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复制链接]

一个泣血上访的忠臣孝子(1)

　　明神宗万历朝，有一个著名的孝子，他的孝顺行为，和汉文帝时那个进京要求代替父亲接受肉刑的孝女缇萦有一比。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有一个叫钱敬忠的举子，会试中式，却故意不参加殿试。这当然很蹊跷，因为会试中了的人，只有参加殿试才能成为进士，而会试者只要不犯触怒圣颜的大错，一定会中进士的，只是排名和会试有差别。他为什么放弃到手的功名呢？

　　原来他想以此举引起皇帝和朝廷注意，为尚在狱中的父亲申冤。

　　他的父亲叫钱若赓，曾经在礼部任职，是个司局长级别的官员。因为万历帝选妃的事情上书直谏，话说得不好听，得罪了皇帝，万历帝想找个理由杀掉他泄愤。皇帝也不能随随便便要臣子的脑袋，如果因为臣子直谏而被杀，皇帝担心后人的评价，所以一定得瞅准时机。

　　不久，钱若赓被派到江西，做临江知府。这地方是鱼米之乡，比呆在京城做一个礼部郎官实惠多了，我猜大约这也是皇帝的安排，当一方郡守，权力大，诱惑多，不愁你不犯错误。

　　如果钱若赓贪污腐败，那就最好了，收拾他名正言顺。可这老钱还真是个清官，爱民如子，抓不到这方面的毛病。但他对强盗很严酷，用严刑捕盗，在那个年代，用这样的工作方法搞治安，从朝廷官员到普通百姓，大多会赞同他是个好官。而有些御史本来就是皇帝一条狗，蹲在宫廷大门口，说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他们很善于揣摩皇帝意图，皇帝讨厌谁，就上书弹劾，基本上百发百中。有御史终于在鸡蛋里找到骨头了，说钱若赓对强盗严刑拷打，是酷吏。皇帝见到奏章后，便开始算旧账，下令将钱若赓处死。

　　那时候官员中并不都是些墙倒众人推的玩意儿，六部和都察院有许多官员上书救他，万历帝不答应。临江府的老百姓凑钱，连年集体上访，为自己的好知府申冤，最多的一次来了千余人。你想想，一千人来到京城为一个地方官员求情多么不可想象，那时候交通不便，从江西到北京多么不容易。内阁首辅申时行知道钱很冤枉，把这样一个既得官心又得民心的好官杀掉，他也不忍心，可天命难违，怎么办？他想出来一个折衷的办法，按照皇帝的旨意给钱若赓判处死刑，但和刑部密议，每年都找个理由给他缓期执行。如此，钱若赓在死囚牢里关了三十七年。

　　钱若赓被关进大牢时，儿子钱敬忠才一岁。一个囚犯的儿子，被母亲抚养大，读书、应举，该是何等的不容易。不过那时候科举有一点让我赞叹，除了伶人、娼户等少数贱民，科举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一个冒犯皇帝的死囚儿子，硬是通过了政审，从县试、乡试、会试，一路通过没受什么影响。会试登第后，钱敬忠便舍弃了殿试机会，回家看望还在狱中的父亲，然后再返京，穿着囚服喊冤。给皇帝的奏疏送入，主管向上递交奏折的通政司认为他的言词太过于激烈了，扣下不报。——当年他父亲也是因为上奏言辞激烈罹祸。不甘心的他再次上奏，要求代替父亲去死，并且跪在午门泣血求内阁和吏部转奏，当时在京的江西人也纷纷发表公开信声援他，催促司法部门重新讨论钱若赓的案件。一个会试及第的士子，毕竟不同寻常上访农民，这件事变成物议沸腾的公共事件，万历帝也知道了。那时候他快去见他的列祖列宗了，大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下旨：“钱敬忠为父呼冤，请以身代，其情可哀。汝不负父，将来必不负朕。”于是赦免了钱若赓，让他回乡养老。

　　殿试三年一次，会试及第而耽误殿试者，可直接参加下一次殿试，因此过了两年钱敬忠参加殿试，授刑部主事，这个泣血替父亲鸣冤的孝子开始做官审理案件了。此时，万历、泰昌两任皇帝已经驾崩，进入了天启朝。

