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复制链接]

　青年时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泽东，崇尚的是教育救国，毛泽东的统帅才能来源于中国革命的战争实践。从书生到统帅，毛泽东谱写出一部部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毛泽东这样评价他所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植根历史，又超越历史；继承经典，又创新经典。毛泽东的用兵韬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将永远闪烁耀眼的光辉。

一 出自书生 成于统帅

　北京，西郊机场。坐落于清代皇家园林颐和园的侧畔。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一个载入中国历史的伟大时刻在这里呈现。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一起，结束了在农村广大地区长达近二十二年的转战生活，进入北平，在这里检阅部队。历史记录下一支伟大人民军队的坎坷和壮大，也见证了一位伟大军事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和高超指挥艺术。

　　辉煌一旦成为过去，容易显得沉寂。毛泽东创造的战争伟业和军事思想，却始终闪烁光芒，永垂史册。而这一切，最初却开始于一位年轻书生的思索、探寻与实践。

　　20世纪初期，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经是湖南近代教育的重要基地。1914年春，刚满20岁的毛泽东走入学校大门，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活。

　　橘子洲头，岳麓山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泽东，对社会、对政治、对历史、对哲学、对时局兴趣盎然，而对军事仅仅是聊有兴趣。那时的毛泽东，崇尚的是教育救国，最大的志愿是做一名教师。

　　辛亥革命爆发，像众多热血男儿一样，欲为民主共和而浴血疆场的毛泽东投身湖南新军当了一名列兵。虽然背上了步枪，但没有得到机会参战，只受到了军人的队列操练。半年后，南北议和，毛泽东认为革命结束，就退出军队回到学堂。毛泽东军事天赋第一次显露是在1917年11月，当时三湘大地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一队溃兵窜入长沙近郊，毛泽东毛遂自荐，率领一群学生，加上二十多名警察和工人、农民，用鞭炮、军号和排枪，将溃兵缴械。

　　20年代的中国，风云变幻，赤潮澎湃。毛泽东没有留恋城市，而是深入到工厂、农村去研究。他写出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文章，主持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成为大革命时期最著名的农运领袖。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解剖，对农民运动的实践，使他有了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自然就有了更深刻的结论：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不行。只有民众运动而没有枪，定要垮台。

　　这种认识没有能够被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领导层所接受。中国共产党由于没有一支自己掌握的武装，由于放弃了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当国民党反动派最终叛变革命而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的时候却毫无还手之力。大革命的烈焰在殷红的鲜血中熄灭了。

　　烟雨苍苍，心绪悲凉。中国革命，路在何方？不少人感到迷茫，少数人则颓唐、变节。

　　在血的教训中，在反动派屠刀的逼迫下，中国共产党人拿起了枪！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毛泽东大声疾呼：“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 “不掌握武装，甚至看不起枪杆子”的错误。

　　枪杆子里面出农会，枪杆子里面出工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根据八七会议诀定，毛泽东点燃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熊熊火焰。从此，毛泽东开始走上了武装救国之路。这一年，毛泽东34岁。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投身军旅、投身战争，后来成为伟大的军事统帅，完全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逼上梁山”的。晚年他会见外国朋友时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想当一个小学教员，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毛泽东的统帅才能来源于中国革命的战争实践。他说：“战争就是学校”，要善于读“无字书”，读“无字天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总结战争，在战争中掌握战争、打赢战争。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分析力和果敢的决断力，同时具有一种超凡的吸纳能力。他非常善于总结，总是能够在耳熟能详的事物中，发现蕴含于其深层的规律，在科学吸收、总结、提炼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战略战术。这使他很快就把握了战争的脉搏，在战争指导上，总是能够高人一筹。

　井冈山，一座英雄的山，一座被革命火种点燃的山。毛泽东在此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基本的战略战术，进而将红军游击战争基本战略战术系统化、理论化，并在实战之中发扬光大。这标志着他已经开始读懂战争这部“无字天书”。

　　军事统帅的地位是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在战争初期总结的红军作战原则，远远高出那些依据作战条令与理论典籍所形成的作战方案。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诱敌深入，灵活机动，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全军上下对毛泽东的指挥心悦诚服，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兴奋地说：到底还是拿鹅毛扇子的厉害。

　　到了第三次反“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认识已经统一到毛泽东的军事理念上，说东打东，指西打西，3万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打败了蒋介石指挥的30万大军。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在战争的舞台上，毛泽东是最讲科学、最讲兵法的人，也是最不受兵法条文束缚的人。他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有什么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彼知己，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他的作战指导，从来都是不拘一格，毫无成规，追求“活打”，反对“死打”，总是一切从战争、战场、敌我、攻防的实际出发，来确定战争指导方略。

