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试点“非婚生子女专项保障金”政策引发争议，部分民众质疑“用纳税人的钱养别人家的孩子”，折射出公共政策制定中民意缺位、权责失衡的深层矛盾。此类现象绝非个案，其背后暴露的“权力主导式”决策逻辑，正加剧社会信任裂痕。如何让政策回归公共性本质，已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命题。
一、民意失声：政策制定中的“单向输出”困局
当前，部分地方政策制定仍陷入“闭门造车”的窠臼。东莞市政府15份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稿遭遇“零意见”的尴尬，表面看是公民参与意识薄弱，实则是民意互动机制形同虚设。当政策制定者将官网作为唯一意见征集渠道，却忽视微博、社区等民意聚集区时，本质上已构成对公众表达权的隐性剥夺。
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政策以“技术性理由”掩盖民意排斥。如河南延津县因扬尘管控要求“错峰收花生”，基层人员却以“领导检查”为由传达，最终演变为舆情危机。这种“选择性沟通”暴露出权力运行中的傲慢：政策制定者既未深入调研民生痛点，又缺乏将专业术语转化为民众语言的能力，导致政策意图与公众认知严重错位。
二、权责失衡：纳税钱使用中的信任危机
公共财政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当权力凌驾于民意之上时，纳税人的钱便可能沦为权力任性的工具。某市育儿补贴政策因限定婚姻状态引发争议，本质上是对非婚生育群体权益的制度性歧视。此类政策虽以“维护公序良俗”为名，却忽视 《民法典》确立的平等原则，更与国家鼓励生育的普惠导向背道而驰。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财政支出的透明度缺失。民众无从知晓资金分配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更无法监督执行过程中的利益输送。当“突击花钱”“重复补贴”等现象屡见报端，公众对公共财政的信任必然消解。延安城管局豪华办公楼与“临时工背锅”事件，正是权力滥用与财政监管缺位的典型注脚。
三、破局之道：构建“双向奔赴”的治理新生态
破解政策制定困局，需从三方面着力：
1. 健全协商机制，打破信息壁垒
借鉴成都“公园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经验，建立“政策草案—民意征集—专家论证—人大审议”的全链条协商机制。如深圳医保局在制定非婚生育保障政策时，可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社会影响评估，通过社区听证会、线上问卷等形式收集多元声音。
2. 优化参与渠道，激活民意动能
突破传统官网的“数字形式主义”，在抖音、小红书等年轻群体活跃的平台开设政策讨论专区。浙江“民生议事堂”模式值得推广，通过“代表委员+社区网格员+专业律师”的组合，将政策解读与矛盾调解深度融合。
3. 强化法治保障，筑牢监督防线
落实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将公众参与列为决策法定程序。针对争议性政策，建立“异议备案—重新评估—动态调整”机制。如某地垃圾焚烧厂选址引发群体事件后，政府及时启动环境影响后评估并调整方案，正是法治思维的体现。
●结语
公共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民心向背。当某市育儿补贴政策因忽视非婚群体权益引发争议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制度漏洞，更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唯有将“官民对话”从口号变为行动，让政策制定回归公共价值本源，才能真正实现“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毕竟，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让任何群体在政策制定中被“静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