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 [复制链接]

好制度为什么走样(2)

　　如果明朝皇帝都像朱元璋那样对太监那样严酷，肯定会让太监怨声载道，合计起来对付皇帝，甚至还会危及皇帝的安全。一个当家的和私人秘书的关系都搞僵了，他还能睡好觉吗？朱元璋是开国皇帝，他能采取这种非正常方式控制太监，后代哪有这种能力？决心当一个好皇帝的建文帝，“御内臣甚严，诏出稍不法，许有司械闻”。这完全是按照皇帝爷爷的既定方针办，建文帝算是孝顺的孙子。可时势异也，他没有爷爷的威望、能力和经验，还坚持祖制肯定会碰钉子。果然，他叔叔朱棣起兵造反后，宫内的太监痛恨建文帝太严厉，身在曹营心在汉，纷纷和朱棣暗通款曲，为叛军通风报信。朱棣得了皇位后，对太监的态度马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例如郑和可以带兵出使。对朱棣来说，自己皇位的巩固是最大的利益，他必须利用内臣来控制那些人心隔肚皮的外臣，用内臣总觉得比用外臣放心。在个人利益面前，祖制肯定会被抛弃。他的手腕和父亲一样厉害，尚能控制被重用的太监，可规矩一旦破坏了，前有车后有辙，后面的皇帝再像他那样重用太监，负面效益就会越来越显露出来，再想走回头路，恢复祖制，会寸步难行。就如崇祯帝剪除魏忠贤后，也曾严格限制太监干政，但终于挺不住最终回到前代皇帝的老路上。因为此时，太监干政已经成了承袭两百年的不成文法，皇帝也没有力量去对抗。

　　由此可见，一项制度的优劣不在乎纸面上多么合理、多么先进、多么严密，而是在乎现实的大环境、整个宏观制度是否能支撑这项制度健康运行。

　　

没有属于郑和的那片海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

　　在对郑和功业的缅怀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们总爱把他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对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改变了整个世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郑和呢，除了给皇帝带回来一些类似长颈鹿那样的吉祥物、留下一些荒诞和史实杂糅的传说外，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有人以惋惜的态度表达这样一种情绪：本来我们华夏民族有过开万顷波涛、拓展生存空间的机会，可惜擦肩而过。

　　如西欧人那样，沿着哥伦布的足迹，开拓海外殖民地，我以为并不值得艳羡。但是，以史论史，郑和等人“错过”殖民海外的机会是肯定的。并非技术上达不到，当时郑和带领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哥伦布首航时，只有三只小帆船。而是明朝那种内敛的、保守的、专制的政治制度，决定郑和下西洋倒变得有些匪夷所思了。

　　对郑和下西洋，大多数史官并不重视，无非把其看成扬威于海外的出使而已，其意义还远不如张骞凿通西域。对明朝史实记录极其详细的《明通鉴》，对此事也只带了一笔：

　　（永乐三年，公历1045年）六月，丁未。遣中官（宫中宦官）郑和使西洋诸国。

　　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且借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乃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将士卒三万七千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者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自福州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西南洋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

　　自侯显使西域后，中官奉使外蕃，后先相望，而和与显尤著云。

　　寥寥数笔，就点出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朱棣篡了侄子的皇位，龙椅坐得不踏实，派心腹去寻找建文帝。此其一。“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让人来朝贡。此其二。这是纯政治目的，花费这么多的钱，有没有收益？这种算法只能用于经济活动中，而政治工程是不讲代价的。

　　那时候的政治账是什么呢？就是大明朝的面子。大明朝即使和外藩做买卖，是一种现在看来可笑的“朝贡贸易”，大明朝只赔不赚，目的就是要人家承认自己是名义上的老大。《明通鉴》的作者以春秋笔法讽刺了一下郑和，暗示明代太监干政始于郑和等人。