　　这种灵活多样的战术，不仅令他的对手茫然失措，也令他的同志相当费解。“左”倾教条主义者则视之为异端，当做山沟里的“游击主义”。1931年11月，在瑞金举行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党权和军权。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又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

　　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失去毛泽东的红军，指挥权完全把持在教条主义者手中，因而丧失了红军游击战争特有的机动灵活的作战风格。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的军事路线葬送了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不得不走上漫漫的长征路。

　　长征路上，关山重重，红军连番苦战，却始终无法摆脱被动。湘江之战，几万红军血洒江岸，红军濒临绝境，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在红军将士的呼唤之中，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新起点。

　　在毛泽东指挥下，衣衫褴褛的数万红军周旋于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四渡赤水，兵逼贵阳，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夺回了战争主动权。

　　毛泽东在人民军队中的统帅地位日益稳固，成为全军拥戴的最高统帅。他的作战指挥艺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他的全部制胜要诀只有一个字：变。所谓法无定法，由变求通，由变制胜，融汇百家之长，却不拘于书本教条。因而他能够较快地冲破战争迷雾，成为破解战争这部“无字天书”的伟大统帅。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时期，党内一些领导人称毛泽东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术，把古代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略”，把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当做“兵法之宝”。毛泽东对此付之一笑。他后来说：“《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

　　毛泽东真正系统研究中外军事典籍，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系统研究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等中外军事著作，以及苏联、日本的军事典籍与作战条令，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全国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又先后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名军事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伟大军事理论家的历史地位。

“战地黄花分外香”。毛泽东一生最丰富多彩的乐章是在战争中奏响的。他缔造和领导了人民军队，他在中国革命战争史册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诞生出一些让人费解的插曲。

　　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却很少真正拿过枪。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上，毛泽东破天荒地跨上了驳壳枪，还随口说出两句打油诗：“身背盒子枪，师长见军长。”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还有一次，毛泽东也拿起了枪。1929年的大年初一，红4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国民党军刘士毅部紧追不舍。毛泽东在大柏地布下口袋，与追敌一决死战。战斗中，毛泽东挥枪亲率警卫排冲锋，大败追敌。这次战斗是毛泽东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挥枪冲锋。他后来写诗为志：“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不爱弄枪，却胆大如天。进入战场，就似驰骋于自由天地。解放战争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身边只有4个警卫连，却偏要与国民党军数十万部队周旋在陕北的群山万壑，他胜似闲庭信步。山下几万国民党军篝火连营，一望无尽。毛泽东在山上唱罢一段《空城计》，然后酣然入睡。

　　毛泽东用兵如神，文韬武略、施展自由。他手下几行字，也可顶数万兵。1948年10月，蒋介石密令傅作义偷袭西柏坡，傅作义秘密调集5个师，外加数百辆汽车，从保定出发，企图闪电般速战速决。

　　西柏坡周围只有少量警卫部队，情况已经异常严重。毛泽东却不慌乱，连续写了三篇新闻稿，新华社一播，直戳蒋介石、傅作义的要害：“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如果解放军攻北平，“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傅作义大惊失色，慌乱下令招回部队，死守北平。一篇新闻稿，退却数万兵。国民党的几万大军被毛泽东“调”回了北平。一代统帅用兵至此，让人高山仰止。

　　在对手眼中，毛泽东的文章处处蕴含玄机。但对红军、解放军官兵来说，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则如春风拂面，细雨润物。1928年5月，湘南起义队伍到达井冈山。在一块平地上，毛泽东席地而坐，一席讲话，一下就抓住了所有官兵的心。

　　毛泽东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我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二”，就是两种战争，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三”，是三大纪律，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四”，就是我们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还要做好四件工作：一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二是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三是建立苏维埃政府，四是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一个“二、三、四”，红军的宗旨、任务被毛泽东阐述得一清二楚。这些刚加入革命队伍不久的“泥腿杆子”听得懂，记得住。就连才高八斗的大文人柳亚子，在后来追忆与毛泽东的交往时，也由衷赞叹：“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从书生到统帅，毛泽东集政治家的胆识圆通、哲学家的深邃智慧、军事家的气魄机敏、诗人的浪漫想象于一身，谱写出一部部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导演出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战争活剧。无论是崇拜他、敬仰他的人，还是研究他、分析他的人，甚至于他的对手、敌人，当面对他卓越的指挥艺术、精辟的军事思想和他创造的战争伟业时，都不能不由衷地感叹：毛泽东用兵真如神！

