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复制链接]

矿产越丰富百姓越穷困(1)

　　按照现代社会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哪个地方矿产资源丰富，当地的地方经济应当较为发达，当地居民也多多少少沾一点好处。许多地方政府对开矿乐此不疲，以为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因此也带来矿难、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可看明代的历史，发现一个今天看来很奇怪的现象：当时哪个地方矿产越是丰富，当地的居民负担反而更加沉重，百姓和地方不但从矿产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累。

　　在《明史》和《明通鉴》等历史著作中，有关因开矿激发社会矛盾的比比皆是。

　　浙江的温州、处州，福建的浦城等地，明代有银矿，每年朝廷在此征税。税额逐渐增多，到明代中期福建银矿增加到三万两，浙江增加到八万两。地方财政为此枯竭，百姓苦不堪言。

　　明英宗继位后，下诏令封闭矿山的坑道。但是政府不开，一些所谓的“奸民”私下里偷开矿山。大约和前些年遍地开花的小煤窑一样，私开小矿，上面征不了税，管理成本也很低，自然利润丰厚。于是蜂拥而上的“奸民”，因盗矿相互斗殴，死伤不断。

　　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福建参政宋彰，浙江参政俞士悦针对私人盗开银矿的种种问题，上书请求“重开银场，使利归于上而矿盗自觉”。这两位官员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其让朝廷的矿产资源这样浪费和流失，还不如直接由官府开采。但当时的浙江按察使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重开银场虽然一时得利，但开采的各种器用由民间出，恐怕有关部门横加科派骚扰，祸患更深。不如选官看守，严加禁止，盗矿行为自然绝迹。

　　朝廷一开始接受了这位按察使的建议，可是没过两个月，福建、浙江的银场又重新开采了，这次是邢科给事中陈傅的提议。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当时宫中的宦官和一些大臣争相附和，背后操作。最后规定了每年向银场征税，福建为两万一千余两银，浙江为四万一千两银，比宣德年间减少了一半，可却是洪武年间的十倍。而供应官府的费用，比税额还多得多。从此当地老百姓更加困苦，浙、闽之盗相继而起。

　　请注意，促成皇帝改变主意，重新开设两省银场的是宫中太监和一些大臣。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积极？难道他们真是公忠体国，关心朝廷的财政收入？不是，他们是关心自己个人的利益，只有以朝廷的名义去开采矿场，他们才有牟利的机会。

　　明代派遣宦官充当矿监，是当时百姓的一大灾难。横行各地的矿监税使中，最为骄横的要数陈增、马堂、陈奉、高淮、孙隆等数人。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他逮捕免职。山东参政万象春仅为韦国贤辩护了几句，竟也被停发薪俸。陈增随即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致使多人死在矿井中。陈增将少量所得送给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自己私囊。——明代管理矿产开采的官员基本上如陈增这样跋扈。

　　其实开国不久，明太祖就认为“（矿）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也就是说，开矿对朝廷没多大好处，对老百姓只有坏处。朱元璋这个观点是符合当时事实的。如果放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奇谈怪论了。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初期无一不是从办厂、开矿、兴办贸易开始的。独独在明朝为什么对朝廷和老百姓只有坏处，没什么好处呢？这就是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的区别了。中国古代无论是开矿还是给郑和舰队造船，或是架桥铺路，一直到清朝的洋务运动时期，都是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不分，用搞政治的方式去搞实业。具体到开矿，不是把矿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该支付的成本必须支付，才能确保收益的稳定，皇帝派出太监替他去开矿，变成了一项谁也不能讨价还价的政治活动。如上文所说的陈增要报复当地官员，给他安的罪名是“阻挠开矿”。开矿是皇帝交办的政治任务，阻挠开矿就是反对皇帝，这种上纲上线罗织罪名的方式，在帝制社会里是百试不爽。

　　

矿产越丰富百姓越穷困(2)

　　这样的体制下，管理矿产的官员因为是皇帝身边的人，便有无穷的权力，他能以公权力来强迫当地百姓几乎无偿给他劳动，也可不给当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将矿挖走，“器用”都出于当地，可见起码的设备和运行成本都是当地承担。而大部分利益落到管理矿产的私下腰包里，朝廷得到的是很少一部分，对当地百姓则是百害无一利。

　　黄仁宇评价明代是内敛保守的政府，完完全全用管理农业社会的方式治国。这样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很难成长，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更不可能出现。在此情况下，国家对于矿产资源，越消极反而越好。就如明太祖和那位浙江按察使的主张一样：干脆不去开采，国家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老百姓负担会更轻。