　　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郑和及其船队没有属于自己的航海目的，他们走得再远，出使的外藩再多，也只是完成皇帝交给的政治任务而已，不会有什么明确的经济目的。我以为大明从郑和下西洋的“开放”到后来的海禁，转型得那样迅速，原因是大明根本就不想要求海外的财富，只要外藩象征性臣服自己，自己赔本都行，华夏臣民供养一个皇室足够了，因此哪怕郑和发现了新大陆，当时的大明也不会建立海外殖民地，因为它是个心态封闭的帝国。

　　哥伦布远航的目的则不一样，他们完全是为了财富。当时的欧洲，从贵族到平民，都在传说东方印度、中国的富庶。哥伦布的扬帆出海，直接的动力就是财富，这种动力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吻合的。和郑和——这个皇帝的私人奴仆相比，哥伦布是个有点海盗气质的冒险家，西班牙女王只是他的庇护者和赞助人而已。他并非奉使去完成某种特定的政治任务，而是类似一个承包商，从大老板那里转包工程后，自己想办法争取最大的盈利。和郑和相比，哥伦布更具有个人意志，他不像个长官，更像个有自主权的公司总经理。而郑和船队的远航，完全是帝国行政触角的伸展。

　　攫取财富和疆土，那是包括国王、百姓、流浪汉都感兴趣的买卖，这样的买卖有激励机制，人们愿意冒死去做。哥伦布的远航才能掀起了欧洲人的淘金热。而郑和替朝廷扬威于海外，只是为皇帝和朝廷的面子添彩，对大多数人毫无好处，难怪兵部尚书刘大夏一怒烧掉了郑和的航海日志。——这没有给大明带来经济效益的远航不是劳民伤财是什么？

　　

后宫VS宦官 以毒攻毒？(1)

　　明代有四个著名的宦官：郑和、王振、刘瑾、魏忠贤。除了七下西洋的郑和谨慎本分外，其他三人都是弄权的高手。

　　王振深得明英宗的信任，他能左右皇帝的决策。正统十四年他怂恿英宗轻率地御驾亲征瓦剌，酿成了“土木堡之变”，官军死伤十余万，其中包括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及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高级官员五十余人。王振也在战乱中被一位非常气愤其行径的将军杀死。——这是明朝立国以来最大的耻辱，是明朝由盛变衰的转折性事件。

　　而在英宗继位不久后，王振差点被剪除掉，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土木堡之变”，也不会有英宗重新掌权、囚禁了代宗的“夺门之变”，明朝也不会因此而元气大伤。

　　对王振弄权的危害，大臣们早就看出来了，但无可奈何。因为他动辄就搬出皇帝来，打压诸大臣。正统元年（1436年），小皇帝刚登基，王振为了让各位大臣害怕自己，杀鸡给猴看，首先拿兵部尚书王骥开刀。当时王骥和侍郎商议边塞事务，五日内没有奏报英宗，王振唆使英宗召见王骥，当面训斥：“你们这些人欺负朕年少无知吗？”将尚书和侍郎逮捕下狱。这一招一下子就震住了文武百官。

　　对有皇帝撑腰的王振，为人臣的没有什么办法，要治他，必须找出一个让皇帝害怕或有所顾忌的人才行。那么只能是皇帝的妈妈或者奶奶了。当时仁宗的正宫张氏还在世，被尊为太皇太后。这个太皇太后并不贪图权力，将政事都委托给内阁。当时内阁主事的是经历过永乐、洪熙、宣德朝的元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忠心耿耿，勤于王事。有一次，太皇太后派王振去内阁问一件事，杨士奇还没有交出商议结果，王振就擅自做出了决定，气得杨士奇三天不上朝。太皇太后很恼火，看出了王振的野心，决定除掉这个大明的隐患。

