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复制链接]

　　毛泽东亲自指导朝鲜停战谈判，并为志愿军确定了“坚决打，争取和”的基本方针。

　　进入划分军事分界线的谈判后，“联合国军”谈判代表表现得极端傲慢，声称其强大的海空优势要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上得到补偿，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后方数十公里处，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土地。当这种要求遭到拒绝后，竟狂妄地宣称：“让大炮、炸弹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从8月18日起，“联合国军”以地面部队发起夏秋季攻势。同时，其用于朝鲜战争的空中力量倾巢出动，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为主要目标发动了“绞杀战”，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朝中方面接受其谈判中的条件。

　　对此，毛泽东在谈判开始前就有预见，并指示志愿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粉碎了 “联合国军”的夏秋季攻势。“联合国军”的 “绞杀战”也未达目的。

　　大炮、炸弹的较量失败，“联合国军”不得不接受朝中方面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达成了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和平需要用实力去保障，毛泽东用三句话概括了对战争前景的判断：“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指示志愿军：要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到了1953年春末，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兵力雄厚，阵地坚固，物资充足，不但足以粉碎“联合国军”的各种进攻，而且可以主动实施各种规模的进攻。而“联合国军”则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战争的旷日持久，美军伤亡的不断增加，加上战场主动权的易手，都令新上台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急于结束战争。但在寻求“光荣的停战”思想指导下，又不愿在谈判中让步。

　　为早日实现朝鲜停战，毛泽东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战争指导方略前推一步，变为以打促谈，指示志愿军：“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准备，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

　　志愿军发起夏季进攻战役。第一阶段进攻以“联合国军”连以下支撑点为目标，作战29次，歼敌4100余人。战场上的较量结果，立即在谈判桌上有了反应，美方代表态度明显好转。

　　而李承晚集团却坚决反对停战，大肆叫嚣要“单独打下去”。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阶段进攻，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李承晚军队，并攻占其营、团阵地，歼其4.1万余人。

　　志愿军的进攻使美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变得非常合作。双方代表很快就各项议程达成了协议，停战协定签字在即。就在这时，李承晚集团却再次作梗，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人民军战俘2.7万余人，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为实现有效的停战，保证朝鲜半岛和平的稳固，彭德怀司令员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再给李承晚军以严重打击。

　　毛泽东回电说：“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志愿军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第三阶段进攻，突破李承晚军4个师的防御阵地，连同其他方向作战，共歼敌7.8万余人，收复阵地192.6平方公里。金城前线的隆隆炮声，彻底改变了谈判桌上的气氛。于是，在板门店出现了令人振奋的一幕。

　　当朝中方面代表再次要求美方代表确认，朝鲜停战是否包括李承晚军队在内，如果李承晚军队破坏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将怎么办时，美方代表明确回答：联合国军包括大韩民国军队在内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如果李承晚方面破坏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赢得了胜利，赢得了民族的尊严，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能战方能言和。和平要靠斗争去争取，靠胜利去保卫。这就是毛泽东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立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胜利的基石建立在人民的觉醒与动员之上。有了人民作为坚强的后盾，无论是谈是战，毛泽东都信心十足，无所畏惧。他说：“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十七 围城打援 攻城歼援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军事上举足轻重的战略要点。在现代战争中，城市的得失，不仅关乎地区控制权的易手，而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高度重视城市。蒋介石的信条是：“现代作战最重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而毛泽东则依据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战略。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蒋介石是“占市为王”，我们是“占山为王”。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不以攻城为作战重点，却围绕城市打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常常围城打援，攻城阻援，而当他最终将围城打援变成攻城歼援，将作战重点指向大中城市时，蒋家王朝的末日就来临了。

　　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第一次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就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法。1928年初，井冈山寒气未消，江西国民党军第27师实施“进剿”，其中的1个营进占到了宁冈县城新城。毛泽东决定首先将其逼出城，然后歼其于运动之中。

　　2月18日清晨，国民党军架枪出操。工农革命军在晨雾掩护下突然出击，歼其1个排，然后猛力攻城。国民党军不明对手虚实，仓皇出城撤退，结果落入了毛泽东布下的伏击圈，全部被歼。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新城战斗，是毛泽东指挥军队打的第一个胜仗。他使用的围三阙一战法，也成了红军初期作战中攻击城镇时经常采用的战法。还有一种战法毛泽东也经常使用，那就是先围城，诱敌出城反击，然后在运动中歼灭之。对于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毛泽东则从来不主张贸然进攻，理由很简单：红军不具备打这种城市攻坚战的能力。