一个假校尉的蚀本买卖(1)

　　近二十年内中学毕业的人大约都学过一篇课文《五人墓碑记》，笔者也不例外。但说老实话，我当时对这篇文章兴趣索然，主要是死板的语文教学方式害的，老师一味地让你总结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把好好的一篇短文零刀碎割，糟蹋得不像样子，学生们记住的无非是在封建社会里面，劳动人民敢于反抗统治阶级的大无畏精神。

　　年岁稍大，开始能独立地看一些书，了解到明末东南文坛领袖、主持复社的张溥所写这篇短文的时代背景，更增添了对几位平民义士的景仰，也了解到明末的党争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就可以概括的。

　　这个事件发生在明代天启朝，皇帝是那位木匠技艺直逼鲁班、治国之术逊于宋徽宗的明熹宗，大权由不识字的大太监魏忠贤独揽，东林党一些担忧国运、痛恨阉奴秉政的大臣自然很不爽，一再上疏参劾魏忠贤。——这几乎是向一个糊涂的家长告他儿女的状一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反招来魏党的疯狂报复。一大批东林党人被残害，包括为熹宗即位操心得一夜白发的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吏部尚书赵南星等高干。

　　引发苏州百姓反抗阉党特务统治事件的官员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级别并不高，但地位显要。他做过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明清两代，对人事最有权的两个司局，吏部是文选司，兵部是武选司。所有文武官员升迁的基本材料是这两个司局整理出来的，你说重要不重要？

　　周顺昌是南直隶吴县人（今属苏州），这个地方是东林党人的大本营，魏忠贤所清洗的文官多半出自这一带。本来周员外郎可以免祸，明代的野史《人变述略》记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贫，直节亢爽，遇事敢言。初传有《天鉴》、《点将》诸录，盖逆儿所造，罗列诸正人斥为党，独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辽有不与之耻也。’益奋发无所顾忌。”这位老先生真是可爱，当权的阉党罗列的黑名单中没有他，他觉得是一种耻辱，便照着黑名单的标准行事，终于他得以载入黑名单。曾经的巡抚苏州、松江十府的周起元因为抑制驻苏州的织造太监李实被阉党罢官——这个李实有点和曹雪芹祖先做江宁织造相若，是上面派到当地执行远不止监督织造的使命。周顺昌送了一篇文章给这位同姓同志，文中斥骂了阉党。接替周起元来抚吴的是魏忠贤的二十孩儿之一的毛一鹭，莅任之时，周顺昌竟然把这篇文章专门送给毛一鹭，显然故意给他难堪，有强烈的示威意味。于是，周员外郎被找了个理由，下令逮捕，当时周顺昌正闲居在老家。

　　魏忠贤抓人的缇骑（穿橙红制服骑高头大马的厂卫人士）来到吴县，巡抚毛一鹭、巡按徐吉拱陪着京城来的校尉来抓人。老百姓蜂拥而来，不下十万人，三秀才走上前问道：“周顺昌大人有事，为什么地方官员不知道？”巡按哑口无言，一校尉厉声呵斥：“今天的事情与你们这些秀才没有关系。”其他校尉拿着家伙殴打说话的秀才。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秀才是有豁免权的，见地方官可以不跪，非经学台褫除资格不能逮捕。这些校尉不讲规矩，打人是常事，如此激起了众怒。于是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跳出来抓住打人的校尉质问：“抓人的旨意从哪里来的？”这个校尉大概惊慌失措说了实话：“实是魏上公（魏忠贤）命我来。”——没有皇帝的允许不能随便抓朝廷命官，于是五人大喊：“让我们一起打这些伪造圣旨的人。”

　　顷刻，我们熟悉的一幕出现了，有如观众对台上不满意的歌星一样。当时正是雨天，大家穿着拖鞋携带者雨伞，明末野史《人变述略》载：“来者各以伞屐，喧声震地，堂下万屐齐掷，诸校尉抚巡按胁下曰：‘爷救我！’”巡按将这些“执行公务”的校尉藏起来对群情激昂的百姓说：“老先生毕竟是骂了上人魏公公呀。”这是后来官府报复的重要理由之一。

一个假校尉的蚀本买卖(2)

　　人民群众发怒了，后果很严重，大伙儿不依不饶，闯进府衙追索这些抓人的厂卫校尉。很不幸一个藏在梁上的校尉受到惊吓，摔下来死了。后来有人询问同来的人，得知这个死者叫李国柱，本来不是在编的校尉，向有关人士行贿五百两银子，才假冒校尉谋取这个同来的差使。