　　古语说，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门，所以万历帝觉得这样的孝子，将来肯定会成为大明忠臣，是有理论根据的。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忠孝佳话，皇帝找个理由要将一个清官杀死，幸亏底下人搭救才保住脑袋，三十七年的羁押后被释放，还得高呼皇恩浩荡、司法公正。所谓雷霆雨露，皆是皇恩，当年要杀你，关你，是正确的，如今放了你，也是正确的，应该谢恩。

　　

 

一个泣血上访的忠臣孝子(2)

　　明代这类悲情孝子还很多，最著名的则是“东林孤儿”。东林诸君子被抓后，他们的儿子纷纷想办法营救，魏大中的长子要跟随父亲入狱，大中被害后，他扶柩回乡，悲伤过度而死。崇祯登基后，东林党的后代们聚在一起，进京替父亲鸣冤，其中领袖就是黄尊素的儿子、一代大儒黄宗羲。最后阉党被清除，东林君子平反昭雪，黄宗羲带领各位孤儿到父亲当年被关押被害死的镇抚司监狱痛哭祭奠，哭声飘入宫禁让崇祯帝听到后，感叹：“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新皇帝给忠臣平反，当然是大快人心的正确之举，孤儿们和大臣们颂圣之声直干云霄，至于这些忠臣怎么会死在先帝任上，没人去细究，把所有的错误推到魏忠贤等一干奸臣头上即可，英主被群小所蒙蔽，一直是对这类平反事件最有效的解释。

　　黄宗羲的眼光超越了同时代的人，也许因家国的变故，他更能看穿朝廷所提倡的忠臣孝子之类的观点，所以他在《明夷待访录·原臣》里有这样的观点，天下的治乱，不在于一姓之兴亡，而在于万民之忧乐。由此桀、纣的灭亡，乃是天下得治的开始；秦政、蒙古之兴，乃是为乱的开始；晋、宋、齐、梁之兴亡，则与治乱者没多大关系，是单纯的改朝换代。如果为臣者对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困苦不闻不问，即使能辅君王而兴，或者随君王而亡，这样的人也未尝没有背离真正的为臣之道。梨洲先生已有这样的认识，所谓真正的忠臣不是忠于一家一姓一人，而是忠于江山社稷天下苍生。

　　

亲不亲，路线分(1)

　　崇祯朝的名臣文震孟，在应黄宗羲之请为其父黄尊素所写的墓志铭中，分析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为害极大的原因。他说，刘瑾、王振当权时，小人依附他们，还自认为是旁门曲径，生怕被别人知道。而在魏忠贤的时候，小人把依附他视为康庄大道，毫不避讳，大家都看在眼里，明了于心，只要是正人君子，为小人所恶，就会被魏忠贤仇恨，不必这人一定要有惹怒魏忠贤本人的积怨。因此一人的仇恨终归有限，而众小人的共同仇恨乃是对天下所有的正人君子，因此正人君子都被清洗难以幸存。

　　刘、王两大太监当权时，依附宦官打击政敌仅仅出于个人恩怨，到了魏忠贤当权时，迫害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人君子，乃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路线斗争。

　　这种路线斗争历史渊源很深，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京察之争开始，就有党争的影子。官僚体系中分为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这种以地域为门户本是帝制时代的政治常态，不足为奇。而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办东林书院，二人的道德、学问吸引了许多士人，以弘扬学术为主，兼及议论时政，影响越来越大。

　　东林党人，当然是以正人君子为主，但并非全部是君子，其所对垒的派系浙党等也并非全部是小人。但中国古代的正人君子有个毛病，《老残游记》中有人评论道：“清廉的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种以道德标准来划分敌我的二分法本来就很荒谬，政治远非道德评价那样可以黑白分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开始的循例考察京官，是所谓“东林”和“浙党”早期冲突最厉害的一次，原因是东林人占优势的吏部和浙人沈一贯为大学士的内阁，围绕人事大权产生的矛盾，却搞到势如水火。后来到了泰昌、天启时，沈一贯早就罢相，顾宪成已死，这种相互对垒的局面应该瓦解了。

　　但在中国古代，两拨读书人之间结下了梁子，是很难冰释的，矛盾还会随着门生故吏代代相传。东林人认为在当年京察时，自己公正廉明，而内阁大佬企图以权谋私。双方相互攻击对方结党。

