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历史维度审视，古代的彩礼（古代称为“纳徵”）最初是作为婚姻缔结的凭证出现的。《仪礼·士昏礼》中详细记载了“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礼，其中“纳徵”具有法律确认的意义。然而在当代社会，婚姻登记制度已完全取代了这一功能，彩礼失去了其最初的制度价值。更值得关注的是，传统彩礼习俗建立在“从夫居”的家庭模式基础上，带有明显的补偿性质——女方家庭因“失去”劳动力而获得经济补偿。然而现代城市生活中，独立居住的核心家庭已成为主流模式，再婚家庭往往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传统彩礼的补偿逻辑失去了现实基础。
·《中国婚姻家庭调查报告》显示，70%的受访者认为婚姻幸福与彩礼无关，而与双方家庭的和谐相处密切相关。尤其在城市环境中，再婚已成为个人追求幸福的正常选择，而非需要“补偿”的“瑕疵”状态。将初婚中的彩礼习俗简单移植到再婚场景，不仅无助于婚姻稳定，反而可能强化对再婚女性的物化与歧视。正如某位再婚女性在采访中所言：“我不是图钱，但彩礼至少能让我觉得被重视”——这句话折射出部分再婚女性将彩礼异化为“重视程度测量仪”的心理误区。
2.从当今大众视角来看，再婚女士索要彩礼会助长女士通过再嫁“骗取钱财”的心理，对社会的道德底线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3.从经济理性角度分析，城市再婚女性通常在经济上更为独立。数据显示，二线城市离异女性购房率三年内增长了217%，这一群体对婚姻的经济依赖度显著降低。在此情况下，索要彩礼更多是出于象征意义而非实际需求，却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和权力失衡。某婚恋平台调研显示，72%的男性批评“经济杠杆化婚恋”，认为这扭曲了婚姻本质。尤其当再婚双方均有婚前财产或子女时，彩礼的给付可能引发复杂的财产纠纷，为婚姻埋下隐患。
4.从性别平等视角来看，坚持索要彩礼的做法与当代性别观念进步背道而驰。传统彩礼隐含的“男方赎买”意味与现代社会倡导的性别平等原则存在根本冲突。对于已经经历过一次婚姻的城市女性而言，接受彩礼可能意味着默许婚姻中的不平等地位，这与她们通过离婚摆脱不幸婚姻、追求更平等关系的初衷相矛盾。一位社会学研究者尖锐指出：“当38岁的李某将彩礼转化为子女教育基金时，代表了时代的变迁——人们开始寻求传统要素与现代机制的创新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