二 探索道路 驾驭战争

　武汉，黄鹤楼。

　　这座长江岸边的古楼，被称作中国四大名楼之一，曾引得无数文人骚客发无尽之感慨，抒千古之遐思。

　　1927年春天，大革命面临失败。毛泽东独步徘徊于黄鹤楼前，吟出了一阕《菩萨蛮》：“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此时的毛泽东，“心情苍凉”。他意识到只有拿起刀枪，建立军队，才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选择。在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他坚定地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此一去，天高地远，道路崎岖；此一去，他离开城市22年；此一去，他在农村探索出一条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缔造了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创造了一整套中国革命战争独特的战略战术。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破晓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随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爆发。

　　翻开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遥看俄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先占城市、再占农村的确是基本原理，是前人的成功经验。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弱小革命武装攻打国民党强大武装占据的中心城市，直接的结果，是三大起义和其他许多武装起义遭到了失败。

　　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胜利的曙光又在何方？

　　当一些人在上海的石库门里埋头忙于制定新的城市暴动计划时，毛泽东已经率先迈出了第一步，成为探索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一位先行者。

　　湖南，文家市。

　　1927年9月中旬，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各路部队都遭受失败，部队由最初的5000余人锐减到1500余人。19日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里，前敌委员会讨论部队以后的行动方向。

　　陈伙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坚持直取浏阳，进攻长沙，这也是中央的指示。而毛泽东则认为，依靠现有力量进攻国民党重兵守卫的长沙是自寻死路，坚决主张向南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保持革命力量，徐图发展。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通过。

　　把武装斗争的方向由城市转向农村，由进攻城市转向进军农村，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为弱小的红色武装找到了一条生存与发展道路，从而确立了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秋收起义失败的队伍被毛泽东带上了井冈山，带上了新的希望之路！他们似星星火种，开始探索红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开始摸索中国红色力量生存发展的方式，开始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毛泽东正确阐明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如何能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由此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包括三大基本内容：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武装斗争。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方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土地革命必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根据地是革命和革命战争胜利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是革命力量的战略基地；武装斗争是主要斗争形式，红军和红军战争的胜利，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保障。

　　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终汇成了燎原之势。

　　井冈山的艰难探索，也使毛泽东胸中的中国革命战争路线图更加清晰，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总战略也逐步成型。这就是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当时党的领导层中教条主义盛行，毛泽东遭到了中央政治局的点名批评，称毛泽东“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必须要根本解决”，并说毛泽东的路线“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没有退缩，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照搬外国经验。中国革命必须走中国人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在浏阳永和这座小城，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总兵力达到4万余人。红军不再是几百人、几千人的游击武装，而是有着几万人的正规军队，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红色区域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令蒋介石坐立不安。从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苏区展开大规模的“围剿”。怎样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如何在反“围剿”作战中完成红军的战略转变，毛泽东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说：“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他为红军反“围剿”作战制定的战略方针只有四个字：诱敌深入。

　　在这一新的作战思想指导下，毛泽东潇洒自如地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尽管国民党军的“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却败得一次比一次惨。中央苏区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越“剿”越大，越“剿”越巩固。

　　在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起到了核心作用。人多就打运动战，人少就打游击战。他创造了一整套红军作战的指导原则。这就是：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三项原则；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三种作战要求。三项原则，三种要求灵活运用，即使在他被迫离开红军的统帅岗位时，仍然是红军以弱胜强的法宝。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抗战的怒潮席卷全国。国共两党也由内战中刀兵相见，变成了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随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人民军队再次面临转折。在全国抗战中，只有4万多人的八路军采取何种作战样式，才既能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又能在战火中生存发展？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前面对的重大问题。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这次会议争论很大。一些同志认为：红军应该集中力量，配合国民党军多打大仗，扩大影响。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必须保持党和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红军应以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为基本任务。

　　洛川小河口的一栋旧房子内，似乎还回荡着毛泽东那斩钉截铁的声音。毛泽东为八路军确定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生蛋。既能消灭敌人，又能立足自己，吃饱了再说。”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就为全党、全军指明了航向，确保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作战的胜利和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实现了人民军队的又一次历史性军事战略转变，就是由正规军的运动战转向游击军的游击战。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概括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就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些主张高瞻远瞩，无比英明。

　　抗日战争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不再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员，直接指挥红军鏖兵沙场，而是成为全军统帅，坐镇中枢，把握全局，运筹帷幄，决战千里。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下，八路军、新四军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争，掀起了人民战争的狂涛巨浪，造成了日本侵略者葬身的汪洋大海。