　　有一次，当着皇帝和内阁的五位大臣，太皇太后让人把王振叫来，对他说：“你侍候皇帝起居，很不守规矩，今天当赐你死。”宫中的女官已经把刀刃搁在王振的脖子上了。皇帝和五大臣跪下来求情，并承诺以后不许王振干预政事。王振这才死里逃生。

　　太皇太后死后，就没有人约束王振了，他日益跋扈，英宗自己尝到了被敌人俘虏的苦果。

　　明代多宦官之祸，而无后宫、外戚之殃。从洪武朝的马皇后开始，大多数皇后、太后能守本分。这位太皇太后也是恪守本分的典范，宣宗去世后，有大臣请她垂帘听政，她说，“不要坏了我祖宗之法”，可谓见识不凡。

　　垂帘听政是后宫干政的最高形式，自然不值得提倡，其祸患无穷。清代那拉氏秉国几十年，就是很好的证明。然而容我做一个假设，如果英宗时，太皇太后真的垂帘听政了，也许更方便诛杀王振。

　　

后宫VS宦官 以毒攻毒？(2)

　　如此说，并非说垂帘听政是应当的，而是在专制的皇权社会，要对付一种病态的权力，必须利用另一种病态的权力，如医术中的“以毒攻毒”。舍此以外，别无他法，因为皇权社会不是民主社会，它没有建立一种权力制衡的良性体制。这一点在汉末显现得更突出，一会儿是外戚和后宫联合起来，为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将宦官杀掉；一会儿又是宦官挟持皇帝，将外戚灭族。

　　至于五大臣也跪请太皇太后放王振一条生路，并非他们同情王振，或者和王振有不浅的交情。这五大臣中就有被王振气得罢朝的杨士奇，他当然知道这个宦官太不安分了。他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巴不得王振马上死翘翘，可是他又知道皇帝格外地喜欢这个太监。如果他毫不犹豫站在太皇太后一边，促使太皇太后结果了王振的性命，固然是为大明江山，可是他们知道，太皇太后风烛残年，一旦去世，权力都归了皇帝，皇帝会报复当年赞成杀王振的大臣及其家人。

　　清代的学者夏燮就此议论道：“（三杨）私意揣摩若此，又奚有于王振乎（和王振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要人不顾身家性命去考虑大明江山这个“大局”，有点苛求，因为皇帝未必领情。两害相权取其轻，人家首先想到自己以后的安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专制社会里，以毒攻毒，为人臣者为自己安危着想是正常的。

　　

皇帝不重用太监还能重用谁(1)

　　太监——这个被阉割了，搞得不男不女没有性别的稀罕物种现在没有了，可是在我中华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这是个人数不算很多（即使明代太监人数达到顶峰时到一万多人，但搁在亿兆百姓中，还是个稀罕物）的物种，能量却不少。从汉代的十常侍，一直到清末老佛爷手下的安公公、小李子，大多数朝代有过太监干政、祸国。

　　俗话说：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可历代王朝不知道被太监乱政这块大石头绊倒多少次，帝制不亡，则阉祸必定延续。

　　太监乱政的重复，不是因为这些帝王健忘，而是帝制时代的家天下，决定着必然会给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奴才以揽权的极大机会。

　　历代主要王朝中，唯有宋代没有太监乱政，并不是因为宋代的政治生活很民主，而是当时武官几乎没有兵权，文官中从中央到地方，权力被分割得七零八碎，管纠察百官的台官和管理民政的政府官员互相制约乃至攻击，这种情况下，出现不了特别有权力的大臣，皇帝用不着用自己的私家奴才去办事，进而蚕食公权。

　　从根本上说，这江山都是某姓帝王的家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从秦始皇郡县制实行以后，宫和府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是读书人通过早期的察举，后期的科举来管理国家事务，并非完全是皇帝的家奴，大多数时期是皇帝和文人集团共同管理国家，只是皇帝是这个“超级大公司”理所当然的董事长，各级官员作为“公司”的不同级别的职员，必须对董事长负责，但这些职员多多少少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也有和董事长不相同的想法。