　　泰昌帝皇帝位子才坐了一个多月，因沉溺女色，误服臣下所进红丸而暴毙，皇位传到那个木匠皇帝天启帝。泰昌崩驾时，泰昌所宠幸的李选侍一直在身边服侍，她不愿意搬离只有皇帝才能居住的乾清宫，希望将甫登大位的傻少年天启帝控制起来，达到干政目的。杨涟和一些大臣认为这个李选侍既非先帝的正宫娘娘，又非当今皇帝的生母，正值壮年，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皇帝住在一个宫内，祸患无穷，便让李选侍立刻搬出乾清宫，腾出来让新皇进驻。这是晚明有名的“移宫案”。

　　“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人对天启帝扫除亲政障碍，顺利即位有功，因此东林诸君子得到了重用。已经罢官的东林老人赵南星、高攀龙等重新启用，而且占据要津。赵南星为吏部尚书，高攀龙为左都御史，掌握了人事和监察大权。杨涟也擢升为左副都御史，左光斗为右佥都御史，分别为都察院二把手和三把手。其他如魏大中、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等东林君子，都是重要的部、院和科道官员，一时间，朝政基本上被东林人把持，这就是所谓短暂的“众正盈朝”。其他不合他们法眼，被视为小人的臣僚们当然心怀不满，而且提心吊胆。

　　如果真正有大政治家的气魄，此时东林人最重要的就是实现邹元标所提倡的“和衷”，不能简单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众臣，更不能以门户之见来处理政事。但掌握铨叙大权的东林人在提拔自己阵营里的“正人”同时，不忘打击报复非自己阵营的“小人”，落下了结党营私的口实。

　　尤其是吏部尚书赵南星，这人刚严清廉，这当然是很好的个人品德，可作为干部主管部门的首长，太是非、爱憎分明未必是好事。比如说魏忠贤和赵南星是同乡，看到赵已有这样的权势，希望结纳，派自己的外甥登门拜访，赵不予接纳。当时的内阁大学士、魏忠贤的得力干将魏广微，其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非常要好，在万历帝迟迟不立太子时，结成同志，不怕被罢黜，上书力谏，是万历朝的名臣。这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应当说是吏部尚书的上司，他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闭门不纳，而且对人说“见泉（魏允贞的字）无子”，并让人带话给魏广微让他好好读父亲的遗著，好将来能在九泉下有脸见父亲。那个年代说人违背父教是最厉害的骂人，魏广微能不痛恨他吗？

　　

亲不亲，路线分(2)

　　虽说是道不同不足与谋，但赵南星等东林党人此时不是简单地居家过日子，而是在辅佐朝廷，是非观当然得有，但行事应当讲究方式。像魏忠贤、魏广微主动亲近，虚与委蛇，给人家一个面子又如何。彼此同朝为臣，维系着表面上的客气，没准能利用自己的影响，使朝局较为平稳地运作。人家魏忠贤和魏广微等阉党并不是一上来就要和你刺刀见红。

　　君子和小人斗，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有君子疏小人密的原因，也多半是因为小人善于从权而变，君子刚直不阿，心中有一种所谓的道德底气，因此比较牛逼。但为政不是讲学，看到赵南星等人的表现，就能理解当年张居正，为做大事，其行事方式被人指责为走旁门左道，张居正是多么不容易。

　　东林诸君子这种“亲不亲，路线分”的行事方式，终于使矛盾激发，很快不可收拾，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尤其那些不被东林诸人喜欢的“小人”，为了自保，即使内心未必敬佩魏忠贤，也纷纷投靠，结成同盟来对付东林，东林焉能不败？所以高阳批评赵南星这样的君子，“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南明拥戴福王的大奸阮大铖，本来和东林诸君子关系不错，他是怀宁人，和桐城人左光斗是老乡。吏部给事中出缺，按年资他比魏大中更有资格接任，他原本是工部给事中，但显然掌管吏部监察的给事中权力更大。阮到处活动，这在当时也很正常。问题是他活动到魏忠贤周边，赵南星知道了很厌恶他，找个理由将阮调任，阮连原来的位子都没有保住。你想想阮能不恨他吗？于是，阮干脆倒向阉党，这哥们比一般人办事精细，担心魏有可能倒台，每次进魏府拜访时投的名刺或者写的效忠信，都费重金找魏府的仆人偷出来销毁。魏败亡时，他立马上书攻击魏忠贤。等有人向皇帝报告阮大铖也是阉党爪牙时，竟然找不出一点文字证据。

