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复制链接]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无论是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所实施的外线进攻，还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恰当地选择跳出的时机、外线作战的方向与所要进攻的敌人。这是把握外线作战主动权的关键。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独具慧眼，拥有高人一筹的精准判断力。但是，这种判断力也曾受到怀疑，甚至被否定。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掌握党和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分兵把口，以笨拙、消极的阵地防御，对抗国民党军优势兵力以堡垒线为依托的步步推进，使得红军处于内线防御的极端被动地位。

　　时值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第19路军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被解除兵权的毛泽东立即提出一个气势恢宏的“进攻的外线作战”方案：红军主力跳出国民党军的堡垒线，兵分四路，出击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部队。遗憾的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

　　有此上策不用，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步履维艰。到了1934年6月下旬，红军在广昌会战中失利，战局岌岌可危。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中策，依旧是外线出击的战略。他建议：红军主力立即转到外线作战，向湖南中部前进，以战略进攻调动进入江西苏区的敌军至湖南消灭之。但这一建议又一次遭到了否决。后来毛泽东曾非常感慨地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全国抗战时期，已是八路军、新四军统帅的毛泽东，开始将自己的内外线作战理论有效付诸实施，并依据形势的变化，赋予它新的内涵。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日本侵略军处于外线的战略进攻地位，中国军队则处于战略内线的防御地位。而日军后方却是大有可为的天地。毛泽东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为八路军、新四军确定了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全民游击战争的总任务。

　　挺进敌后，形成了敌我力量在内线与外线犬牙交错的状态，也形成了正面抗战与敌后抗战在战略上两面夹击日军、相互配合的态势。八路军、新四军等在敌后战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感受到来自背后的巨大威胁。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中其在关内侵华兵力的58%至75%和伪军的几乎全部，对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扫荡”、“蚕食”和“清乡”。

　　毛泽东又在指导抗日军民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中施展“围魏救赵”的方略。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此时的“围魏救赵”，就是在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时候，抗日根据地以一部军队协同地方武装采取坚壁清野等方法，坚持内线作战，疲惫、消耗日伪军，主力则跳出日伪军合围，到日伪军后方去，向日伪军“来的一带地方”展开积极进攻，内外结合夹击日伪军，迫使进入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回援。

　　毛泽东的围魏救赵方针，为他的将领所深刻领悟，并翻新出了不同的战术方法，导演出了一幕幕现代战争史上游击战争的奇观。

　　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刘伯承的方法是：敌进我进，打磨盘，摸敌人的屁股；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罗荣桓的方法是“翻边战术”，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的方法是“到敌后之敌后”，主力转入日军深远后方作战；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粟裕的方法是：“以进为进”，主力撤至敌军“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弱点，机动地予以打击。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内外线作战理论更加丰富多彩，大气磅礴，何时内，何时外，为何内，怎样外，灵活变化，因势而用。当内线能多消灭敌军，就暂时在内线多打胜仗，当外线能创造更加广阔的天地时，他一定出奇制胜。毛泽东从不因循机械的定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当方式。

在毛泽东指导下，苏中战役，粟裕巧妙调度指挥，华中野战军充分发挥在解放区内作战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以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七战七捷，共歼敌5.3万余人。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苏中战役，以及其他战役都证明，依托解放区，实施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一般能够以较少的代价取得重大的胜利，而脱离解放区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则代价较大，胜利的把握也少。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根据战争前四个月的作战经验和敌我力量对比，确定了新的作战原则，就是：选择作战地域，应以便利歼敌为前提；转入外线作战的时机，应该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程度相联系。

　　全面内战开始后的一年中，人民解放军依托解放区实施内线作战，共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为370万人，正规军由200万人减为15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

　　敌我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使毛泽东得以将早已成竹在胸的外线战略进攻计划提前付诸实施。他不待国民党军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不待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和装备超过国民党军，立即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用陈毅元帅话说，就是“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汤”。

