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复制链接]

　有了“我的”一套，就可以制约敌人的一套。你打阵地战，我打运动战；你打速决战，我打持久战；你打分进合击，我打诱敌深入；你打到这边，我打到那边；你要打，我不打；我要打，你不得不打；你打我时，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打得准，打得狠。毛泽东的战争指导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因此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回味无穷的战争奇观。

八 集中兵力 各个歼敌

晚年的毛泽东，依旧对诗文、史籍有着不泯的情怀，也因此留下了众多别具一格的评点古今人物的文字。诸葛亮被民间神化得满腹锦囊、呼风唤雨，毛泽东却对他的分兵持有异议：“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对集中兵力的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的用兵才能，毛泽东则评价甚高，称：“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褒奖有加，甚至把它称作“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毛泽东更是娴熟运用这一古老原则的大师。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方针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古今中外，军事家大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在战争中具体贯彻这一原则，则是一件难事。特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更是难上加难。

　　初涉战事的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虽有朦胧的认识，并无深入的领悟。“八七”会议后，在长沙郊区的沈家大屋里，湖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起义计划。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长沙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在会上坚持要缩小起义的范围，反对遍地开花，主张集中力量在湘中暴动，他的理由是：“各县暴动，力量分散，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然而，起义的范围虽然缩小，力量却没有集中，分散进攻的起义军最终遭到了失败。

　　集中兵力的奥秘，直到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才真正掌握。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接踵而来，少则八九个团，多则18个团，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而红4军只有4个团，装备差，真正有战斗力的仅是红28团、红31团。为保证红4军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确定“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

　　依靠集中兵力的战法，毛泽东指挥红军屡战屡胜，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毛泽东得出结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语言质朴无华，内涵却非常深刻。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毛泽东的战法。1928年8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和红4军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军利用湘赣两省敌军之间的矛盾，采用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的战法，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但由于湖南省委和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的形势，忽视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在战略上分兵冒进，结果不仅丧失了对赣敌实施反攻的战机，反而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和第29团的失败。这就是史称的“八月失败”。毛泽东感慨地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

　　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将集中兵力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认识，认为这是红军战胜敌人，改变敌我形势，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唯一选择。他说：“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毛泽东把集中兵力的必要性概括得非常透彻：一是集中兵力可一战而胜，改变敌进我退的形势；二是转入反攻，改变攻守形势；三能将战略防御中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中的强者地位。

　　集中兵力成为红军扭转战局、转危为安的法宝。何时集中，如何集中，集中多少，毛泽东胸有成竹，从容调度。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红军面对的是趾高气扬、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王牌第18师。毛泽东集中了红一方面军全部主力共4万人，攻击其9000人。第二次反“围剿”的建宁战斗，红军面对屡遭打击、惊魂未定、战斗力不强的国民党军第56师7000人。毛泽东只以红3军团在红12军主力配合下攻城，以1万多人的相对优势，就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毛泽东对集中兵力之所以运用得灵活自如，不但由于他总结出了集中兵力的原则，而且因为他明确了集中兵力的目的是打歼敌战。集中兵力与打歼灭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时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回忆说：战场上“尸横遍野”，“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这次战役红军击溃粤军15个团，但毛泽东却说：“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

　　毛泽东要的是歼灭敌人全部或大部的歼灭战，是解除敌人武装，剥夺其抵抗能力，摧毁或缴获其全部或大部武器装备的歼灭战。他的名言是：“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就需要熟练掌握集中兵力后的具体战法。毛泽东的原则是：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坚决反对全线出击，四面应敌和“两个拳头打人”。具体打法并不是将兵力堆积一处，而是要分路合击一个目标，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分进合击方法。

　　蒋介石也非常推崇分进合击战法，在中央苏区的前几次“围剿”中，他几乎都采取了分进合击的部署，力图抓住红军主力而聚歼之。但他却屡屡失算，反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各个击破。同样是分进合击，结果却截然不同。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分进合击，关键在于合的战机把握。蒋介石的分进合击，表面上咄咄逼人，实际上各路缺乏协同，是分而难合。毛泽东的分进合击，则是密切协同，能分能合，以散耗集，以集灭散，如他自己所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

