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儒家出伪人、墨家出伟人”当作流行判断，其实是在对比两种治理伦理与组织机制在现实中的副作用与成就画像：前者更依赖道德话语与礼制秩序，容易被“表演性道德”侵蚀；后者以功利—后果与严格纪律为导向，更能产出可被看见的牺牲与实绩。当然，这是一种概括化的视角。
一、形成这一判断的思想—历史逻辑
•伦理取向上的反差：儒家重“爱有差等”与“克己复礼”，强调名分、秩序与德性修养；墨家倡“兼爱”“非攻”“尚贤”“节用”，以功利—后果与平等关怀为基准，更贴近底层生计与反战实践。前者在权力—礼制框架中更易被“仪式化”，后者在行动—工程—守城等场域中更易以“成效”自证。
•制度承载的不同：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被吸纳为帝国意识形态与官僚制正当性来源；墨家重技术、重组织、重纪律，与皇权“尚法用术”的逻辑存在张力，故在政治整合中趋于边缘化。制度路径的不同，塑造了“话语型道德”与“实践型苦行”的两种社会印象。
•评价维度的错位：社会更容易记住“可见的牺牲与工程”（如止战守城、节用利民），并将之归为“伟人”；而“维系日常秩序、缓冲君权、提供教育文化”的漫长之功，常被忽视，进而放大了“儒家=伪、墨家=伟”的刻板观感。
二、典型文本与历史片段的支撑
•先秦诸子已见分歧：孟子批评“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凸显儒墨对“差等/平等”的价值冲突；韩非子谓“儒以文乱法，墨以武犯禁”，点出二者在秩序—技术两翼的张力与风险。
•墨家“行动伦理”的鲜明案例：墨子止楚攻宋、讲求“兼爱非攻”并以守城术付诸实践，体现“以行证言”的群体画像；其“尚贤”“节用”“节葬”等主张，强调可检验的公共效益与节俭治理。
•被政治整合后的儒家两面：董仲舒以“天人三策”等为皇权提供正当性，儒家成为“秩序—教化”的操作系统；其历史角色既有“粘合社会、培养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在权力结构中“被工具化”的风险。
三、近代以来的再评价与“伟人”叙事
•在“救亡图存”的语境中，梁启超、胡适等重估墨学，强调其“兼爱、尚贤、非攻”的现代性；毛泽东称“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并将“尚贤者，政之本也”与“不劳动者不得食”等理念并举，凸显墨家“重劳、重实、重公利”的精神气质对近现代政治伦理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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