　　中国共产党成为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与人民休戚与共，人民军队在战火中壮大成长。当抗战胜利的锣鼓响起，它再也不是在黄土高原求生存、求发展的弱旅，而是拥有132万部队和260多万民兵的雄师。

　　毛泽东的领袖与统帅才能，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挥洒。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他全局在胸，细部在目，从容不迫地指挥人民解放军向着夺取中国革命战争最终胜利的目标迈进。

　　1947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制定了指导我军作战的著名十大军事原则。无比深奥的战争哲理被他言简意赅地用区区几百字就无比清晰地表达出来：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并力求全歼敌人；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待条件成熟时夺取之；

　　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

　　善于利用两个战役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但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这些军事指导原则，寓深奥于浅显，他的各级指挥员都能灵活掌握，得心应手地将之运用于各个战场，将敌军打得魂飞胆寒。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这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规律、经验的科学总结。它生动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人民军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法则，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指挥艺术的集中体现。它的核心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又包容了作战方针、作战目标、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准备、战斗作风、休整补充等内容。十大军事原则表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把握和作战指导原则的认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更为奇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十大军事原则视为兵法秘籍深藏不露，而是将它公之于众，昭示天下，公开告诉自己的对手。他非常明白，“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精通哲学的毛泽东把战争变成了一种可以驾驭的艺术，他的战争指导体现出一种天人合一、博大精深的气象。他曾经精辟地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他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探索的全部奥秘，也使得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能准确把握战争的脉搏，驾驭战争，指导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

三 党指挥枪 枪服从党

　1954年，人民解放军全面展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对我军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否过时，一度在军队中曾有不同认识。毛泽东得知此事明确表态：军队还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不能丢，军政双首长制不能变！

　　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亲笔恢复了一句被删掉的话：“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被称作“生命线”的政治工作，既非攻守之道，也非谋略之策，而是人民军队独有的治军方略。毛泽东用兵如神，不仅在于他的战争指导艺术出类拔萃，更在于他统帅的军队是与其他军队迥然不同的人民军队。党的宗旨注入了这支军队，赋予了这支军队的军魂。这支军队拥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因而能够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压倒一切强大敌人，一往无前，无敌天下。

　　翻开中国近代史，有枪就有势，枪多就势大，几乎成了一个不变的定律。各种各样的军队曾蜂拥登场，各领风骚。

　　谈笑风生的毛泽东，挥斥方遒。他曾经将中国近代军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的清末新军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完成了推翻清王朝的任务，却沦为军阀割据、鱼肉民众的武装；第二代是国民党建立的国民革命军，也曾经是一支革命的军队，后来又变成了蒋介石屠杀工农、镇压革命的工具。

　　而以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为标志建立的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增添了一支崭新的武装力量。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第三代军队，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这支军队，也是产生于中国大地，成员多来自农民，思想意识依旧没有摆脱其固有的局限性。如何领导与改造这支军队，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型人民军队”，当然成了最大问题。

　　深谙中国历史与国情的毛泽东，对自己统帅的这支军队有着透彻的理解。要改造好这支军队，就必须让其彻底摆脱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实现这一点，首先必须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的革命目标。毛泽东悟透了这番道理。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刚刚遭受到挫折，急盼革命成功的官兵灰心丧气，部队中逃跑成风，5000人的队伍到永新县三湾村时，剩下不足千人，军心涣散，几乎已不战自溃。

　　著名的“三湾改编”，就发生在一间普通的杂货铺——“泰和祥”杂货铺里，毛泽东将部队缩编成一个团，并创造性地在部队中建立起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基本制度。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党委，“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部队一切重大行动，必须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了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铁律。

　　从此，仍是这支破衣烂枪的队伍，却列队整齐，目光炯炯。官兵知道了为谁打仗，懂得了为谁扛枪。党的战斗堡垒筑在了最基层，筑在了斗争的最前沿。

　　井冈山斗争，形势异常艰苦，红军数度濒临绝境，但始终军心不散，队伍不垮，反而日益壮大，“支部建在连上”正是最根本的原因。

　　一支军队的改造,绝非朝夕之功。1929年,在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时,又起争论。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当时到红4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一位负责人，挑起了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一些同志对重大决策由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非常不习惯，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甚至把党的领导说成是“书记独裁”。部队中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也很严重。

　　1929年6月22日，福建龙岩小城，红4军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前委书记改选中落选，他离开了红4军，到了闽西特委。随后召开的红4军“八大”仍未正确地解决问题。由于红4军中思想不统一，军事上也吃了败仗，许多同志这才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