　　蒋介石手握重兵，在“围剿”作战中以几十万对红军几万，但每每都被毛泽东打得大败，他叹气道：“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赤匪实在是太厉害了！”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非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集中兵力。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在运动战中集中兵力，在具体战役战斗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在战略指导上，他不仅不反对分散兵力，而且强调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游击战争中，必须分散兵力，发动与武装人民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分散为无数小分队、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争。这种兵力分散，不但没有削弱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反而在游击战争中迅速壮大发展。

　　解放战争开始时，八路军新四军迅速集中，编成强大的野战兵团，投入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此刻，毛泽东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转变，确定的用兵原则是：“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面内战爆发后，面对美式装备且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究竟如何集中兵力，集中多少，集中后如何作战方能稳操胜券，毛泽东尚在思索观察之中。

　　1946年7 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1师等5万余人，大举进攻太岳解放区。陈赓指挥第4纵队和地方部队，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的方针，发起闻夏战役，以每战三倍、四倍于敌的优势，连续攻击，先后歼灭国民党军2个团又3个营。整个战役步骤清晰，干净利落，被攻击的敌军全部就歼。

　　毛泽东接到战报，非常兴奋，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将陈赓部队的作战经验通报全军：我各地部队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全胜。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毛泽东对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作战时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一部，再及其余，各个歼灭敌人。在陈赓部队大战晋南的同时，南线的冀鲁豫地区也硝烟四起。国民党军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 30万人，向冀鲁豫解放区大举进犯。

　　毛泽东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待“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继再歼其一个旅”。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四倍于敌的兵力，突然发起进攻，首先歼灭该师第20旅，然后歼灭该师师部和第3旅，生擒师长赵锡田，最后转兵卷击整编第47师，又歼两个旅，取得了定陶战役的全胜，再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经典战例。毛泽东对定陶战役的进程和战果非常满意。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从闻夏战役到定陶战役，毛泽东从全面内战爆发三个月的作战行动中，不断总结作战经验，不断深化对集中兵力原则的认识，很快形成了一整套对国民党军作战的新方法，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蒋介石也重视集中兵力，在每个战区均投入绝对优势的进攻兵力，但一到具体战役战斗，他则常常是兵力捉襟见肘，结果被解放军各个击破。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战争进行近一年时，蒋介石得到了一本解放军的战斗手册，“废寝忘食，昼夜钻研，逐字逐句地细心玩味”，觉得悟出一二。他说：“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进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敌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

　　蒋介石立即改变战法。1947年6月间，他在山东战场集中6个整编师组成突击集团，密集靠拢，在不到50公里的正面向前推进，进攻华东野战军。

　　蒋介石的这种集中进攻，在毛泽东看来不仅不是取胜的战法，反而是“毫无出路”的表现。毛泽东一语中的：“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

　　毛泽东电示陈毅、粟裕等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对国民党军进攻正面“无须控制，空费兵力”，用4个纵队监视即可，主力立即兵分两路，扫荡国民党军主力的两翼和后方，“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这就是毛泽东，气定神闲，胸怀大度，举重若轻！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以4个纵队在鲁中与国民党军周旋，用5个纵队两路出击鲁南、鲁西，放手发动攻势，大量歼灭分散的敌人，将国民党军的后方搅得地覆天翻，直接威胁兖州、徐州国民党军的后方基地。蒋介石不得不从鲁中战场抽调数个整编师增援，还是陷入了被动。

　　集中兵力，在毛泽东手中是伸缩自如的利刃。到了蒋介石手中，却变成了沉重难负的包袱。国民党军的集中兵力是动则集中、战则分散。而解放军的集中兵力则恰恰相反，是动则分散、战则集中，运动中完成集中，集中时实现歼敌。刘伯承元帅曾将人民解放军的战法总结为两句话：“外线作战以分进合击为原则，内线作战以各个击破为原则”。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是植根于人民军队的上下统一、将帅同心，植根于人民军队的优良素质、协同精神，植根于人民军队勇猛顽强、同仇敌忾。而国民党军则是内部矛盾重重，所以蒋介石根本无法真正做到集中兵力，即使集中了兵力也无法做到协同作战。

