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作者:刘道玉 [复制链接]

第三部分
上访要求不当市长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古往今来，只有上访鸣冤的，要求平反落实政策的，还未听说有上访要求不当官的。这又是刘道玉的一大发明创造。”这是1983年春，武汉大学校内的一些知情人对我的议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83年3月下旬，中央派出了一个工作小组，住在东湖“百花村”1号。该小组的负责人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陈伯村和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他们的任务是考察和配备省市的领导班子。

　　3月20日上午，我被通知到东湖“百花村”1号去谈话。当初，我并不知道中央来的是什么人，也不晓得他们找我的意图，还以为是开什么座谈会，或是征求我对省委领导人的意见。

　　见面后，陈主任切入正题说：“我们这次到湖北省，是帮助省委搞好武汉市市长的换届调整工作。今天请你来，是给你吹吹风，同时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武汉市现任市长黎智同志已过了60岁，准备退到二线。中央书记处已研究决定，拟任命你为武汉市副书记、市长。我们是来向你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时也把你的意见带回去，然后中央再正式行文。”

　　听后，我顿觉心急如焚，一时竟不知如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我陷入了

　　两难的境地。于是，我说：“我之所长是教育和化学学术研究，我的最大弱点是不懂经济和市政管理。一个人对他即将担负的工作，如果没有丝毫信心，那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做好那项工作的。经我慎重考虑，我的确担当不起此任，自己受累、吃苦甚至于犯错都是小事，万一贻误了一个300万人口城市的工作，那就是大事了。”

　　对于欲任命我为市长一事，决非空穴来风。我想来想去，此事可能与时任市长的黎智同志有关，因为头一年9月我随他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离开旧金山回国的头天晚上，他约我到他下榻的房间“聊天”，谈话中流露出意欲退到二线的想法，并表明了对我的良好印象。我猜想，黎智同志推荐我的可能性很大，解铃还须系铃人，也许找他能帮我的忙。于是，第二天我到黎智同志的办公室，向他报告了工作组与我谈话的内容，请求他给我出主意，帮助我推掉这份差使。听后，他笑着对我说：“这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推荐你的人很多，我也是一个吧。依我看，你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要下决心，放弃你的学术研究，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嘛！”

　　在求助黎智同志未果的情况下，我又去找了武汉市原副市长邓垦同志我表示准备到北京直接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希望中央不要下发任命的文件。邓垦同志说：“这样也好，事不宜迟。”在我的请求下，他给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到北京直接向他汇报。时间紧迫，必须赶在中央文件下发之前赴京，我订了3月25日赴京的火车票。

　　在我准备赴京的头一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3月24日上午，我又接到工作组陈主任的电话，要我再到“百花村”去谈话。他见到我后，笑容可掬地说：“这两天你没有睡好觉吧！听说你准备进京上访，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嘛。我们已向中央反映了你的要求，领导同志很重视，指示说：‘道玉同志既然不愿意干，我看就不要勉强他了，人各有志嘛！他热爱教育，矢志教育改革，就让他留在学校干吧，反正办大学也需要有改革精神的年轻干部。’”这真是圆了我的教育之梦！

第三部分
厦门大学的盛情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1988年10月下旬，中国化学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第23届理事会，我作为理事和终身会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组织者把会址选在此时此地，显然是为会议的代表提供一次观赏香山红叶的机会。

　　一天晚餐后，厦门大学校长田绍武教授光临我们的房间，这使我受宠若惊。因为田绍武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院士的前身），著名的电化学专家，化学会的副理事长，是我的师辈。无疑，他的到访，使我惶恐不安，历来只有学生向老师请安，但无先生看望学生之理。我一再向田先生致歉，请他海涵。田先生倒是十分谦虚的学者，他一再说不必介意，勿要拘泥于礼节。