　　1947年6月30日夜，月明星稀，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然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蒋介石手忙脚乱，急调部队封堵。毛泽东看上的是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心地带，挺进大别山可直接威胁上海、南京。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的两大集团称作两个拳头，而将中原称为国民党军的胸膛。他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狠狠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石破天惊的一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夺路抢隘，千里跃进，终于到达大别山，并以顽强的战斗粉碎敌人的围攻，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要求刘邓大军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孤军深入敌人的深远后方。刘伯承对此感叹说：这一行动“史无前例”。时任美国军事记者的贝尔登则惊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高明出色，“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这一事件上堪称大师” 。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部署，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进军豫西，全力配合刘邓大军行动。三路大军逐鹿中原，在江、淮、河、汉之间构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一下把国民党军的部署扯得七零八落。

　　而在内线，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在陕北，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胶东紧紧拖住国民党军重兵集团。

　　人民解放军形成了三路大军中央突破，两路大军两翼拉开的战略格局。外线出击与内线作战相互配合，战争的天平由此彻底向人民解放军一方倾斜。

　　毛泽东因此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如此壮丽的战争画卷，令人不能不热血沸腾，浮想联翩。从井冈山的围魏救赵，到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从抗日战争的敌进我进，最终到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毛泽东的内外线作战理论在实战中成熟，在实战中发展，引导着中国革命战争闯过激流险滩，不断走向胜利。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

　毛泽东既是杰出的军事统帅，又是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将深奥的战争哲理，用最浅显的语言和最生动的实例，解剖得一清二楚。阅读他的军事著作和听他的讲话，往往在精神享受中获得理论的升华。

　　1947年3月，毛泽东曾这样解释保守地盘与歼灭敌人的辩证关系：“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番谈话，充满了军事辩证法。与毛泽东并肩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用兵之道，一语概之：毛主席用兵，是“歼敌为主，略地次之”。

　　1930年1月，江西、福建两省的国民党军对闽西这块根据地发动“会剿”。毛泽东主持红4军前委会议，研究退敌之策，决定避敌锋芒，部队转进赣南。

　　红军主力不战而退，中共闽西特委感到难以理解，写信要求红4军留下，巩固刚刚建立起的红色政权。毛泽东给闽西特委回信一封，只有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听起来似乎非常矛盾，但毛泽东说：“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充分利用红军机动作战的特长，以我动带敌动，进而歼灭敌人，巩固苏区，这是毛泽东早期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会剿”、“围剿”的重要作战指挥原则。

　　果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江西“会剿”部队很快退出闽西，跟着红军进入赣南。离开苏区，就意味要暂时放弃苏区，必然带来苏区政权建设和人民财产的损失。这种代价，毛泽东也非常痛惜。但为了夺取最后胜利又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些牺牲。

　　到1930年10月，红军已经在赣南闽西站稳脚跟，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当时全国红军最大的战略区。红一方面军此刻也发展到9个军4万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家业大了，东西多了，力量强了，自然使得许多干部产生了新的想法。当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时，毛泽东刚刚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党内和军内，一部分人只想进攻，把暂时的退却称作 “保守路线”；地方干部则对红军已经拥有4万雄兵，在敌人进攻时却不战而退，使苏区遭受损失议论纷纷。而苏区的群众则担心红军走后，敌人残酷劫掠，对红军的退却怨气很大。

　　毛泽东后来感慨地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为统一认识，他做了大量“深入艰苦”的说服工作。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这样总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毛泽东暂时说服了大家，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毛泽东精心导演的反“围剿”作战结果。红军暂时放弃了部分土地，却赢得了行动的高度自由，创造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有利战机。红军最终不但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而且乘胜反攻，恢复失地，还扩大了苏区。苏区干部笑逐颜开，苏区群众怨气顿消。在此后进行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再也没有出现干部群众反对红军诱敌深入的情况。

　　但到迎击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主张“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指挥红军“分兵把守”，死顶硬挡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结果不仅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丢失了中央苏区。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不分时间地点一味地反对守地或略地。在必要的时刻，从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有利地位考虑，他不仅不反对争夺地盘，而且要求坚决地争夺地盘。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更是高度重视，全力经营。

