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翔
总部设在伦敦的非盈利会员组织 AccountAbility 只有 11 年历史、40 名员工，但名气很响。这不仅是因为它的 350 位会员中包括了通用电气、可口可乐和 BP 这样的大企业，而且无论是在商界，还是政府，这家组织发出的声音都会得到小心翼翼地倾听和分析。许多 500 强公司的高管总是细细阅读它编撰的“年度公司责任排名”（与《财富》（英文版）合作，参见《超越利润》一文）；政府首脑也把它发明的国家责任和责任竞争力指数列为重要的决策依据；它发布的许多报告已经成为责任领域制订全球标准的基本框架。总而言之，在企业责任得到全球性关注的大背景下，这家以推动责任创新为使命的机构正在享受其如日中天的声望。同时，它也在世界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拓展其业务疆界和深度，其中包括将与《财富》（中文版）合作进行的首次“中国企业责任调查”。
对越来越多的 CEO 而言，AccountAbility 有关责任的声音确实与众不同。它不鼓励企业大肆“行善”，也不以揭黑为荣，而是始终围绕“企业管理层对公司行为负责”这一中心，致力于建立责任领域的“公认会计准则”。换句话说，它试图建立一种全球性的责任标准，鼓励企业家将责任与业务目标相结合，并在责任领域做出最精明的选择。在接受本刊编辑黄翔的采访中，AccountAbility 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西蒙•扎迪克（Simon Zadek）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我们的目的不是给企业抹黑，而是要让 CEO 认识到责任是未来竞争优势的来源。”
《财富》（中文版）问: 中国公司在两年的责任排名中的名次都不好，你怎么看？
扎迪克答: 这一排名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我们评估的是公开的数据，通常是“责任报告”，而且必须是英文的。因为所涉及的候选公司来自几十个国家和 30 种语言文字，我们只能处理一种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文字资料。在调查之前，我们事先向所有的候选公司都发了信函，告知了注意事项及可能的补救措施。遗憾的是，很多公司没有回复。
那么，名次不理想的公司的通病是，在他们公布的“责任报告”中没有说明企业责任与战略之间的关联。而推动这一点，以及保证相关信息的透明度，正是我们编制排行榜的主要目的。
问: 你们如何处理企业对于排行榜的反馈？
答: 事实上，有不少公司与我们联系，了解排行榜的更多信息。也有一些没有包括在排行榜之列的公司要求我们为它们进行评估和评级。所以，我们十分希望与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所有公司进行对话，共同推动这一事业。
问: 你们从事咨询业务吗？
答: 我们不是商业企业，不提供咨询服务。我们通常只是与公司交流和组织培训。比如，我们很高兴地看到，BP 公司已经把责任评级作为公司的一项管理培训工具。
问: 市场上也有其他从事推动“企业责任”的机构，你们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答: 作为非盈利机构，竞争者越多越好。现有的机构大都历史比较短，而且通常是与单个的企业合作，这不是我们的做法。我们处于更上游，目标是建立有关责任的工作标准。所以，我们是一个研究性质的思想库，是一个标准组织。事实上，我们制订的许多标准都为其他机构所采用。
问: 我相信你一定与中国的不少公司有过接触。你认为中国公司要履行责任，当务之急是什么？
答: 举个例子来说，印度塔塔公司在美国收购，没有人会在意这家公司来自哪里，但中海油竞购美国的石油公司，就有人跳出来说这是一家中国公司。这就说明在西方人的偏见中，“一家中国公司”往往有特定的涵义。同时，这也说明中国公司没有积极投身到国际潮流中去，而印度公司在诸如全球反腐、建立劳工标准和环保等国际运动中却一直非常积极，这有助于促进外部社会的理解。一家公司要想成为全球性的品牌，就必须在全球各地、各个方面显示出自己的存在。而要想获得全球的信任，就需要与主要的机构，包括国际组织、社会组织，也包括其他企业，进行沟通与合作。所以，中国公司要走向全球，一开始就应该参与国际努力。这样做既能够降低商业风险，也提高企业声誉。但迄今为止，中国公司还不是很积极。
问: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的 CEO，你是如何工作的？
答: 我把 40% 的时间用于代表自己的机构出席相关的论坛，大约有 20% 的时间用于和会员机构尤其是企业会员一起工作，还有 30% 的时间用于研究和写作，剩下的 10% 用于筹集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