　　1930年8月，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则认为红军并不具备攻打长沙的实力，反对贸然进攻。但上有中央命令，下有多数委员的支持，毛泽东只得勉强同意进攻长沙。

　　红一方面军投入13个团，而长沙守军则有31个团，且工事坚固。双方强弱悬殊，尽管红军官兵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仍无法突破敌军防线。红军在坚城之下苦战16天，国民党军援军逼近，红军被迫撤围。这次攻坚战，红军也有不小的损失。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攻打长沙的教训对毛泽东后来的作战指挥影响很大。在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对城市攻坚，特别是进攻中心城市一直非常谨慎。

　　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与红军时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具备了一定的攻坚能力。毛泽东也曾指示部队进行过几次城市攻坚战的尝试。

　　1946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发起大同、集宁战役，包围大同，展开攻坚作战。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固守大同，而傅作义部则重兵增援。解放军攻城、打援同时展开，重点不明，结果平分兵力，导致了战役失利。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这表明，解放军的战斗力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要攻取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犹显力量不足。毛泽东因此将作战重点转为野战，而尽可能地避免攻坚和阵地战。但如何调动敌人脱离坚城，创造打运动战的机会，毛泽东尚在观察之中。

　　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为配合南满地区“四保临江”，发起了“三下江南”作战。一下江南采取“攻点打援”战法，长途奔袭战略要点其塔木，同时在敌援军必经的公路要隘设下了伏击圈。国民党军三路增援，结果由九台出援的1个团稀里糊涂地被解放军全歼，其他两路伤亡惨重。其塔木守敌也被歼灭。

　　其塔木战斗规模很小，却是一个典型的围城打援战例。毛泽东接到战报，立即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攻点打援，就是围城打援，即攻击敌人必救的战略要点，调动敌人来援，在运动中歼灭之。这是解放军在暂时不具备攻击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城市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过渡战法。

　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围城打援更是成为解放军创造战机，开辟战场，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的有效战法，仗越打越大，而作战的重点则放在打援上。

　　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保北战役，围攻徐水。国民党军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派兵增援，与解放军主力在保定以北地区展开激战。孙连仲再调石家庄的第3军主力北上，企图南北夹击，与解放军主力决战。解放军遵照上级指示，部队急速南下，按时或提前到达指定位置，随后发起进攻，消灭第3军主力，活捉军长罗历戎。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围城打援、攻点打援的战术打得心惊胆战，再也不敢如战争初期那样一点被围，四面驰援，常常是上峰命令急如救火，各路援军却犹豫观望，谁也不愿冒险驱前。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和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联合发起洛阳战役。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指出：“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国民党军“决不会不增援”。因此部队在扫清外围后，“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正如毛泽东所料，蒋介石发现解放军有进攻洛阳的企图后，果然令胡琏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增援。但胡琏兵团距离较远，赶到洛阳尚需时日，孙元良兵团则按兵不动。

　　国民党军援兵迟迟未至，解放军前线指挥员遂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攻城为主，打援为辅，抢在国民党军援兵到达前，攻占了洛阳，全歼守敌第206师2万余人。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洛阳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在南线夺取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这次战役，解放军不但积累了攻坚战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了攻城阻援的战法。毛泽东立即肯定了这一创造。敌不真援，我就真攻城。从围城打援，到攻城阻援，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战法更加丰富多彩。

　　1948年6月，中原战场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粟裕向毛泽东立下军令状，决心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而国民党军则集中了9至11个整编军或整编师准备与华东野战军决战。

　　粟裕周密分析敌情，确定了“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发起豫东战役，攻城打援相结合，调动敌人，消灭敌人。为抓住战机，粟裕先斩后奏，边指挥部队向开封开进，边向中央军委报告部署。

　　毛泽东立即回电，完全同意粟裕的部署，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要粟裕“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并电令中原野战军阻击国民党军援军，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攻击兖州，牵制敌人，全力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