　　东北地区，白山黑水，背靠苏联，西南与华北接壤，南与山东隔海相望。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高度重视。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期间，他指出：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为经营东北，在短短的四个月中，中共中央派出4名政治局委员、20名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到东北工作。中央军委先后抽调11万主力部队和可以组建100个团的干部，昼夜兼程挺进东北。

　　蒋介石同样非常看重东北。在驻华美军帮助下，国民党军25万多精锐部队开进东北，抛开“停战协议”，不顾一切，沿铁路线向北猛烈攻击。蒋介石要用军事进攻的胜利逼中共在政治上屈服。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看到，如果不给东北的国民党军以最有力的打击，在政治上就不可能争取到有利态势下的停战，更不可能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他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四平一战的意义决不在于一城一地，它牵动影响着全局。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东北战场的国共精锐部队悉数上阵，在四平地区进行了1个月的激烈争夺战。东北民主联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坦克支援下的轮番进攻，歼其1万余人，挫败了蒋介石独占东北的企图。

　　蒋介石的气焰不再那样嚣张，他被迫回到谈判桌上。四平苦战，尽管被毛泽东称为“一时特殊条件”下的作战，不能作为“一般的战略方针”。但正如毛泽东战前估计的一样，四平保卫战在政治上换来了东北战场从6月到10月四个月的实际停战局面。

　　如何处理好歼敌与攻地的关系，1946年9月16日，在这个窑洞中，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党内指示，明确指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从此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基本作战指导原则。毛泽东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来解释这一作战原则：一个人背着装满金银财宝的包袱赶路时遇到了强盗。如果他背着包袱与强盗对打，不但打不赢，甚至会被打死，财宝也会丢掉。如果他扔掉包袱，就会动作灵活，打败了强盗，也就保住包袱。毛泽东所确定的作战原则，就是把包袱扔给蒋介石，让解放军痛打对手。

　　毛泽东扔掉了包袱，蒋介石却接过了包袱，而且洋洋得意地背到了身上。他说：“现代作战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解放军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无论如何集中兵力，负隅顽抗，始终不能掌握任何重要的据点，不能占据任何重要的城市”。因此，他把打通交通线和占领城市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指挥国民党军疯狂地争夺城市，炫耀战果，尽管这种“战果”水分太大。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要稳固地占领城市，就必须有充足的守备兵力。刘伯承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种军事学说都强调，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少于机动兵力，但蒋介石要独裁，要压迫人民，就一定要加强守备兵力，其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这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他的包袱“背得越多，他就越重，就越走不动”。

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气焰极其嚣张，企图一举荡平华北。然而，随着需要守备的城市、据点和交通线不断增多，其本来拥有的绝对兵力优势在逐步分散中不断减弱，到了1946年底，可用以机动作战的部队已经不足其总兵力的一半。

　　而晋察冀军区部队则经过动员新兵和整编部队，总兵力达到24万人。虽然丢失县市40多个，但部队开始确立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轻装上阵，因而能够放手作战，歼灭敌人。

　　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晋察冀部队连续发动易县、满城战役和保定以南战役，共歼敌2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战局。

　　毛泽东充分肯定晋察冀部队的战绩，同时指示：要进一步确立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据此，晋察冀军区集中野战军主力，灵活自如地捕捉战机，各个歼灭分散孤立之敌，连续发动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敌4.2万余人，彻底扭转战局。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所强调的“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他强调：放弃城市和地盘时，要有利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无代价放弃；要边打边撤，而不是一泻千里；要有选择的放弃，在放弃中保持野战军机动作战所必需的回旋余地，创造战场。有打有放，打放自如，毛泽东精确地把握了其中的尺度。

　　于是，战局在毛泽东的有效掌控下，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4个月，国民党军占领153座城市，解放军歼敌32个旅，平均丧失4.7座城市歼灭敌人1个旅。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209个旅，其中一线攻击兵力最多时117个旅。虽然总体兵力仍占优势，但随着其深入解放区，机动兵力与解放军比较，正逐步丧失优势。

　　战争的第二个4个月，国民党军新占城市87座，而解放军也收复城市87座，双方得失相当，但解放军歼敌34个旅，已经不必丧失城市就能消灭敌人。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增加到219个旅，但用于一线进攻的兵力则下降到85个旅，不得不从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