　　来执行一项抓捕朝廷命官的重大公务，竟然有自己掏钱来参加的“志愿者”，看起来是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五百两银子是好几个五品官一年的俸禄。这样高的投资自然有更高的回报。

　　那时候的校尉特别喜欢来江南一带“执行公务”，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因此索贿。“江南即数见缇骑以为常，而缇骑亦视江南为熟游故道。”（同上书）翰林侍读缪昌期五十多岁才登科第，被逮捕后榨取的油水自然不大，校尉们也得了三千两银子，仍然不满足，急急忙忙离开去别的地方，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匆忙，回答是：“急着赶下一趟差。”《人变述略》说道：“凡此辈出，珰（魏忠贤）之儿孙及左右皆有贿，入则数十倍，利如市贩。”

　　到了明代中后期，许多政府特权都能用来交易。《喻世明言》中有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给蒋兴哥戴绿帽子的陈大郎病在旅途，要快捎书信回家，给了一个送公文的差人五钱银子，便“自行由得我，官差急如火”，私信变成公文走驿站到了家。

　　而抓获朝廷大官这类重大的行动，都能用来交易确实令人目瞪口呆。东林之祸时，武进县有一个人送了一千两银子给魏忠贤的死党李实，请求他逮捕礼部尚书孙慎行，果然孙氏被充军。

　　崇祯十五年（1642年），御史杨学愿上疏，深表厂卫出京“执行公务”之害。他建议：“外臣获罪，但敕抚按槛车，送诣阙下，未为不可，若缇骑一遣，有资者家产破散，无资者地方敛馈，为害滋甚。”本来道理很简单，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官员，当地的巡抚巡按完全可以解决，非得由锦衣卫出马，无非是要借此中饱私囊。崇祯皇帝接受上疏的建议，下旨：“东厂所缉，止于谋逆乱伦。其作奸犯科，自有有司在。锦衣卫校尉，毋得奉差需索！”可这道旨意没什么实质性意义，因为离大明亡国，崇祯自缢于煤山只有两年了。执法活动公然成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大明不亡真是没有天理了。

　　这个倒霉的假校尉李国柱，只是一个例外，他实在不走运，恰好碰上人民群众造反，谁想到一向被视为温顺的江南民众也会有受不了而奋起反抗的时候。

　　附：《五人墓碑记》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前，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当男人割掉最重要的东西后(1)

　　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中，有好几个江湖高手为了练成最高层次的武功，不惜自己去掉自己的那东西，变成一个阉人，如东方不败和岳不群。

　　“欲练绝世武功，必先挥刀自宫”，这是小说家演绎出来的一种武学上的因果关系，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但这个现象却有某种象征意义，那就是男人一旦舍弃了他最重要的东西，他必然会专心致志去做一件事，希望在别的方面得到补偿，以证明他比一般的男人还像一个男人。《笑傲江湖》那些自我去势，变成不男不女的江湖高手，练就绝世武功的目的只有一个：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葵花宝典》的象征意义在于：男人要取得非同寻常的成就，必须压抑甚至牺牲最符合人性的东西。那么对男人的肉身和心理来说，舍弃性欲可算是牺牲了最原初、最本能的东西。生殖器承载了男人人生最高的荣耀和最重要的快乐。连这些东西都不要了，那么所希望得到的补偿绝非俗世的金钱能衡量的。

　　一种就是精神上的最高追求，留万世之名，成千古伟业。比如司马迁被汉武帝施以宫刑后，要洗掉这种耻辱，只能怀着孤愤痛苦，写了史家之绝唱的《史记》，用他自己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那样：“欲以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还有一种就是权力上的追求，这就能明白为什么太监比普通人的权力欲更强，更善于弄权，得到权力后更加狠毒残酷。——他具有一种极强的补偿心理，阉割后失去了男人的尊严和功能，只有手握大权，让那些健全的男人匍匐在自己的脚下，心理上才能有一种平衡。就如东方不败和岳不群一旦统一了江湖，能号令天下的英雄，谁敢说他们不是伟男子呢？