毛泽东把集中兵力这一教科书中的原则神奇般地转化为制敌韬略。他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怎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要保密的。

九 先打弱敌 后打强敌

　延安枣园杨家岭。

　　在延安普通的窑洞中，毛泽东曾居住了多年，他的许多经典军事著作都诞生于此，在窑洞前的石桌旁，他的许多重要谈话也发表于此。

　　1947年春，毛泽东与几位部队指挥员围着这张石桌有一次谈话。毛泽东说：“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三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这是毛泽东在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指挥作战、指导战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1928年初，刚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对根据地建设和红军作战原则有过一番深入的思考。他用老百姓的小话题道出了红军行动的大道理。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兵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较弱。所以，我们就来上一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到江西去。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的。井冈山的西面是湖南，湖南当时有国民党军20个师和2个教导团，基本都是本省军队，战斗力较强。江西的国民党军只有3个师，又都不是本省军队，战斗力较弱，曾屡屡败于红军手下。与赣军作战，红军胜券在握。

　　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成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1928年6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开始对井冈山发动“会剿”。毛泽东把“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的作战原则发展一步，提出了“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的作战方针。确定以小部兵力钳制湘军，集中力量打击来犯的赣军。

　　红军主力在龙源口迎击赣军3个团，正面进攻，结合侧后迂回，将其全部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长杨如轩、杨池生率余部狼狈逃窜。根据地人民兴高采烈，唱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关注的是革命的本钱，决不做赔本买卖。弱小的红军势单力薄，又必须多打胜仗才能发展壮大，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避开敌人主力，拣弱的打。

　　敌强我弱的形势，到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时更显突出。面对国民党正规军重兵集团，毛泽东将“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的战法再发展一步，形成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作战原则。

　　要打弱敌，关键在于善于找到弱敌，确定正确的作战方向和作战对象。毛泽东说：“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因此，先打弱敌，又与诱敌深入等战法的密切运用相关。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面对的是国民党军20万大军。在青塘，中共苏区中央局曾多次开会，最终采纳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意见。可究竟先打哪路敌人，意见分歧很大。一种意见主张先打第19路军，理由是第19路军只有两个师，位置孤立。但毛泽东认为第19路军战斗力较强，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而第5路军王金钰部虽有五个师，但初到江西，水土不服，人情地形不熟。毛泽东主张先打第5路军。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反对者搬出了军事教科书的条文作为依据：“只有战略进攻者可以自由选择进攻的时间和目标（或地域），而战略防御者，则必须以主力对敌之主力，不打败敌人的主力，即不能完成战略防御的任务”。毛泽东则以《管子》中的一段话拒之：“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他说：我们现在力量不强，本钱不够，只能择敌人弱点打破。

　毛泽东最终说服了众人，最终一战而胜，歼敌王金钰部一个整师和一个旅大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作战指挥的基本方针之一是“避敌主力，先打虚弱”，但并不是绝对的。他既强调先打弱敌，更强调先打好打之敌，并具体给出了衡量好打之敌的三个标准：一是敌人疲劳了，二是敌人发生过失了，三是比较的缺乏战斗力。因此，先打弱敌是相对的，先打好打之敌才是这一原则的最高境界。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继续运用这一原则，确定了“打分散孤立和运动中的日军”的方针。八路军在平型关、雁门关、黄土岭等战斗中，贯彻这一方针，给予分散孤立和运动的日军以沉重打击。

　　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作战原则又有了新的发展。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正规部队有86个整编师，其中有22个整编师是美式装备或半美式装备，火力、机动力远远强于解放军。因而解放军对国民党军主力作战时，往往能够打到敌人，包围敌人，却难以消灭敌人。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但是国民党军部队战斗力参差不齐，进攻中又常常以杂牌军打头阵，且部署分散，这就给予了解放军在运动中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战机。

　　1947年1月，蒋介石集结重兵23个整编师60个旅计45万余人，组成三个突击集团，从南北两线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宣称：“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华东野战军被压缩在沂蒙山区的狭窄地域，腹背受敌，处境艰难。