　　战争的第三个4个月，国民党军新占城市95座，而解放军歼敌31个半旅，收复和解放城市153座，净得城市58座，已经既能歼灭敌人又能恢复部分城市。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达到227个旅，但能够担负战略机动作战的部队，南线只有40个旅左右，北线则数目寥寥。国民党军的进攻已经是强弩之末，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综合战争第一年的作战，国民党军共占领解放区城市335座，解放军收复和解放城市288座。国民党军虽多占城市47座，但却付出了112万人的伤亡代价，平均每占一城，就要损失兵力3300余人。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更重要的是，由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人民解放军赢得了作战行动的高度自由，能够避开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避免死打硬拼；能够迫使国民党军在分兵守备城市的过程中，拉长战线，分散兵力，暴露弱点；能够有效缩短自己的战线，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放手捕捉战机，大量歼灭敌人。毛泽东用放弃城市换来了敌我作战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增加到195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则由430万下降到370万。而在机动作战力量的对比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占有明显优势，这就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直到此刻，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在战略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不得不承认：“国军过去攻下一地，不论其有无军事价值，都分兵据守。如此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可惜，这种检讨来得太晚了。因为一旦他赖以发动内战的力量优势丧失，他反动统治的末日，也就指日可待了。

　毛泽东用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争历程，演绎出一部充满军事辩证法色彩的经典战争史诗。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用部分城市和地方换取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主动权，战胜了力量绝对优势的敌人，度过了解放战争最艰难的第一年。毛泽东因此而颠覆了传统的战略防御法则，确立起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战争指导原则。

　　他的这种统帅气度、这种战略思维，让他的对手无计可施，但却心服口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由衷地承认：你们的战略上凶，我们就是战略上失败了。

十四 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直接对话始见于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而毛泽东则指挥3万多红军反“围剿”，结果让蒋介石吐血而归。后因毛泽东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排斥，被解除兵权，两人暂时失去了在战场上直接对话的机会。

　　到1935年1月，毛泽东承担起统帅3 万多红军走出险境的艰巨使命。而蒋介石则亲自指挥40多万国民党军，再次对红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围追堵截。于是，毛泽东指挥的红军与蒋介石统领的国民党军在川、黔、滇、康的崇山峻岭中，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毛泽东再次以一当十，声东击西，瞒天过海，导演出一部“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写下了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遵义，这座黔北古城，北靠峻岭娄山，南临湍流乌江，西面就是名扬四海的赤水河。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遵义，成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

　　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惨痛失败和长征途中的艰苦转战，红军官兵对毛泽东的“出山”欢欣鼓舞。会议采纳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后所打的第一仗，竟然很不顺利。

　　1月19日，中央红军预定在四川泸州上游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川军阀刘湘大惊失色，派出模范师打头阵，再调集主力大举入黔，前堵后追，挡住了红军北上通道。28日，毛泽东在土城青杠坡设下伏击圈，对尾追而至的川军郭勋祺旅发起进攻。原判断川军为4个团，实际有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继续恋战，后果将不堪设想。毛泽东果断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统帅，就在于他的军事指挥从来都不墨守陈规，从来都不恪守固定的计划，敢于并且能够修正被实战证明是不可行的计划，在极度不利的局面下，变被动为主动。

　　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继而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扎西为苦寒之地。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处境极为困难。蒋介石笑了，判断红军“已入死地”，必向南北两路逃窜，立即督令北路川军和南路滇军南北夹击，务求将红军在扎西地区一网打尽。但他没有料到，毛泽东竟会声东击西，来了一个回马枪。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声东击西，是毛泽东作战指挥中运用娴熟的一种谋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他将这种谋略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转兵扎西，是要充分利用敌人常规思维判断上的失误，以自投绝地的行动，吸引国民党军追兵进入滇东北，在黔北地区的防务空虚后，再回师东进，重入黔北。