　　魏忠贤，就是明朝熹宗年间的一位几乎练成《葵花宝典》的东方不败。

　　大多数太监，是还在孩童时被净身入宫，被动地当了太监，而魏忠贤不然，他是真正的挥刀自宫，进宫做太监的。杨涟弹劾他的二十四大罪状，第一条就是说他：“忠贤原一市井无赖人耳，中年净身，夤入内地，非能通文理，自文书司礼起家者也。”《明史·宦官传》说魏忠贤是河北肃宁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欠了一屁股赌债的魏忠贤，如果在老家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他不可能发达，将永远沉沦在最底层。此时，赌徒的性格让他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出的决定，自宫去做太监，开始他人生最大的一场赌博。——古今中外成大事的，多半有这种将所有本钱全部押上去以求最后一搏的赌徒性格。

　　魏忠贤最后赢了，他的赢和赌徒性格有关，也与偶然的好运气有关。——真正在赌场中大赢的人，超人的意志力和过人的赌技，以及好运气一个也不能少。

　　大字不识一个的他，人到中年才进宫，起点显然没有那些从小就当太监的人高，别人已经干到了相当的位置，而他得重新开始，而且也无其他太监那样有经营多年的人脉关系。他被分派去照顾万历帝的长孙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饮食，这是他一生发达的契机和伏笔，但当时谁也看不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因为万历帝宠幸郑贵妃，一直想立和郑贵妃所生的儿子——即后来在洛阳被李自成杀死用血掺杂在鹿血酒中喝下的福王做皇储，朱由校的爸爸，万历的长子常洛当时皇储位置几乎不保，幸亏大臣们力争才得以即位——这就是对万历朝乃至整个晚明政治影响很大的“国本之争”。老爸的地位都不明朗，朱由校和他的生母——一个普通的才人，在宫里受不到重视是自然的，因此朱由校作为皇帝的长孙，竟然没人想起来给他请老师教他读书，任凭他在宫里闲逛。当时宫里正大兴土木，营造和修复宫殿，无书可读的朱由校对建筑业感兴趣，耳濡目染学了一手很好的木匠活。等他父亲才当了一个来月皇帝便一命呜呼后，这个字识不了几个的顽劣少年进位九五，其治国的才能可想而知。

当男人割掉最重要的东西后(2)

　　赌博和买股票差不多，别人对朱由校和他的生母王才人不看好，但魏忠贤烧了这个冷灶，他也买了这只看起来暴涨可能性不大的股票——他也没别的选择，因为郑贵妃那里轮不上他。此时，大明未来皇位继承局势还很模糊，魏忠贤做完了他后来咸鱼翻身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他本来是奉承大太监魏朝，得到太监总管王安的重视。但忘恩负义一定是豪赌中翻身必须娴熟的手段。他和朱由校的乳母也就是魏朝的对食客氏好上了，最后联合驱逐了魏朝，得势后杀死了王安。——这太监和宫中女性结成形式上夫妇的“对食”关系，大家想必已经不陌生。宫中只能存在一个健全的成年男人即皇帝，上千的宫女哪能轮得上雨露沾润，而那些太监毕竟曾经是男人，在铁桶一样禁锢的宫中，太监和宫女在寂寞中相互慰藉，结成没有实质内容的夫妻，算是对人性一种不得已的弥补。这类“对食”也会日久生情，相互之间也有正常男女社会中的争风吃醋、移情别恋。客氏舍弃老情人魏朝，和魏忠贤相好，可看出魏忠贤的心计和手腕。大约中年净身的他，比一般的太监更懂得男女之事，何况他当年还是一个无赖，这样的小混混容易被女性喜欢上。后世也有史家说魏忠贤并没有彻底地阉割，还具有部分男性功能，此说存疑。
　　联合上客氏，他们俩一起伺候朱由校母子，他也在朱由校的童年时扮演某种父亲的角色，就像早年陪伴万历帝的太监冯保那样，被万历帝称为“大伴”。——人是情感的动物，太监专权，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皇帝和太监朝夕相处结下的情谊，这种情谊不会因为帝王和奴仆的身份障碍而不存在。光宗突然驾崩时，朱由校的母亲已经死了好几年，魏忠贤当时已是光宗的宠妃李选侍的近侍太监，因此在“移宫案”中他站在李选侍一边，鞍前马后到处活动，如果当时李氏控制了傻乎乎的熹宗朱由校，晋身太后搞垂帘听政，魏忠贤自然是首功。可李既非驾崩的光宗的正宫娘娘，也不是继位的熹宗的生母，没有理由继续干政，因此在杨涟等顾命大臣的干预下，不得不搬离皇帝所居的乾清宫，控制少年皇帝的图谋失败。