　　开封是当时河南省省会，工事坚固，守军达4万余人。蒋介石命令开封守军固守城池，同时令各路援军加速前进，准备与解放军决战开封。

　　6月17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发起开封战役，激战五昼夜，全歼守军。这是解放军攻占的第一个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标志着解放军城市攻坚能力又前进了一步。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当时正值伪“国民大会”粉墨登场。丢失开封后，河南籍伪“国大代表”大闹南京。蒋介石被搞得狼狈不堪，严令各路援军猛烈进攻，夺回开封。各路国民党军蜂拥而至，粟裕遵照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决定放弃开封，转而求歼国民党各路援军中实力最弱的区寿年兵团。

　　毛泽东立即指示：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

　　华东野战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和邱清泉兵团中间的40公里空隙楔入，一部进攻，一部阻援，生生剜出区寿年兵团，在睢杞地区予以歼灭。随即转兵围攻黄百韬兵团，在予其重创后，迅速撤出战斗，结束战役。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豫东战役是战略决战之前，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进行的一场大规模会战，双方直接投入的兵力总数达45万多人。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全力配合下，攻城则克，打点则歼，阻援则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它表明解放军在进攻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中等以下城市时，已经由打援、阻援为主，变为攻城与阻援并重。

　　蒋介石也在总结教训，采取了一种新的战略，就是加强大中城市的守备力量，“筑塞联防”，使解放军“啃不动”；集中精锐编组机动兵团，往来策应，使解放军“吃不掉”。

　　国民党军在重要的大城市，往往集中了10万人以上的守备兵力，而增援部队则动辄数个兵团数十万人。这就使得解放军的作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敢不敢进攻国民党军重兵守备的大城市；第二，敢不敢在国民党军重兵增援时，有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两至三个兵团。

　　毛泽东将这一挑战称作“闯关”。他毅然决定，全力解决大城市攻坚问题，发展战略进攻，为战略决战奠定基础。

　　人民解放军开始了“闯关”之战。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毛泽东把济南战役称为“一次严重作战”，亲自筹划部署，指示粟裕等人：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足够的兵力进攻济南，集中野战军主力用于打援和阻援，既取济南，又歼灭国民党军援军一部或大部。

　　蒋介石也制定了济南会战计划：以10万余人固守济南，另以3个兵团27万余人北上增援，准备与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华东野战军决定：以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攻击济南；以总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准备迎击国民党军援兵。

　　9月16日，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攻城部队奋勇前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堡垒防线，经过8昼夜激战，攻克济南。

　　国民党军援兵3个兵团察觉到解放军阻援、打援集团兵力雄厚，且严阵以待，遂步履蹒跚，行动迟缓，始终未敢靠近解放军既设阵地。

　　济南战役“闯关”成功，毛泽东兴奋异常。他亲自修改新华社社论，写道：“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外国人也看清楚了这一点。美联社发表评论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济南战役的胜利，不但标志着解放军已经彻底解决了大城市的攻坚作战问题，而且标志着蒋介石“守点必援，争面固点”的战略彻底破产。失去了最后的据点——大城市，他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根基已经彻底动摇，他在军事上再也拿不出任何新的招数挽救蒋家王朝覆没的命运。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庄重地宣布：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人民解放军展开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大进军。这时毛泽东的作战指导思想不再是围城打援、攻城歼援，而是直接把作战的矛头指向了大城市，“先占城市，后占乡村”，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到来。

　　中国革命战争从争夺城市的武装起义发端，又以最终夺取城市而告终。城市的争夺浓缩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画卷，也折射出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轮回，而是中国历史地覆天翻的巨变。

　　从围三阙一到围城打援，从攻城阻援到攻城歼援；虎视城市，却不进攻城市；围攻城市，却意在打援。也许套用一句古老的成语可以说明毛泽东的这种战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泽东以城市为轴心，做出了一篇篇大文章，写就了一部璀璨夺目的军事谋略史，也写出了一部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史。

十八 审时度势 决战决胜

西柏坡，太行山麓的一个小山村。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来到这里，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1948年9月，毛泽东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就在这次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月，蒋介石为挽救败局也在南京宣布了他的新战略：“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置作战重心于中原地区，扩军150万，使总兵力达到500万。

　　两种决策，两个建军500万。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从此开始。

　　决战，是战争双方集中全部力量进行决定胜负的交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原则是：“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毛泽东反对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进行战略决战，却坚决主张进行有利条件下的战役决战，不容许有丝毫的消极。他认为，只有通过无数战役上的有利决战，方能逐步改变力量对比上敌强我弱的状况，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创造条件。解放战争开始后，这些原则被毛泽东全部运用到战争指导之中。