　　我们请田先生坐定后，他开始说：“其实，我的来访不是纯礼节性的，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听说，刘校长卸任后专事学术，这实在是浪费人才。刘校长治校有方，在你的主政下，教育改革成效卓著，学术欣欣向荣，令我们羡慕不已。我的任期届满，即将卸任。为了借鉴武大的改革经验，振兴厦门大学，我校党委研究决定，邀请你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今天我是代表学校向你发出正式邀请。随后，我校将向国家教委和中央组织部正式呈递请调报告。”

　　“田先生，你这不是开玩笑吧！厦门大学是早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一所名校，在你和王亚南等校长的领导下，人才辈出，是我国东南的学术重镇。厦门大学历来都是卧虎藏龙之地，可以任校长的人俯拾即是，学生实不敢领命。”

　　这时，田先生面向我的同房卓仁禧教授，他们用闽南话交谈了起来。卓仁禧是武

　　汉大学化学系教授，与我是同事，交情甚好。他是厦门人，至今在厦门鼓浪屿还

　　有父辈留下的一栋无人居住的别墅。田先生亦想挖卓仁禧去厦大工作，加强那里

　　的高分子化学学科的建设。同时，他要卓仁禧教授做我的思想工作，动员我去厦

　　门大学任职。

　　那时，卓仁禧教授确实有点动心了，因为叶落归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更何况，那里他还有一份价值不菲的祖业需要继承。所以，他反复对我说：“刘道，下决心去吧！你去，我一定跟你去。再说，厦门地处沿海，思想解放，政策宽松，气候适宜，在那里可以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厦门的确具有内地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条件，那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孔雀东南飞”，指的就是内地人纷纷奔向东南沿海改革开放城市这种现象。可是，对于我来说，由于个人特殊的原因，我丝毫没有动过心。不过，对于田校长和厦门大学党委的信任与盛情，我是十分感激的！

　　后来，国家教委和中央组织部也先后多次来过电话，说服和动员我去厦门大学。他们说：“厦门大学正式打了请调报告，只要你同意，我们马上下任命文件。”尽管他们摆了很多对我有利的条件，也说了保证支持我的工作的许诺，但仍然被我一口拒绝了。

　　也有人说我太傻了，失去一次极好的机会。其实，何止一次，国家教委还推荐我去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我同样婉拒了。我的主要想法是，我不想当官，而是想做事。可是，在现有条件下，官办大学人事关系复杂，国家教委统得过死，办学人没有独立自主办学权。我之所以被免职，是因为我坚持了改革，为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人所不容。厦门大学与武汉大学同为国家教委直属学校，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实验呢？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与其将来再一次遭暗算，还不如现在保持自己的尊严！

　　就在厦门大学邀请的同时，我还收到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校董会的邀请函，欢迎我去竞争该校校长。我有自知之明，由于我的英语口语不好，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学校长的职责主要是筹措经费。显然，我没有在美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可能为学校募集到足够的资金，于是我礼貌地谢绝了。

第三部分
与海南大学的缘分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1988年5月18日，海南省正式成立。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林业珉，受海南省筹备委员会的委托，先后发来了请柬和电报，邀请我和夫人参加新海南省的成立大会，并参观考察海南岛。作为一个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的人，我对于成立海南省是拥护的，同时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参观美丽的海岛，考察亚热带和海洋资源。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海南大学的邀请。

　　我们一行4人，于1988年5月14日，乘火车经广州转飞机到海口市。

　　在参加了海南省建省的庆典以后，余下的时间主要是参观。林亚珉书记向我们介绍了海南大学发展规划，参观了海南师范学院和海口的名胜古迹。接下来

　　，林亚珉书记用5天时间，陪同我们从海口出发，沿中线经琼山、儋县、琼中、五指山到三亚，然后再沿东线经榆林、陵水、兴隆、琼海、文昌回到海口，行程千余公里，浏览了大半个海南岛。