　　让我拿太监乱政最严重的明代来分析。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鉴于历史上太监乱政，想了很多招防止太监有权。比如说他一再告诫后代继位的子孙，只能用太监在宫中伺候皇帝、后妃的起居之类的小事，决不能委托他们去办政事；再比如招录的太监必定是文盲，让他们不具备干政的才能等等。防范不可谓不严密。

　　可是明太祖的遗诏一再被后代子孙忽视，到了明代后期，军政权、情治权、财权、用人权无一不操纵在太监手中，难道能简单地说这些明代皇帝都是朱元璋的不孝子孙吗？

　　非也，皇帝一人乾纲独断，他便不信任各级官员，也不信任所谓的先皇留下来的制度，只相信自己，以及自己身旁的亲信。——这是人的弱点决定的。

　　明朝真正让宦官手握大权的是从朱元璋的儿子，永乐大帝朱棣开始的。朱棣兴兵南下，夺了侄儿的江山，其皇位得来不正，自然很难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因此对不合作的官员，例如方孝孺等人，可以采取“诛十族”这类残暴的手法，让天下士人噤若寒蝉；尽管明代皇帝也一再践踏士人的人格，如打屁股等等，但读书出身的人，总有些气节，孔孟的书不是白读的，明代不怕掉脑袋敢于对皇帝进谏的文臣也前赴后继。要把这些政府官员从心理上完全变成奴才，朱棣做不到，他老爸朱元璋也做不到。

　　面对侄子孝文帝留下来的庞大帝国官僚层，不可能全部换掉，还得靠他们干活，那么朱棣是很不放心的，他只能重用伺候的自己的阉奴们，如此他才放心一些。因为太监是给自己端茶、送饭、倒马桶出来的，能有什么气节可言？无非是皇帝身旁的一条狗。

　　狗是自己豢养长大的，总比地里耕田的牛、路上拉货的驴更好使。

　　成祖朱棣一朝，最有名的太监是那位七下西洋的郑和。《明通鉴》说：“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和踪迹之，且借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原来是为了寻找那位还没死去的孝文帝。孝文帝仁厚，在士人中声誉很好。这样诡秘的事，他能让那些文武大臣去办吗？没准那些人心中对孝文帝还抱以同情，那么只能派自己的心腹太监了。成祖朝同郑和齐名的还有一位出使西域的太监侯显。

　　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又派太监山寿率军出云州——太监统军，自唐代鱼朝恩开始，到明代成了常例。《明通鉴》写道：“自上（成祖）即位后，中官出使，岁以为常，此又典兵之始云。”宦官，在政府的官员序列中，没他的位置，无论统兵还是治民，只能从行伍或科举中选拔，可是宦官一旦成为皇帝的私人代表，那么就不在乎“名不正言不顺”了。皇帝既然让他干，那他就什么都可以干。既然可以出使外藩，统帅军队，那么开矿牟利、监造工程、管理东厂、西厂的特务组织，还有什么干不得的？

皇帝不重用太监还能重用谁(2)

　　皇帝一开始重用太监，往往是办一些不好摆在桌面上的事情。那些朝廷法度规定的事情，如平叛御敌，如管理百姓等等，可以让文武官员去干，可是去找皇帝私人的死对头，去帮皇帝个人聚敛财富，去监视手握重兵的将帅，或者替皇帝到某个青楼里找个美女，只能派和自己朝夕相处过的太监。一个超大规模的集团公司，其分支机构很多，那些常驻在外地的分公司、办事处经理，一年才回总部述职一次。董事长总是担心这些人私下里把公司的财富据为己有，表面上他还得依靠这些人开拓市场，可私下里他更相信自己的秘书和司机，找个机会便让秘书下去巡查分公司的经营情况。而替董事长办一些需要保密的个人事情不能让职能部门的人去干，只能靠秘书或司机代劳。