　　毛泽东最初设想是集中主力迎击南线国民党军进攻主力欧震集团。他给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算了一笔细账：在欧震集团中，可能进攻的有22个旅，“战力较强者约八个旅，较弱者约十四个旅。如我能首先歼灭较弱之十四个旅，此次进攻即算打破，然后再歼较强之八个旅，便很从容。”毛泽东要华东野战军每次歼敌三至四个旅，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国民党军也汲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将战斗力很强的整编第11师、整编第74师等部与战斗力较弱的部队混合编组，缓缓推进。华东野战军数次都无法剔出弱敌予以歼灭。

　　南线战事陷入僵持时，北线却出现了绝妙的战机。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趁华东野战军主力聚集南线，而孤军冒进，深入到了莱芜地区。李仙洲集团由2个军和1个整编师组成，兵力不及欧震集团的一半，而且均不是国民党军的精锐，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是一个分散且较弱好打之敌。

　　华东野战军果断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以一部兵力钳制南线之敌，主力迅速北上，歼灭李仙洲集团。

　　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并电授机宜：一个星期至10天内，主力原地休整，对外摆出准备打击南线敌人模样，待北线敌人深入，全军再秘密北上，首先解决李仙洲集团，然后全军回头南下，大批歼灭已经进入沂蒙山区的南线敌人。“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

　　华东野战军主力沿山区小路，昼伏夜行，秘密进入莱芜地区。当国民党军觉察到解放军的行动时，华东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李仙洲集团的分割包围。

　　激战三天，华东野战军以16比5的绝对兵力优势，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李仙洲集团5.6万人。被俘的国民党军一个团长沮丧地说：“就是捉5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工夫啊”。

　　先打弱敌，不但有效消耗着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不断增强着解放军的作战能力。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国民党军或数路进攻，各路相距不远，或数路防堵，各路相距很近，解放军一度打不了仗或打不好仗，较为被动。此时毛泽东将先打弱敌的原则予以变更，形成两种情况，两种打法，“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并重”新的作战原则。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给敌以歼灭，就是将敌人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毛泽东指出：“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就是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一定速战速决，打残敌人，使敌短期内难以恢复战斗力，同时也可减少我军之战斗伤亡。这是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军进攻，且各路敌军相距不远情况下应采取的方针。

　　在这种作战原则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灵活选择歼敌对象，灵活选择歼敌方式，歼敌的力量越来越强，歼灭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被毛泽东收入“十大军事原则”，并将文字规范为：“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

　　对国民党军作战如此，对美国军队作战也是如此。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定的基本作战原则，同样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依据这一作战原则，志愿军在运动作战中，连续取得了五个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朝鲜战局，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一直打到三八线，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战争的进程也表明，志愿军对战斗力较弱的敌人作战，胜利是有把握的，几次战役都是由此打开了战局。

　　在中南海彻夜灯火通明的菊香书屋里，毛泽东认真思考着破敌之策。他的答案是打小歼灭战。 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时，将这一作战原则形象地比喻为“零敲牛皮糖”。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牛皮糖是湖南一种糖块，稻米精制，粘力很强，一般是几斤或十多斤重，吃时须用铁锤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出身湖南的毛泽东巧借此法，形象地说明了对美国军队作战的原则。“零敲牛皮糖”因此成为打小歼灭战的代名词。

　　志愿军贯彻“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1952年秋季，在统一计划下，全线发动战术性反击作战，同时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60个阵地进攻77次，歼敌2.7万余人。

　　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和军委贺电，予以高度赞扬，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兵法之道，变则通，通则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道理简单，运用困难。但毛泽东却将它发挥至极致，运用至化境，并上升到改变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高度。战法决定进程，时间决定结局，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局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转换中被牢牢掌控在毛泽东的手中，直至夺取战争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对这一过程有过一次很好的描述：战争初期要小打，集中十倍八倍的兵力先消灭敌人两个营，两个团，两个师，有了经验，有了把握之后，再逐步扩大，逼着敌人逐步增兵，一个一个吃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