　　对于主人来说，此次盛情邀请我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我出任海南大学的校长。在参观的过程中，林亚珉书记与我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表现了一个资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及对我的友好态度、信任与希望。

　　5月24日上午，我被通知到省政府办公大楼，接受新成立的海南省省委书记许士杰同志的接见。见面后，他说：

　　“海南省新建，百事待兴。发展经济，教育为本，我们要把培养人才放在优先的地位。海南省原有的教育基础薄弱，我们新组建了海南大学，已经划拨了5000亩的土地，最近准备再拨款3000万，重点给予支持。办好一所大学，关键在于校长，各方面都向我们推荐，希望你出任海南大学校长。在你的领导下，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很成功，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如果你出任海南大学校长，不仅可以直接把武汉大学的改革经验带到海南大学来，而且你登高一呼，一定会在你的旗帜下聚集很多优秀人才，就一定能够办好海南大学，希望你支持我们。因此，我们省委研究决定，拟聘请你为海南大学校长。我们知道，武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名校，而海南大学只是一所新办的省属大学，这样的安排使你屈尊，但我们在省里会有所安排，保证你享受副省级的待遇不变。”

　　对海南的气候条件和改革开放的环境，我是很感兴趣的，海南大学和省委领导的盛情与信赖，我也颇为感动。但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聘任，因为自被免除武汉大学校长的第一天起，我就立下了誓言：“此生自己不再做被官方任命的官，哪怕是一个小组长也不做。”自那以后，我婉绝许多的安排和聘任，这一次也不能破例。于是，我不无疚歉地说：

　　“我感谢许书记的接见，感谢海南省委的信任。但是，由于我个人的身体和其他的原因，实难领命省委的聘任。但是，我愿意担任海南大学顾问一类的虚一点的兼职，愿意为海南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无保留地贡献我的一切建议，并保证随叫随到。对于我的失礼之处，还望省委理解与原谅。”

　　林亚珉书记一直等待我与许士杰书记谈话的结果，他满以为许书记会说服我接受聘任。但是，他失望了，我有愧于他所做的一切。在离开海南之前，我们作了长时间推心置腹的交谈，解释了我不能受聘的原因。同时，我也诚恳地建议，希望他不要再从外校去招聘校长或副校长（此前已找了多位，都不成功），由他本人担任书记兼校长，变两套马车为一肩挑。这种制度本身就是值得进行改革试验的，既可以精简机构又可以减少决策的层次，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虽然我未能出任海南大学的校长，但我与林亚珉书记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关注着这所学校的发展，先后为他推荐了许多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副校长、法学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农学院院长等。我心想，这也许是我对一所寄希望于我的学校所能尽到的义务吧！

第三部分
中法交流中心（上）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改革开放之初，南京大学率先与美国霍金斯大学结为姊妹学校，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该校创建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心。接着，上海同济大学凭着历史上的老关系，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中德交流中心。法国也不甘落后，法国驻华大使连忙会见教育部主管外事工作的李琦副部长，表明意欲寻找一所大学，依托它建立中法交流中心。教育部明确表态支持，但是提出了限制条件，即只能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挑选。很明显，这个条件是要回避敏感的问题，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上海的复旦大学与解放前法国教会办的震旦大学有渊源关系。当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教育部的限制条件，对于我校去争取中法交流中心十分有利。于是，1979年9月，我专程到教育部向李琦副部长和外事局汇报，详细地列举了我校建立中法交流中心的有利条件。功夫不负有心人，同时也由于我与李琦副部长的良好私人关系，最后教育部接受了我的建议，并正式把武汉大学推荐给了法国驻华大使馆。