　　阮被赶到阉党阵营，崇祯上台后，阉党被清理时阮同样受到牵连，没有文字证据但口口相传他也只得去南京闲居，在南京他希望东山再起，倾心接纳名流。但又遭到东林的延续复社诸君子的打击，他们到处贴大字报，揭露阮的丑恶，要求“防乱”。《桃花扇》中有一幕，祭孔子的时候，阮大铖曲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杨维斗、沈昆铜、沈眉生等人，谁知被这些愤青打了一顿。这是写实。阮后来做了南明重臣，便立刻报复复社诸君子。

　　东林诸人，除了黄尊素外，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他们被害时固然正气冲天，让后人敬仰其气节，但千古留名又如何，朝局越来越糟糕，这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样的君子，其实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搞“亲不亲，路线分”的斗争，最终两败俱伤，于国于民都没什么好处。正邪不两立固然不错，但在具体的操作中不能绝对化。

　　

 

一位“范进”式的烈士(1)

　　天启四年、五年（1624年、1625年），魏忠贤等人将杨涟、左光斗以及高攀龙等东林人士一网打尽。这些人里面，多数如杨、左、高那样少年得志，久经宦海，从小官做到大官（高、杨、左分别是都察院的一、二、三把手，因为他们是朝廷监察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常常查阉党人士的劣迹），最后和阉党正面冲突情有可原。他们的处在要害位置，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使不主动上书参魏忠贤，阉党也难以放过他们。

　　在死难的烈士中间，有一位六十六岁的新干部缪昌期，他既不是掌管监察大权的科、道官员，也非有实权的地方官，而是掌太子奏请、讲读的左春坊谕德，是个从五品的闲职，当时的皇帝熹宗整天沉浸在木匠活里面，根本没子嗣，辅佐太子的机构更无事可干。

　　可老缪硬是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他几乎是飞蛾扑火，自己主动去当烈士的。他久困场屋，科举之路走得异常艰险，好不容易像范进那样，有了功名，却主动卷入了朝廷最大的一场政治斗争，其志节可敬，其遭遇却可叹。

　　缪昌期是常州府江阴人，现在那地方十分富裕，有个远近闻名的华西村，明清时期这地方也是经济富庶文化昌明之地。缪被抓进大牢后，感觉到自己可能不能活着出去，写了一份自传，希望“生平节略拈出与儿辈知之”，这份自传讲述了一个读书人科举之路是何等的艰难。

　　缪十四岁赴童子试，县令十分赞赏，县考、府考都是第一，取得生员资格；二十岁补廪生，在圈内已很有文章之名。可连续参加好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三十九岁那年，才乡试中举，年龄比范进中举时稍稍年轻一些。中举后又蹉跎了好些年，直到五十三岁才中进士，入翰林院。这把年纪，在今天对一般人来说都大学毕业三十年，可以退休了，而缪刚成为一名官场新兵。缪家十分贫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诸生二十余年，乡举十余年，不营产业”，家纯粹是考试考穷的，缪中进士那次进京赶考连盘缠都没有，去朋友那里借了三十两银子才能成行。

　　寻常人的想法，考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进了官场，应该有紧迫感，快点做官快点捞钱。这缪昌期也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过不是为了发财，而是尽快想成就忠臣之名。进翰林院后，他和杨涟等人交往很密，常常在一起议论朝政。“梃击案”，很多人怀疑是做太子不成的福王生母郑贵妃和其兄弟背后策划，拍郑贵妃马屁的官员说这袭击太子的人是“疯子”，主张不要再追查下去。老缪对主张这种说法的御史很愤怒，说他们为乱臣贼子开脱，因此把人得罪透了。

　　泰昌做了半年皇帝就死了，熹宗登基，杨涟上疏历数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当时昏庸之极的熹宗对魏忠贤言听计从，这样的奏折上去不但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只可能更快引火烧身。当时的首辅大学士（相当于首相）叶向高，他是缪昌期考进士时的主考官，缪算他的门生。这是个官场老油子，当然明白杨涟此举太冲动，根本撼不动魏忠贤。他也不想和魏忠贤把脸皮撕破，便对学生缪昌期说魏忠贤也有可取之处，杨涟这疏上去起不了什么作用。

