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宗教信仰民族的影视文学作品践踏道德底线”这一议题，需结合社会背景、文化差异及创作伦理进行多维度分析。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一现象并非孤立存在，其背后涉及复杂的文化逻辑和现实动因：
一、道德失序的深层动因：信仰真空与价值迷茫
1.后现代社会的精神困境
在传统宗教信仰式微的背景下，部分创作者陷入价值观真空状态。如王岳川教授指出，后现代语境中“时间即金钱”的效率崇拜取代了传统道德训导，导致文艺作品出现“比坏”“比财富”的倾向 。这种现象在无宗教传统的创作群体中尤为明显，例如某些网络短剧通过“保安逆袭成首富”“下药上位”等荒诞剧情，消解了勤劳、诚信等基本道德准则 。
2.工具理性对神圣性的消解
当创作完全服务于流量和商业利益时，神圣道德往往被解构为可交易的符号。例如《天蓬元帅之大闹天宫》将道教神灵塑造成偷情、滥权的形象，本质是将宗教元素降维为猎奇工具，折射出缺乏信仰敬畏的创作心态 。这类作品不仅违背《电影产业促进法》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条款，更将道德伦理异化为戏剧冲突的消费品。
二、文化冲突的具象化表达
1.传统伦理体系的断裂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研究显示，许多民族通过神话、礼仪等载体维系道德体系，而当现代影视创作脱离这些文化根基时，易出现伦理失范。如《熊猫历险记》虽触及生态伦理，却因对藏族文化的符号化呈现，削弱了传统“万物有灵”信仰对行为的约束力 。
2.跨文化传播的认知偏差
部分无宗教背景的创作者在处理信仰题材时陷入误区。如某些剧集将“无信仰者”等同于道德虚无主义者，刻意安排其使用童兵、人肉炸弹等极端手段，这种设定既违背历史常识（中世纪宗教战争同样存在类似暴/行），也暴露出对信仰伦理的片面理解 。此类创作实质是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信仰VS无信仰”的二元对立。
三、创作机制的结构性缺陷
1.资本逻辑对道德叙事的挤压
短剧市场的野蛮生长催生“三分钟反转”“狗血伦理”等创作模式，例如部分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放大“豪门虐恋”“暴/力复仇”等内容，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这种机制下，坚守道德底线的作品反被边缘化 。
2.审查与自律的双重失效
尽管《刑法》第250条明确禁止出版物侮辱少数民族习俗，但执行层面仍存漏洞。如《天蓬元帅》剧组在道教界抗议后才下架，但主创从未公开道歉，反映出行业惩戒机制的缺失 。同时，部分创作者将“无信仰”等同于“无禁忌”，误将突破道德边界视为艺术创新。
四、道德重建的可能路
1.重构“人类性”叙事伦理
王岳川提出的“人类性”概念强调超越个体私欲的普世关怀，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通过苦难实现救赎的路径异曲同工。创作者应如阿廖沙般，在理性与神性间寻找平衡，通过作品传递“即使没有上帝，也要活出神圣”的精神力量 。
2.激活传统文化的道德资源
少数民族电影中对“原生态”伦理的呈现（如藏族对自然的敬畏、傣族“赕佛”仪式中的互助精神）证明，非宗教体系同样能孕育道德自觉 。关键在于将传统伦理转化为现代叙事语言，而非简单移植宗教符号。
3.建立分级创作伦理准则
参考《涉及伊si兰教出版物管理通知》的经验，可针对不同题材设立道德审查阈值：历史题材需尊重信仰情感，现实题材则强化社会责任。同时鼓励如《等待戈多》式的创作——即使表现信仰危机，仍保持对人性救赎的终极追问 。
●结语
道德底线的坚守与否，本质上与是否具有宗教信仰无必然关联。真正决定作品伦理高度的，是创作者对人性尊严的敬畏、对文化传统的自觉，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当影视文学不再将“无信仰”作为突破道德藩篱的借口，而是将其转化为探索现代人精神困境的镜鉴时，方能在解构中实现重建，在质疑中孕育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