　　法方对于教育部的推荐十分重视，先后派文化参赞和科技参赞来校实地考察，我们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们。我们的优势是：第一，我校外文系设有法语专业，拥有一支素质较好的法语教师队伍，不久将把法语专业独立出来成立法国语言学系。第二，我校数学系是中国大学里最好的数学系之一，该系有多名教授早年留学法国，他们同法国数学界有着传统的友谊与合作。中法两国均为世界上的数学大国，我们两国数学家的合作，将有助于数学学科的发展。第三，根据我国政府与非洲一些国家的协议，湖北省在农业、水利和医疗方面，承担了援助某些非洲国家的任务，而这些国家都是使用法语的。因此，我校每年都要承担多批援外人员培训法语的任务，这是扩大法语应用的极好机会。法方对我的介绍十分感兴趣，经过两国政府的批准，一个以教育交流为主的中法交流中心在武汉大学诞生了。

　　应法国外交部的邀请，一个由教育部派出顾问参加的武汉大学代表团一行14人，于1980年1月20日至2月10日访问了法国。

　　法国外交部对代表团的安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用两个星期参观，第二阶段用3天的时间与外交部会谈，敲定合作协议的文本。无疑，这种安排是十分科学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增加对法国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感性知识，这就给了我们在会谈中很多主动权。

　　在代表团中，有3位老教授早年曾在法国和美国留学，自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以后，已有半个世纪没有出过国了。我自1963年由苏回国以后，也有近20年没有出去了，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我几乎是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到了高度发达的法国，就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每个人都很珍惜这次参观的机会，希望多学习到一些先进的东西。

　　代表团访法期间，先后参观了巴黎、格林诺布、图鲁兹、艾克斯—普鲁旺斯、里昂、斯特拉斯堡等6个城市50个单位。其中，高等学校28所，科学研究所12个，政府机构4个，医院2所，工厂2个，图书馆和博物馆2个。这次参观是以基层为主，按照专业分组对口考察，总共参观了100多个教学单位和科学研究实验室。虽然这次考察不够深入，但考察的面比较广泛，内容比较丰富，初步了解到法国大学教育的某些特点，看到了法国一些先进实验室的装备情况，结识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总之，这次考察是顺利的，收获是巨大的，为今后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第三部分
中法交流中心（下）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回到巴黎以后，同法国外交部的谈判任务则是沉重的。那时尚处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不够解放，许多禁区还没有打破，内部规定的外事纪律很严格。

　　在会谈之前，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由于怕旅馆内装有窃听器，我们利用星期日去参观离旅馆不远的拿破仑墓，佯装旅游者，实际上是讨论与法方谈判的内容与对策。根据对法方意向的了解，我们估计到在谈判中遇到的敏感问题有：第一，在武汉大学创办中法数学试验班（此意是我方提出的），运用法国大学数学教学大纲，各课由中法两国教师用法语授课（中方教师逐步推行）。有人认为涉及到教育主权。第二，武汉大学欲办《法国研究》杂志，法方表示愿意资助办刊经费。有人担心，法方拿钱收集情报，是否有文化渗透之嫌？第三，法国有一个世界运用法语教学协会，其成员多是法国前殖民地，现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非洲国家，如果法方提出要我们参加，我们应当如何表态呢？不参加吧，怕影响双方的合作；参加吧，与法国前殖民地国家为伍，是否有损国格。

　　其实，我们原来的担心是多余的，法方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态度是诚恳友好的，凡是我方提出的建议和要求，他们一般都予以接受和采纳。经过两天的会谈，先后修改了两次合作与交流协议，最后形成和签订了《武汉大学与法国合作与交流纪要》。《纪要》包括以下内容：

　　建立法国语言文学系，法方当年向武汉大学派出4名法国教师（其中一名是文学方面的），他们一方面直接对大学生教学，另一方面帮助提高该系法语教师的业务水平；1980年向武汉大学赠送一个25个座位的语音实验室，1981年再赠送一个；向法语系赠送所需要的图书、期刊、收音机、录音带等资料。