　　可缪这种内心充溢着道德感的正人君子，容易犯一个毛病，喜欢把朋友、敌人，君子、小人的营垒分得清清楚楚，认为不赞成自己主张的人就不是忠臣就不爱国，他当场顶撞身居相位的老师，说持魏忠贤亦有可取之处观点的人该杀。这话当然又把恩师得罪透了，相爷恩师最后也不管他了，叶向高看到魏忠贤权势甚大，干脆告老还乡以求自保。

　　至此，缪昌期和杨涟完全成了裸体上阵打仗的许褚，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而自己毫无可资保护的战壕和铠甲。老缪不管危险日近，和杨涟、左光斗来往更密切，日夜呆在一起，有人便对魏忠贤说，杨涟弹劾魏二十四大罪的折子是缪昌期帮着起草的，魏忠贤自然恨死了他。其实这是冤枉了缪昌期，但给魏叫贤造成如此误解，是因为他此前的一贯表现。

　　

一位“范进”式的烈士(2)

　　当时缪的官运还不错，可谓“老来红”，吏部会推已经准备让他做掌翰林院的翰林学士，这个职位虽是正五品，但非常重要，是帮皇帝起草诏书的办公室主任，绝对前景远大。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杨涟、左光斗因得罪魏忠贤，被免官回乡，这样的人一般看风使舵的官员躲之犹恐不及，老缪大大方方去为杨、左饯行，送他俩出都门，明摆着不在乎魏忠贤。因此魏得知内阁要重用缪昌期时，派人到内阁威胁道：“你们难道要留住缪昌期专门送客？”

　　这一下老缪官未能升，反而不久就被削职为民，回老家江阴闲住，再过一年被锦衣卫抓到诏狱里折磨致死。五十三岁进官场，至此如黄粱一梦。

　　缪作为传统儒家文化养大的君子，立志要做忠义之臣，要养浩然之气，值得敬佩。但凭一身正气，不计安危不讲技巧就去用血肉之躯堵枪眼，往往会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这不可取，政治不是这样玩的。那时候的人最大的孝道就是光宗耀祖，让父母得到封赠，明代官员到一定的级别，朝廷会封赠三代，连官员的祖父母、父母都要赠送官衔，吏部有一个验封司专门管这事。缪昌期在没中举前，父母就去世了，他特意将父母合葬的墓志铭留下空白，不正式立碑，等着自己当官后，父母得到封赠，再把官衔刻到碑上，以慰泉下之灵。后来做到五品官时，父母有资格得封赠了，却横遭大难。因此他在自传中对死去的父母充满着内疚：“不谓逢天之谴，并夺两赠，此不孝之死不瞑目也。”

　　幸好崇祯即位后，除掉魏忠贤等阉党，又开始玩千年不变的平反游戏，来收拾人心。老缪不但被平反被追认为忠烈，而且皇帝还赠送他一个官职，詹事府正詹事，恩封三代。正詹事是正三品，这下能光宗耀祖了，可获得这个官的人已经死去好几年了，只能给阴曹地府下的他一点安慰。

　　

张溥的志大才高术拙(1)

　　明末苏州府太仓人张溥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领袖，他一生仕途不得志，但影响很大。中进士后，选为翰林院的庶吉士，这是读书人飞黄腾达一个极其重要的起点。《明史·职官志》载：“（庶吉士）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庶吉士品秩不高，没什么权力，但作为朝廷的后备高干培养，前景远大，明清两代，只有入翰苑者才能进内阁，死后谥号带“文”字。

　　可张溥做了庶吉士不久，便回到老家，再没有起复，一直通过复社的力量来影响政局。作为一个文人，没谁愿意隐居幕后，都喜欢走上前台做官，实现平生抱负。张溥这样过早地退出仕途，是不得已为之，也可以说是一个志大才高却缺乏从政艺术的文人性格使然。

　　张溥中举前，已名满天下，吴伟业等人拜他为师。崇祯三年（1630年）张溥和弟子吴伟业以及复社的同仁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一起中举，崇祯四年（1631年）他和吴伟业一起会试、殿试中式，吴伟业为榜眼，张溥为庶吉士。复社诸人开始大规模进入政坛，这应当是一个胸怀治国平天下之志的文坛领袖很好的仕途开端，但张溥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按惯例会试的主考官由内阁次辅当主考官，首辅因为要以政务为重，一般不充当主考。但当时的首辅周延儒看到此次会试天下名士甚多，想将他们收罗为门生——门生是当时政坛高官非常重要的资源，便破例自己做主考，次辅温体仁当然不高兴了。所以张溥还没有进入官场，已经被动地卷入高层权力斗争。