　　一渡赤水进扎西，国民党军重兵跟来，毛泽东泰然自若，一直等到各路敌军逼近，方率领红军兵分三路由扎西调头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再入黔北。红军一路夺关抢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勇夺娄山关，并以一个漂亮的回马枪，再占遵义城。面对满天晚霞和如血残阳，毛泽东登上号称天险的娄山关，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千古绝唱。

　　蒋介石暴跳如雷，他特别训令嫡系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立即北上，夺回遵义。

　　陈伙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蒋介石当然不知，再占遵义只是毛泽东为回师黔北作战所造的“势”，要聚歼冒进之敌才是他所寻求的“果”。当攻占遵义城的战斗尚在进行时，毛泽东就已紧紧盯住了吴奇伟纵队，决心抓住孤军冒进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在遵义以南的忠庄铺地区将其歼灭。

　　红军在遵义城南重创吴奇伟纵队，吴奇伟带着残兵狂逃几十里，砍断乌江上的浮桥，方才侥幸逃脱。红军再入黔北，5天内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另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再次展现了运动作战的特长，飘忽不定，出敌不意，调动和歼灭敌军。这与长征前期作战中步履维艰形成了鲜明对照。红军的胜利，使得遵义会议确立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蒋介石被红军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搞得晕头转向，实在搞不清红军的战略意图。他决定采取堡垒与挤压并举战术，令遵义以南的部队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封锁线，又令遵义以北的部队沿川黔大道加紧进攻，南守北攻，四面防堵，步步推进，首先压迫红军于遵义地区的狭小地域，然后“一鼓荡平”。蒋介石从南昌飞抵重庆，亲自执掌作战指挥权。

　　蒋介石吸取了以往的教训，特别采取了稳健推进的进攻战略。红军多次寻战，均未达到目的。毛泽东将红军分布在鸭溪地区，告诫上下要以耐心的机动来制造国民党军的错觉，寻找战机。

　　蒋介石判定红军在黔北地区徘徊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召令各路纵队对红军实施决战。周浑元纵队放胆前进，集结鲁班场，态势突出。毛泽东决定先打周浑元纵队。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周浑元3个师龟缩固守，双方形成对峙。

　　蒋介石大喜过望，认定抓住了红军主力，要求周浑元固守待援，急令各部迅速向鲁班场推进，务必聚歼红军于一役。然而，就在蒋介石各路援军蜂拥而至的时候，毛泽东却突然指挥红军连夜秘密西进，来到了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喝上了纯正甘洌的茅台酒。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一渡赤水，毛泽东“调”国民党军离黔北，入扎西；二渡赤水，毛泽东再“调”国民党军回黔北，蒋介石在“精明”中却总是办着糊涂事。毛泽东以动制静，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与敌周旋，实现了自己的意图，诱使蒋介石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将主力全部调至黔北地区，从而给红军留出了机动作战的充分空间。

　　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毛泽东用一个团的兵力虚张声势，大造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假象，主力却隐蔽在山沟密林中。蒋介石断定红军入川定要北渡长江，他再次命令川军前堵，中央军后追，又从黔北追到四川古蔺，要在川南构成新的包围圈。

　　毛泽东又把国民党追兵从黔北“调”到了川南。3月22日红军四渡赤水，重入黔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红军与国民党追军相向而过，向着遵义、仁怀之间地区疾速前进。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三渡赤水是公开的，意在调动国民党军入川南；而四渡赤水则是秘密的，意在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在广阔的空间中寻求机动。毛泽东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活动”。四次渡赤水河，一个“调”字，被毛泽东用神了。

　　坐镇重庆指挥“追剿”行动的蒋介石苦思冥想，认为再也不能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打圈子了。他再次调集各路部队在黔北地区布下重重防线，要以不变应万变，用铁壁合围对付佯动机动，准备将红军“一网打尽”。他认定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遂带上夫人宋美龄和数名大员由重庆飞抵贵阳设立行营，亲自指挥“最后决战”，并宣称：“共匪已是强弩之末……已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然而，蒋介石还是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这次毛泽东放出红9军团伪装主力，在马鬃岭地区大造声势，示形于东北，造红军主力再入川南北渡长江的错觉。红军主力则秘密穿越遵义、仁怀大道，向南疾进，突然渡过乌江，再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击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