　　开展科技法语教学；创办中法数学试验班；互相交换留学生；互换访问学者；

　　武汉大学将于1981年建立经济管理专业，1983年升格为经济管理学系。法方派专家到武汉大学考察，帮助筹建经济管理学系，提供教学资料，培训中国派遣的留学生。双方还商定，在武汉大学建立法国问题研究中心（所），出版《法国研究》（双语），法方将为中心提供研究资料和部分经费资助。

　　武汉大学与法国的交流一直延续到1994年。据我所知，这项合作是很有成效的，无论是在中国或在法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仅派留学生一项，武汉大学先后向法国派出300多名留学生。我在法国曾遇到北京大学法语教师，他对我说：“走遍法国每一个城市，到处都可以碰到武汉大学的学生，我真有点嫉妒！”

　　在武汉大学与法国的交流合作中，中法数学班更是一朵璀璨的奇葩。中法数学班创办14年以来，成绩确实斐然，仅派往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该班的毕业生就有60人，DEA班毕业生8人，还有几十名教师和研究生到法国进行短期研究。

　　中法数学班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备受法国数学界的赞誉，而且还受到了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关注。正是得到了密特朗总统的支持，才使得中法数学班和中法交流中心持续了14年之久。

　　中法数学班最后的停办，不是法国的原因，而完全是武汉大学的责任。据余家荣教授说，1994年法国驻华使馆参赞到武汉大学访问，询问当时武汉大学的一位负责人对中法数学班的态度，这位负责人说，数学班（他有意不提中法二字）是国家教委的，与法国无关。此事引起法国方面的不快，既然与他们无关，于是中法数学班就停办了。与此同时，法方也完全停止了无偿地向武汉大学派遣法国专家，一个曾使武汉大学颇为受益而又备受世人羡慕的中法交流中心也不复存在了。

第三部分
与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日本创价大学是于1970年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它的创始人是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

　　武汉大学与创价大学的姊妹学校关系的建立，池田大作先生是首倡人。他于1975年和1979年两度访问武汉大学，受到了数百人的夹道欢迎。

　　1987年11月1日，是创价大学建校17周年的纪念日。应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和创价大学校长高松和男的邀请，我赴该校参加庆典和访问。

　　当晚，池田大作先生设宴款待我们一行，创价学会、创价大学和东洋哲学研究所的许多老朋友出席作陪。

　　我知道池田大作先生知识渊博，十分健谈，特别是他喜欢以对话的方式与各界人士交流，曾出版了多本对话录。于是，我想利用晚宴的机会，就教育问题向他请教。在征得池田大作先生同意后，我们的教育对话就在席间自由地开始了。现将所谈及的几个主要问题摘录如下：

　　刘道玉：池田先生，作为创价大学的创始人，您认为理想的大学应当是什么样的

　　？

　　池田：一个理想的大学不仅要有优美的校园，一流的教

　　授，高的教学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更重要的还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大

　　学既要作高深的学问，但又不能钻进象牙塔内；既要联系社会实际，但又不能陷

　　入功利主义。大学教育应当是一种探索，教育青年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

　　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生活方式。

　　刘道玉：在中国大学里，教师对学生实施的灌输教育，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略能

　　力的培养，请问在日本大学里的情况如何呢？

　　池田：您所说的情况在日本大学中也普遍存在。近年来，日本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不断地发出呼吁，指出大学教育存在偏重传授知识的弊端。我至今认为，大学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必须要启发智慧，因为知识并不直接等于价值。把知识转化为价值的是具有完整人格的人类的睿智，是创造性的能力。

　　刘道玉：我完全同意先生的精辟的见解。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曾提出创造性的

　　人才观，大学应当培养创造性的人才。

　　池田：我同意校长先生的观点。人是有创造能力的动物，如果剥夺了他们的创造

　　乐趣，他们就无法生存了，社会也不能前进了。

　　刘道玉：大学的教授是办好学校的依靠力量，每个大学都致力于聘请好的教授，

　　那么您认为最好的教授是什么样的教授呢？

　　池田：我知道，在中国古代有“人师”与“经师”之说，所谓人师，指德行，可作人们表率的人；所谓经师，是传授专业知识与能力的人，只有二者兼备，既是教学能手又是富有研究成果的教授，方可称得上是好的教授。