　　张、吴中进士后，按惯例新进士试卷要印发天下，作为《高考作文指南》之类的书供后来的举子学习，序言一定要由房师来写，以示师生名分。可吴伟业这位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的科场新贵，稿子出版后不请提携他的房师李明睿作序，而由同年中进士且名次不如他的张溥作序。这当然坏了官场不成文法，李明睿当时已经是尚书级别的官员，大怒，要削掉吴伟业的门生资格，后来吴伟业负荆请罪，风波才平息。李明睿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官场的体例，并不是仇恨嫉妒张溥。张溥作为文坛领袖，应当很了解这个规矩，开始就应当谢绝吴伟业要他作序的请求，尽管他是吴伟业实实在在的授业之师。风波起来后，对李明睿的愤怒更应给予理解，可他却很不高兴，和李明睿因怨生隙。

　　周延儒因为要笼络张溥等复社名士，对他恩礼备至，因此他才可能进入翰林院。此时，作为一个刚刚进入政坛的新进士，不管民间的声望多高，张溥聪明的做法应当是摆清自己的位置，好好在翰林院历练，依靠首辅这棵大树，等待机会。

　　可张溥太过于狂傲。翰林院的规矩，新来的庶吉士见到馆长就如见严师，见到先进翰苑的前辈要称晚进，坐在一起开会时只能老老实实坐到角落里。这和现在军营里新兵见老兵，大学中新生见老生没什么区别。可张溥大约觉得自己名气比他们都大，根本不管这一套，替天子草拟诰命敕令时，也语气太大。同馆的翰林当然看不惯，向内阁告状。首辅周延儒替他好言委婉解释，而次辅温体仁恨乌及屋，就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庶吉士本来就是照例培养的后备人才，能成才就留下来，不成才就离开呗，让张溥走人有什么难的？”

　　被内阁二把手批评了，一个新进士本来就应当自省，及时调整心态。可张溥正好相反，他搜集温体仁结交宫内太监，重用同乡等事情，草拟奏稿，让学生吴伟业上书参劾温体仁。吴伟业比他的老师脑瓜子清楚，知道自己刚刚进入朝班，去参劾一个内阁二把手实在太有风险，但师命难违，便折中了一下，将张溥的草稿有所增损，改成参劾温体仁的亲信兼同乡蔡奕琛——当时的一个员外郎。但这事的前因后果怎瞒得过官场老手温体仁？温体仁早准备重重惩处张溥，多亏周延儒拉了张溥一把。但张溥已经彻底得罪了内阁次辅温体仁这一派，再加上李明睿时时找他的茬，他没法呆下去了，崇祯五年（1632年）碰上葬亲，请假回家守制。

　　

张溥的志大才高术拙(2)

　　吴伟业作为张溥的门生，会元榜眼连捷，让天下读书人羡慕。士林盛传出自张溥门下的人必定能很快发达，这实际上是把一个品秩很低的官员放在火上烤。张溥还在京师的时候，远近的士子跑到他太仓的家里，向着北面遥拜，称弟子，请掌管复社名录的人加上自己的名字。等张溥告假回乡时，来拜见他请他收为弟子的更是络绎不绝。崇祯五年（1632年），张溥在苏州虎丘主持复社大会，自己任社长。《复社纪略》载当时的盛况：

　　“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本来守制三年，张溥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但他作为一个在籍守制的官员，这动静实在太大了。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对民间结社都是十分警惕的，对张溥这类民间意见领袖防范甚严，以在野之身，都能影响朝局，要是让他占据朝廷重要位置，那还得了。而崇祯六年（1633年），他仰仗的周延儒告老还乡，死对头温体仁升任首辅，张溥就更没希望重回官场了。

　　张溥闲居在家最后郁郁而终，是个悲剧。历史上张溥这类志大才高却终身不得志的文人还很多，苏辙对他哥哥苏轼的评价是：才高为累，道大难容。固然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没有说出来，就是这类大才子，眼高过人，对许多碌碌之辈、鼠蛇之徒瞧不起，不愿意引为同道，可官场上更多的却是这类人。在才气和志向上，张溥这种人可能高于那些鼠蛇之辈，可在从政的技术层面，张溥这类人往往是低能儿，远不如他们的政敌。从张溥初入官场的表现来看，他实在不适合从政，过早地被淘汰是很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