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回复:
“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国家力谋团结御侮,汪先生如欲辞职,尽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发表与事实不相符合之谈话?自日军侵犯东北以后,余毫无个人生命财产之观念,但因华北治安责任在身,未敢擅离职守,余为军人,负责统率大军,一切行动当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虽准备交卸,但一旦在职,不得不努力华北治安。”
张学良嗣后引咎辞职,东北军将领和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则联名愿与其共进退。汪精卫声言抗日,却在热河抗战前夕掀起政坛风波,蒋介石亦在日记中称其“不顾大体”。
1933年2月22日日军协同满洲国伪军全面进攻热河,
热河抗战爆发了。
汤玉麟闻风立刻动员全军二百多辆军车,搬运鸦片私产,力求完脱。汤部溃不成军,日军仅以128名
骑兵为先锋,轻取热河省会
承德。
3月7日,张学良上呈中央辞职:(节录)
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
[3] 3月10日,保定会议,张学良辞职照准。
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陷,下野赴欧洲进行戒毒治疗,汪兆铭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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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满洲国成立
主条目:
满洲国
满洲国皇帝
溥仪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
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
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当时关东军以复兴
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
11月10日,溥仪从
天津出发,
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
满洲国正式成立。
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
新京(今
长春),年号定为“
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张景惠的公馆发表。
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
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仪式在新京举行,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满洲帝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
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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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各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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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国民政府 [
编辑] 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
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
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
王正廷向日本公使
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
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
编辑]
中国共 产党 9月20日,中国共 产 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代)王明发表“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
9月22日,中国共 产 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抗日。
[
编辑] 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根据当时张学良秘书处机要室主任
洪钫和东北军旅长
何柱国二人的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
铣电《铣电》的存在也还难于论定:“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并按照蒋介石的这个指令,要求东北军的士兵武器一律入库,不准抵抗,致使九一八事发当晚,8000东北军面对500日军没有抵抗武器。
另外,据
何柱国旅长回忆,9月12日,蒋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空口无凭,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
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
[1]1947年,
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当中,更是铁口咬定,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不抵抗决定,只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张学良在重获自由后,还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曾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则否定了张、蒋在河北会面,因为按照蒋介石日记,9月12日蒋介石正在去武汉的船上。
[2]另外,关于张学良机要秘书的
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3],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
尽管日本在
万宝山事件和
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在接到蒋介石8月16日电报指令后,于
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
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
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
[4]张学良
1990年接受日本公共电视台
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但是,也有日本媒体认为这是由于张学良所处众所周知的特殊环境关系,他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蒋介石),只能由自己承担,因而不得不如此说。
总之,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自从东北军守
锦州开始,先后无数次向中央提出弹药、人员、资金方面的支援,结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坚决要求东北军抵抗,另一方面却分文不拔,东北军将领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要将东北军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奉系军阀的势力。其中,
东北军将领
荣臻厉词批评道:“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从财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东北军的资金,辞职下台。继任的汪精卫亦只能一面责令东北军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张学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积极抗日主张也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路线完全相左,在这种情况下,
汪精卫愤而辞职出洋。
[
编辑] 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
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当时报刊对事件及
我军不抵抗的有关报道
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为原则,以先消除
共 产 党的反对势力分裂主张,再集结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为方针。近期通过蒋介石日记的解密,根据民国史学家
杨天石先生的研究,在
北伐战争时期,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就有“三月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而日军少壮派军人后来则引用并坚信他的观点,结果当时的蒋介石与日军皆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
五三 惨 案”,北伐军对日妥协,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蒋在5月3日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蒋在5月10日的日记里,第一次亲笔写下“不抵抗主义”,但从此之后,蒋介石的日记均以“雪耻”开头。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9月20日记写道:“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9月21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耻,人定胜天。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9月26日:“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民国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由于当时中国形势复杂,蒋介石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与他在日记当中的表达的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可看出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复杂历史背景。(参见杨天石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曾经与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记中愤恨的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
[
编辑] 国内舆论
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陷落,全国哗然。
9月20日,
中国 共 产 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同日,中国共 产 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代)王明发表“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
9月22日,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抗日。
国人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也颇为不满。迨热河失守后,
胡适在《
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质学家
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当时,在广东另立中央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丢失东北,并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负责。
汪精卫与
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
编辑] 日本政府
[
编辑] 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
内阁会议。
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
自卫行动,但是
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
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
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
编辑] 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
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
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
荒木贞夫任
陆军大臣。
[
编辑]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
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
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
编辑] 国际社会
[
编辑]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
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
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
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
编辑] 美国
1932年1月7日,
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
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
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
巴黎非战条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
编辑] 民间抗日救亡运动
[
编辑] 东北抗日联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街头的标语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东北地区,各地民众及驻军纷纷奋起抵抗,较著名的有如
马占山将军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惜由于各自为政,遭到日军一一肃清,东北三省遂于民国二十一年初全部沦陷。
[
编辑] 游行集会
9月28日,
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
编辑]
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
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
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
编辑] 文艺作品
张寒晖作词,作曲的《
松花江上》。
蓝莲花。
[
编辑] 九一八事变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
1991年9月18日在
沈阳开放了
九一八事变陈列馆。前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
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写下“以和为贵”,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日本首相。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
9月18日订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市从
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
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目前,已有
哈尔滨、
长春、
昆明、
合肥、
杭州、
乌鲁木齐、
南昌、
齐齐哈尔、
金华、
本溪、
太原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
[
编辑] 近代对事变起因的探究
史学家
唐德刚则认为张学良的“易帜”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书缘与人缘一书曾评论:“张少帅未尝不可效当年
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于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作了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不见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而张学良之所以能有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无其心难测的上司,中缺争权夺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属,日常行政处事,一切为国、为民、为‘系’,也就是为著自己,他没有搞‘勾心斗角’的必要。”
李宗仁将军则认为“
中原大战”是一个关键。因为中原大战蒋介石与
冯玉祥、
阎锡山的势力不相上下,张学良入关与否,自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随后东北军入关,东北空虚,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机。
根据日本史料的公开,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早就蓄谋已久,侵略东北地区的秘密策划一直没有停过,而当时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则认为1931年为侵略东北地区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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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参考来源
^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1931年9月20日,......三时赴中央谈话会商应付办法,并发致粤通电,促共谋团结御侮;又定23日全国下半旗纪念国耻....”
^ 革命文献.三十四辑.罗家伦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出版.1196页
^ 张学良文集.一册.毕万闻.新华出版社.1992年.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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