　　刘道玉：真是精辟的见解。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盖闻经师易遇，人师难求。”

　　池田：校长先生，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代的

　　大学生呢？

　　刘道玉：一般来说，我和大学生们有着良好的朋友般的关系，关心他们的要求，参加他们的活动，与他们开展对话，给他们写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既是受教育者，又是学校的主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当代的中国大学生主流是好的，他们勤奋学习，思想解放，对新事物比较敏感，是教学改革的一支依靠力量。我的体会是，多与青年交朋友，可以防止思想僵化，保持旺盛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当然，年轻人也有缺点，甚至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这并不可怕，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包括在错误中受教育，惟有如此，他们才能成为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池田：我很欣赏校长与大学生交朋友的方法。在一个国家，在全世界，在任何时代或任何社会，在展望未来时，只能寄希望于青年。

　　在宴会结束时，池田先生告诉我，明天上午10时，他要主持一个颁奖仪式，向我颁发东洋哲学研究学术奖。

第三部分
突如其来的免职 
作者 : 刘道玉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1988 年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

　　在我被免职以后的几个月内，来探视我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既有校内的教师、学生和职工，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理论界的名流，党政军部门的领导朋友，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年轻的朋友。

　　俗话说：“心底无私吃得香，睡得安稳。”虽说突如其来的免职使我失去了改革的舞台，严重地打击了我改革的积极性，特别是使我准备推行第二个十年改革的计划受挫。但是，我没有忧伤，很快地调整了自我，把目标由校内转向了校外，

　　由公立教育转向了民办教育，由单纯的教育转向包括教育在内的大文化建设，为

　　继续推进改革事业而努力着。

　　最早向我提出建议的是经济学院的几个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他们建议我在广州黄埔军校原址创办黄埔经济大学。说实在的，我的确有点心向往之。但是慎思起来，又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根本无望得到政府的批准，再加之经费来源问题，特别是黄埔港的迁移等问题，几乎是无望解决的，因此不得不放弃这个近乎是幻想的方案。

　　放弃创办黄埔经济大学以后，我的思想并没停止下来，很快又开始设计新的办学方案。鉴于我国严重缺乏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于是我又萌发了创办一所高级管理学院的想法。经过我实地考察，拟将该学院建立在广东省珠海市香洲的唐家湾，它面临珠江口,是清末要员唐绍仪的私邸，是办学的理想之地。我曾就办学之事，与珠海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过多次洽商，办学方案也递交给了他们。尽管他们很赞赏我的办学方案，但它毕竟是一项创新的事业，可能牵扯到方方面面，难以付诸实施，于是也就不了了之。

　　根据多年对高等教育改革研究的心得，我起草了一份创办中国实验大学的方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倒是很愿意去实践这一方案。

　　那么中国高等教育弊端是什么呢？我把它概括为六点：一是管得死死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二是填鸭式的灌输教育原则；三是单一学制和狭窄的教学制度；四是单纯以分数高低取舍和评价人才的考试方法；五是大包大揽的学校为社会的小农管理方式；六是单一的非再生式的拨款机制等。在六弊之中，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堪为弊中之弊，它的大弊端就在于：由一个部门垄断办学，用一个固定的模具把学生铸造成同一规格的产品，导致了“千校一面”、“万人一格”的局面，从而抹杀了人才的差别，束缚了他们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中国实验大学不应再沿袭现有众多大学的模式，应独具一格，走一条创新的办学的路子。

　　为了使我的建议能得到支持，我把“创办中国实验大学方案”寄到教育部和中央主管教育的负责人，同时我也寄给了全国几家大的报社。不出我所料，国家教育高层人士对“方案”没有任何反馈，如同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