剌，身履险地。本来最开始的方案是出紫荆关，到王振的老家山西蔚州，巡视他的故乡，这对为人臣者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土木堡之变”。但这位飞黄腾达的王公公对故乡很是爱护，他担心御驾一去，扈从如云，会蹂躏当地老百姓的庄稼——那时候大多是白白地伤了庄稼，没什么国家赔偿一说。因此临时改变主意，让皇帝改道宣府，才酿出大变，连累皇帝做了俘虏，他自己也死在乱军之中。照理说对这样的罪魁祸首，皇帝应该恨不食其肉寝其皮才是。可英宗不但不怪罪王振，复位后还十分怀念这位王先生，命令祭奠王先生，招魂以葬——因为王振尸首早就找不到了，并让其灵位进智化寺，赐名该寺为精忠祠。智化寺是王振得势时修的，史称“穷极土木”，至今还在北京的大雅宝胡同附近，成为明朝建筑的典范之一，其屋顶藻井工艺之精美，世界闻名。这个大太监还算是给后人留下点不错的遗产。

　　另一位大太监曹吉祥原是王振的部下，和石亨等人策划，发动“夺门之变”，迎接英宗复位，这样的功劳怎样说都不过分，因此受到了重用。但他气焰嚣张，令朝野侧目。经过人生巨变的英宗，更懂得江山社稷的重要性，比青年时稳重多了，因此对那些复辟功臣的放肆渐渐有所警觉。石亨事败后，曹吉祥也感觉到危机，他想到的不是消极避祸。对于英宗这样一位有情有意的帝王来说，这样的功臣只要不轻举妄动，平安养老是没问题的。但曹吉祥想到了冒险，他的养子曹钦是带兵的都督，曾经问过手下的门客冯益：“自古宦官的子弟有没有当皇帝的？”这个马屁精门客脑子转得真快，随口就回答：“君家魏武，其人也。”说的是魏武帝曹操，曹操也是宦官的养子，而且是同姓。这下曹钦心动了，决意造反。历史有时候很有意思，同姓、同为宦官子弟只是巧合，曹操的儿子曹丕当皇帝前，曹操父子经营了多少年？再说此时的大明不是当初的汉朝，英宗也不是献帝，而且他们父子俩，谁有曹操那两下子？曹钦带兵攻入朝房，杀死几位大臣，但失败的命运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等待曹家父子的是凌迟。

　　太监之所以能专权，是因为他紧紧依附皇帝，他的全部权威的源头是皇帝，所以别人忌惮他。一旦他决定造反，反叛他的权力来源，就是无本之木，人人可得而诛之，连纸老虎都算不上，怎能不败。

　　王振误英宗，英宗不但不恨他还思念他，除了情感的因素外，我以为大约英宗觉得王振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心是忠于自己的，出了个馊主意惹来了祸事，可以原谅。而曹吉祥虽然有拥立复辟大功，但最后竟然造反，心生反叛哪怕功劳再大也不可原谅。态度决定一切，信然。通过刘瑾、王振、曹吉祥三大太监的命运，能看到阉宦专权的底线在何处，那就是：对于奴才来说，无论主子怎样纵容你，仗着主子的势力如何无法无天，但奴才到底是奴才。如果有一天想从奴才变成主子，问题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