　　魏忠贤在新皇登基前后，赌了一场无论如何他都能赚的牌局。如果李选侍顺利控制新皇帝，他的功劳自然不用说，可以通过李来影响皇帝；而李失败后，他有第二套方案，通过自己的“对食”、和皇帝有某种不伦关系的客氏来影响熹宗。

　　客氏被熹宗封为“奉圣夫人”，他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前者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替皇帝批阅公文，后者掌握最大的秘密警察机构，文武兼于一身，有了兴风作浪最大的本钱。至于他不识字如何批阅公文，有了巨大的权力，这点小小的不足就太容易弥补了。专制的帝国中，什么样的奇迹不可能发生？

　　魏、客两位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政治高手，那水平是相当的高，比那些科甲出身的士大夫高多了。《明史》说魏“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在政局这个最大的赌场中，他具备了赢者通吃的几乎所有性格特质，是否知书并不重要。

　　后来，他侄儿侄孙封为公侯，他成了九千岁，诛杀了妨碍他专权的东林党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作为一个忍辱负重，不得不自宫的男人，他在权力上得到了极大的补偿，顶峰是各地文武官员为他修生祠，用颂扬皇帝的话来奉承他。明末一位文人朱长祚评论说，一位刑余的太监，而天下阿谀奉承、寡廉鲜耻的士人，一起附和称颂他，将他比喻成功劳像周公、召公一样，德行如大禹、商汤一般。更有国子监的生员将他比喻成孔子再世，奏请在国子监旁边建魏的生祠。

　　现实中的魏忠贤，其地位完全超过了武侠小说中的东方不败。后世有人认为，他既然可以将熹宗玩弄于股掌，已经具备废掉皇帝自立的条件。这样说我以为有些夸张，唐代后期太监能左右皇室子孙即位，但自己不敢自立。不是不想，几乎是不可能，魏忠贤这类太监全部的权力来源于皇帝，他的股票可以借大明的壳上市，但不敢将公司的名号和法人代表公开改成自己。如果这样做就使自己丧失了权力源，因为再权势熏天，无论大唐还是大明，天下人恐怕接受不了一个太监当皇帝。《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为什么不干脆杀掉任我行，而将其囚禁，并将任盈盈捧到公主一样的地位，他的难题和魏忠贤相仿。看来，男人一旦舍弃了最重要的东西后，即使掌握再大的权力，也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栽赃是个技术活(1)

　　栽赃陷害，在我国历史上政治斗争中，是打击政敌最常用的手法，这是个技术含量颇高的活。

　　能够让一个无罪的人变成有罪，当然首先是要依靠手中的权力，但光这个还不够，把政敌打倒，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必须要强调自己打击报复行为的正当性，最好的办法是给对方安一个罪名，这个罪名越时髦、越被公众痛恨、越难翻案则是最佳选择。比如大敌当前，给政敌安一个“叛徒”之名最合适；吏治腐败的时期，则最好给政敌戴一顶“贪赃枉法”的帽子。如此不仅从律法上可以惩治对方，而且从道德上把对方抹黑，让天下共弃之，似乎这就可以办成铁案了。

　　要构陷政敌，罗织罪名，最关键的工作是栽赃。大家都知道，“莫须有”虽然搞死了岳飞，但这种似是而非的罪名难以使天下人服气，所以高超的构陷高手，决不会愚蠢到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换一个比秦桧更高明的酷吏，绝对会把岳飞弄成勾结金国、企图造反这样的滔天大罪，而且还会搞出一大堆证据来。

　　明代和宋代比，更加专制，皇权更加暴虐，因此构陷忠良，从不会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连不读书的魏忠贤，陷害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这些纪检监察官员，罪名都是贪赃，即收受地方官的贿赂。

　　杨、左、魏等人，其道德操守天下有名，把这些清官弄成贪官，确有一定的难度，如何栽赃颇费思量，但这一切难不倒下狠心要除掉杨涟等正人君子的阉党。

　　栽赃陷害的第一步工作往往从外围突破，从与杨涟等人交往密切的人身上打开缺口，因为杨涟这些人自身没什么把柄可抓。

　　尽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不可能一个清廉的人所结交的都是他那样一尘不染的，所谓水至清则无鱼。有一个人叫汪文言，他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过从甚密。这个人是安徽歙县的，皖南人大多脑子活泛，此人出身狱吏，是宋江、戴宗那一类人，见多识广，明白帝国政治运转种种奥妙，为人仗义，足智多谋，被地方大员派到京都当驻京官员，主要任务是结交权贵，打探消息。