　　内战爆发之初，蒋介石握有几百万大军，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美式装备，夸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军队。毛泽东则以柔克刚，指挥解放军避开与国民党军在重要城市和交通线上进行战略决战，而是在精心选择的战场上与之进行战役战斗的决战。

　　内战过去近两年，到1948年4月，蒋介石再次夸口要在6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的解放军。毛泽东依旧从容不迫，指挥解放军连续取得了豫东战役、津浦路中段战役、晋中战役、襄樊战役和保北、冀东战役的胜利，使战争形势发生根本转变。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五路大捷后，毛泽东想起了蒋介石三个月前的狂语，在新华社的社论中加写上一段话：“三个月过去了”，“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要满六个月，我们倒要看一看究竟谁肃清谁”。这是在二十多年的双方交战中，毛泽东第一次向蒋介石发出的进行战略决战的战书。

　　此刻，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总兵力由127万发展到280多万，且装备改善，士气高昂，不但能打大规模运动战，而且能打大规模攻坚战。国民党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在长江以北地区还有174万部队，但内部已经空虚，士气低落。毛泽东以惊人的胆略，抓住时机，毫不犹豫地指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气势磅礴的战略决战。首战方向指向了东北。

　　在长江以北地区有东北、华北、中原、西北和华东国民党军五大集团。如首战华北，则可能遭到东北、华东国民党军两面夹击；如果首战华东，则可能促使东北、华北的国民党军迅速收缩南撤，加强华中。而东北战场，解放军总兵力已达100万，国民党军只有55万，又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首先将东北国民党军歼灭，就使东北成为解放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因此，毛泽东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叶剑英元帅说：确定战略决战首先从东北开始，“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他要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将首战目标确定为连接东北、华北的北宁铁路上这个咽喉要地——锦州。取得锦州，就关上了东北的南大门。同时，他指示华北野战军在平绥铁路沿线发起攻势，牵制华北国民党军，支援与配合东北野战军进行决战。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野战军主力秘密南下，迅速切断北宁铁路，包围锦州。

　　蒋介石惊恐不已，急忙拼凑兵力组成东进集团和西进集团，从锦西和沈阳同时增援锦州。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对同时迎战数路国民党军重兵集团，感到把握不大，建议放弃北宁路作战，回师进攻长春。在此决战决胜时刻，毛泽东的决心如钢似铁，坚决否定了回师打长春的建议，指示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定不移地攻占锦州，掌握战役主动权。

　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仅用31个小时，就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军范汉杰集团约10万人，彻底封闭了东北的南大门，将东北和华北的国民党军彻底分割开来。范汉杰被俘后，感叹道：“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

　　锦州攻克，东北的国民党军就从心理上被摧垮了，被困于长春的国民党军10万部队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得不下令从东北总撤退。可惜这个决定太晚了，在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夺路突围时，东北野战军迅速将其合围在辽西平原，激战2天，包括国民党军五大主力新1军、新6军在内的10余万精锐就地被歼。指挥官廖耀湘束手就擒。

　　随后，东北野战军兵分两路，猛扑沈阳、营口。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7.2万余人。

　　当辽沈战役激战犹酣时，毛泽东已在思考与部署着决定中国命运的另一场大决战。另一战略决战在中原战场拉开了帷幕。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精心制定了徐蚌会战计划，决定集中徐州、华中两大战区主力，以徐州为中心，西起砀山，东至连云港，北起临城，南至蚌埠，依托陇海、津浦两条铁路，与解放军进行孤注一掷的决战。

　　与辽沈战役不同，在中原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兵力不占任何优势。徐州国民党军刘峙集团拥有60余万兵力，加上战役发起后的增援部队，投入作战的兵力达80多万人。而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地方部队总兵力为60多万人，装备更是差距很大。60万对80万。在这种情况下决战，毛泽东确定战役的方针是：首先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吃掉位于新安镇的黄百韬兵团，以此调动牵制国民党军，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之势；同时以中原野战军攻占徐州、蚌埠间的战略枢纽宿县，封闭徐州国民党军陆上通道，将刘峙集团分割成几块，再各个予以歼灭。

　　11月6日，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三路南下，将黄百韬兵团包围于碾庄地区。激战至22日, 全歼其10余万人，黄百韬被击毙。