　　太监之祸，这些皇帝不是不知道。但有一条，太监哪怕再无耻，再没有气节，首先他没有子女，他可能假借皇帝作威作福，贪污腐化，可这种行为对皇帝来说是“小节”，有时皇帝还担心手下的人太有操守了，不贪金钱可能所图者大，这么多官员，保不定有想做皇帝的，这些人做了皇帝能传之子孙。——因此有比太监更大的诱惑。

　　而太监再折腾又能折腾到哪里去？而且如朱棣这样的马上皇帝，相信自己能控制住太监。永乐一朝，太监虽然有权，但不能为乱。——重用太监而不乱的前提是：皇帝必须能干、果断、勤勉。碰上了熹宗这种只会做木匠活而不理朝政的荒唐皇帝，这就靠不住了，从小伴他长大的太监魏忠贤要揽权就很容易了。朱元璋以为太监没文化，就不能乱政。错了，他自己没多少文化不照样做了皇帝吗？魏忠贤识字不多，照样能做秉笔太监，有了权力，识字不识字不是顶重要的事情。

　　宣宗一朝号称明之盛世，可宣宗朝太监之祸也很厉害。宣德六年（1431年），宣宗诛杀太监袁琦，并将他的同党十几人一起处死。这袁琦自幼伺候宣宗，感情不可谓不深，但他仰仗恩宠肆意妄为，派宫廷里的内侍，以采办为名，到处掠夺官府和民间的财富，搞得天怒人怨。这宣宗算个明白人，不杀袁琦这民怨难平。可等杀了袁琦不久，又赐予司礼太监金瑛、范洪免死，诏书极尽褒美之词。为什么宣宗要搞这样的两手呢？史书里讲：“上即罪琦等，以此示赏罚之公。于是中官之宠任者如故。”也就是说，皇帝没办法离开这些可以替他办私事的亲信太监，他杀了袁琦只是这个太监太过分了。那么这样一手硬一手软，自然使后面的太监琢磨，如何能避免袁琦那样招杀身之祸，而如金瑛等人那样，搞到皇帝的免死诏书。这样的话，杀死再多的乱政太监，也很难避免太监继续乱政。

　　许多皇朝便重复了重用太监——诛杀这些太监——再重用另一拨太监的恶性循环，直到亡国。皇帝何尝不知道用太监如饮鸩止渴，但他不重用太监能重用谁？重用别人他更不放心。

　　

刘瑾当权时的监察官员(1)

　　正德皇帝明武宗登基后，权柄操于大太监刘瑾之手。这刘瑾是个超级贪官，说他富甲天下一点不假。吴思先生在书中曾详细地分析了刘太监敛财的手法。

　　刘瑾索贿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他不仅仅操纵官吏任命来收受贿赂，也把持监察大权，如有不就范贿赂或巴结自己的，就会找个理由罢免或者罚款，甚至投进监狱。

　　兵部尚书杨一清不吃刘瑾这一套，杨一清向皇帝奏报请派大臣去督促将未完成的边墙修好，以抵御外敌。这本是一项有利于国家的国防大计，刘瑾让皇帝下诏停修边墙，将剩余的钱粮送回京师，并且还指使监察官弹劾杨一清，说他破冒边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以国防项目为名，随便乱花钱。将杨一清投进锦衣卫监狱，幸亏大学生李东阳等人上表为杨尚书辩护，被放出监狱，但还是被刘瑾罚了六百石米。

　　翰林学士吴俨家财很多，这哥们或者是个铁公鸡，或者是个不畏权势的正人君子。刘瑾派人上他家索要钱财，并许诺给他一个很肥的官位，吴俨严辞拒绝。他大概自以为没有什么把柄抓在刘瑾的手中。在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百官时，刘瑾让吴俨提前退休，理由是“帷幕不修”，也就是说这个风流学士私生活奢靡，在家中喜欢和妻妾玩乐。标榜礼法治国的明朝，这理由虽然牵强，但还是有杀伤力的。