　　因为吏目政治地位低，和京官拉关系身份上的障碍，于是汪文言捐了个监生，也就是说他用钱买了个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资格。明代举人和进士一定要考，而举人以下，除庠生即秀才是考出来的，还有些功名比如监生可以捐，有了这个资格算是正经八百的读书人，可以参加乡试。《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蹉跎半生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后来几个商人凑钱给他捐了个监生，他才能得以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后来又中进士，开始腾达。

　　像汪文言这样从底层出来的能人，办事能力远比那些科举出身、循规蹈矩的书呆子强，不多久他名满京华，结交了赵南星、杨涟等东林党人，成为他们的参谋，最后在东林党人的帮助下，做了内阁中书，也就是说内阁的秘书，能接触到核心机密。这种人尽管侠义，但比起杨涟等方正君子来说，有很多毛病，比如喜欢忽悠，爱张扬，贪财等等，这就容易被人抓住小辫子。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被罢官，后又被判处死刑。久任封疆大吏的熊廷弼便想用钱打点当权者，以保住脑袋。熊家找到了汪文言，交给他四万两银子托他贿赂魏忠贤，汪文言做得很不地道，把这笔巨款私吞了。爱财的魏忠贤知道后，痛恨汪文言，熊廷弼自然也没保住性命。

　　本来魏公公就恨汪文言自己吃独食，而他又是东林诸人的高参，自己行为不检，首先拿他开刀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知道明代司法黑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东厂、锦衣卫可以不受监督地单独办案，他们可以不经过国家正式的司法机构——刑部，就把人抓进镇抚司狱拷问。这种办案方法很方便栽赃陷害，

　　最开始一个倒向魏忠贤的言官弹劾左光斗、魏大中和汪文言狼狈为奸，魏下令先将汪文言抓进东厂控制的监狱——镇抚司监狱，这举动当然不是只搞汪文言一个人，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将杨、左、魏等人牵连进来。

　　

栽赃是个技术活(2)

　　但栽赃陷害不能让权势熏天的魏公公亲自去干，需要下面的得力干将配合。执掌北镇抚司的刘侨，良心未泯，不愿意冤杀好人，仅仅将汪文言廷杖削职，赶出京城。

　　魏看他不配合，将他削职为民，让自己的私人许显纯代替刘侨。——由此看出专制一定是一种淘汰好人的体制，不愿为恶者必定出局。

　　有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许显纯掌镇抚司监狱，构陷栽赃就很顺手了。汪文言第二次被抓进镇抚司监狱，此时他面临的不是那个多少还有点讲程序、守律法的刘侨老爷了，而是一门心思想收集杨涟等东林党人“犯罪”事实以取悦于魏公公的许老爷。

　　一旦掌握了专政机器，栽赃这样的技术活也变得很容易，因为没有监督，审案的人想怎样就怎样，最常使的一招古老而常青，那就是刑讯逼供。许显纯亲自拷逼汪文言，给他提供一个名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都在其中，只要汪文言承认就行了。这时候汪文言显出一个侠义汉子的铮铮铁骨，他坚决不承认杨涟贪赃。在一个封闭的办案环境里，颠倒黑白并不难，许显纯自己伪造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让人捉着他的手指往上画押。——如此，就能证明和东林党人交往密切的汪文言主动坦白了更大的“贪官”。——清廉的杨、左、魏等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大贪污犯。杨涟被侦查出来的赃银两万两，左也是两万两，魏大中是三千两，几乎所有的东林党人，在这种看似正大光明的名义下，全部被牵连在这个冤案里面。

　　于是，魏忠贤便名正言顺地命令爪牙把杨涟等人抓到监狱里，同样是严刑拷打，你不承认吗？还是老办法，篡改你的供词，反正要办成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

　　因为这些东林党人是贪赃，当然要根据法律追赃，这些人的家属只好东借西凑来“偿还”赃款。家属来“交赃”时，可以探望一下关在监狱里的亲人，监狱的管理者害怕他们逼供的行为被泄漏出来，规定家属见犯人，要隔一丈远，如此说话必须大嗓门，而且不能用方言，必须用官话，这样旁边监视的狱吏可以掌控。

　　终于，栽赃工程顺利完成，杨涟等“贪官”被秘密取死在监狱里。但政治形势一变，崇祯登基魏忠贤被除，永不翻案的“铁案”一夜之间冰雪消融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年搞逼供信致人于死地的恶行也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