　　在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时，毛泽东指示中原野战军攻克了宿县，还将来援的国民党军黄维兵团10万多人合围于双堆集地区。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被分割在徐州、蚌埠、双堆集三块互不相连的地域。

　　蒋介石此刻已失去了在徐蚌地区与解放军决战的勇气，命令徐州的国民党军弃城西进，同黄维兵团会合，共同撤向淮河以南。徐州的国民党军3个兵团27万人马在杜聿明指挥下，蜂拥西逃。华东野战军多路追击，迂回拦击，将之合围于陈官庄地区。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至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各包围了国民党军一个战斗力较强的重兵集团。而蒋介石从各个战场紧急调兵增援，其中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距黄维兵团只有70公里。解放军不具备同时歼灭各部敌人的力量，而如拖延时日，将陷入被动。淮海战役总前委确定，集中兵力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围住杜聿明集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刘伯承将这一方针称作：“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

　　12月12日，解放军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激战三日，将其全歼，生俘黄维。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见状，仓皇退回淮河以南。

　　至此，中原战场只剩下了被围于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而杜聿明集团此刻已经是饥寒交迫，四面楚歌，官兵大批投诚，部队士气全无。

　　但此刻毛泽东却下令，部队转入休整，对杜聿明集团暂不做最后的攻击。战略决战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已经发起。毛泽东要利用杜聿明集团，拖住华北傅作义集团，再做一篇大文章。

　　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没，中原国民党军则陷入重围，傅作义已失去南北依托，是南撤江南还是西去绥远老家，左右彷徨。他将部队摆成一字长蛇阵，准备能守则守，不能守则迅速撤退。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傅作义集团共有50多万部队，华北解放军兵力为46万人，难以独自歼灭敌人。毛泽东调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协同华北野战军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消灭。但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稳住傅作义集团，争取时间使得东北野战军入关完成战役展开。

　　为此，毛泽东作起了瞒天过海的大文章。他命令华北第1兵团停攻太原，第3兵团撤围归绥，不给傅作义施加更多压力。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提前迅速秘密入关，并指示新华社不断播发东北野战军庆功、祝捷活动消息，制造东北野战军正在休整的假象。

　　在完成这一切后，毛泽东犹嫌不足，又下出了一招引蛇出洞的好棋，令华北第3兵团向张家口发起进攻，威胁其西撤的主要通道，吸引北平之敌出援。傅作义果然派出了其嫡系第35军乘车驰援。毛泽东立即走出第二招狠棋，命令华北第2 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双箭齐发，截断平绥路，威胁北平。

　　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大惊失色，急令其“第35军返回北平。但当该军回返到新保安时，被神速赶到的华北第2兵团重重包围。与此同时，华北第3兵团包围张家口，东北先遣兵团攻占密云、康庄和怀来，从而将平绥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斩断了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战役刚刚发起，解放军就赢得了主动权，但这种主动权尚不稳固。东北野战军主力这时仍在入关开进之中，距平津地区尚有数天的路程。而国民党军依旧控制塘沽，仍有从海上逃跑的可能。

　　战局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毛泽东在命令淮海战场暂停进攻杜聿明集团的同时，指示平津战场两个星期之内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通县之敌隔而不围，只作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待东北野战军主力完成战役展开，再各个歼敌。

　　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博士生导师）这就是战争指导中的胸有成竹、料敌如神。叶剑英元帅评价说：“‘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是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

　　战役的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设计的轨道发展。东北野战军加速开进，至12月20日，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对北平、天津的战略包围。当傅作义清醒过来时，他的部队已经由惊弓之鸟变为笼中之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欲逃无路。

　　华北战场的大局已定，毛泽东这才指示华东战场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经过四天激战，全歼杜聿明集团，生俘杜聿明，击毙兵团司令邱清泉。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55.5万余人。

　　在华北战场上，根据毛泽东先打两头后打中间的指示，解放军开始从容不迫地各个歼敌。1948年12月24—26日，华北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张家口。

　　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步兵、炮兵、坦克协同作战，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守敌。

　　北平成了一座孤城。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中外的历史名城，毛泽东指导前线指挥员与傅作义的代表进行了耐心谈判。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傅作义最终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古都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三大战役，规模空前，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为罕见。国民党军近160万主力部队谈笑间灰飞烟灭，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因此根本动摇，人民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