　　御史涂祯奉命到长芦盐场巡盐，刘瑾纵容自己的人去贩卖私盐，并让人向涂祯索取海货，涂御史没答应。回京后见到刘瑾也就是长揖一下而不跪拜。刘公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涂祯被抓进锦衣卫监狱。涂祯因为当过江阴县知县，官声很好。在京的江阴人准备募集资金贿赂刘瑾，搭救涂御史，涂祯知道后写信劝阻，说：“死就死了，怎么能因为这事侮辱各位父老乡亲呢？”涂祯因为被杖三十，死在狱中。

　　在刘瑾的淫威下，大明的文武百官争相贿赂他。包括他的同类，得到肥差的太监，甚至包括国公、藩王。宁王朱宸濠王府的护卫曾经被革除，贿赂刘瑾后得到恢复。中山王徐达的后人魏国公徐俌争夺僧侣和乡民的田产，巡抚艾璞秉公断案，魏国公府贿赂刘瑾，艾璞被杖五十，削职为民。

　　而那些来京办事的地方官，去京外巡察的监察官，如果不贿赂刘瑾，很有可能祸从天降。工部给事中许天锡奉旨从安南出使回来，见到朝廷风气大变，没人敢说真话，清查内库时发现刘瑾贪污银两，正准备上书，结果在上书前一天晚上暴死在家，只有一个家童在侧，这个家童后来也消失了，便成了个无头案。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巡察，知道回京后不贿赂刘瑾是没法交待的，于是和淮安知府赵俊商量，赵知府答应借他一千两银子，可后来赵俊违背诺言，周钥这个老实人无计可施，留下写有“赵知府误我”的遗书后，自杀身亡。朝廷追查此事后，处理结果更加荒唐，押送赵俊到京，以其违背借钱给周钥的诺言定罪。

　　地方官员进京后，为了免祸纷纷聚敛金银送给刘瑾，每个省达到两万两。这些银两多半是从京师富豪那里借贷的，回到任职后要加倍偿还。这种银两被取了个专有名词“京债”。

刘瑾当权时的监察官员(2)

　　刘瑾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贪婪的，他的胃口也是被官员们一点点喂大的。刘宇通过巴结刘瑾得到都御史（最高监察官）这个要害职位，于是送给他一万两银子。刘宇是第一个用如此大数目贿赂刘瑾的，刘瑾以前接受贿赂，每次也就是几百两银子，这回大喜，说：“刘先生为什么这样对我好！”既然刘先生这样待刘瑾，当然他也希望李先生、张先生都这样待他。而一个靠奉承贿赂太监的人，他出任最高监察机构的长官，大明的吏治还可能清明吗？

　　在贿赂刘瑾的监察官员中，有两名最倒霉，他们不幸碰上了刘瑾想作秀的时候。

　　侍郎张彩靠巴结刘瑾得官，并成为刘瑾的亲信。他知道因为刘瑾索贿太厉害，天下臣民怨声载道，就劝说刘瑾：“公公知道收纳的银两从何而来吗？它们不盗自国库，就是从老百姓那里盘剥的。官员们借公公之名中饱私囊，公公得到的不到这些人得到的十分之一，而天下怨恨都归公公一人，这样的话你如何对待天下人呢？”

　　刘瑾觉得这番话很有道理，真是为自己好，便决定暂时拒收贿赂。两个倒霉的监察官员监察御史欧阳云、工科给事中吴某刚从京外巡察回来，哪知道刘公公正准备立一块清廉的牌坊，便照旧例以厚礼贿赂刘瑾。刘瑾便说欧阳云二人有贪污劣迹，并试图贿赂自己，罢免了二人的官职。

　　我估计，当年大明朝有关反腐败的总结报告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公公会带头讲述，自己当年拒收贿赂多少多少银两，令天下官吏效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