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为什么一直没结婚？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并没有涉及在他的内心深处藏得很深的那些理由——因为这些理由，他才发誓要做一名独身者，直到自杀前夕才违背这个誓言……
他爱过格利·劳巴尔——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的女儿，他对她倾注了极其深厚的感情，使他不可能考虑在他的外甥女离奇死亡后再去迎娶另外一个女人。他经常对我说，她实现了他在女人身上寄予的最完美的理想，还说他有朝一日会娶她为妻，如果不是那场离奇的意外事故夺去了她的生命的话。
身为舅舅的希特勒把格利从维也纳接来的时候，她才十六七岁，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少女，浅褐色的眼眸，身材高挑，声音悦耳动听。一开始，希特勒把她当成大孩子对待，让她上音乐课，妒嫉她和别的男子来往。
1927年，当她秘密地与她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订婚时，希特勒勃然大怒，命令那名司机与她断绝往来，同时威胁说，如果他对此置若罔闻，就会立即被扫地出门。希特勒本来就是一个粗鲁固执的人，为了拆散这对年轻人，他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他不仅威胁格利要把她赶出慕尼黑，而且还真的收回了他发给格利的母亲和她的其他家庭成员的资助，以前他习惯用金钱援助他们。1928年夏天，他的要挟讹诈大获全胜，彻底地拆散了格利和她的司机。没过多久，年轻的格利认识了林茨的一名绘画艺术家，画家为她的魅力所倾倒，很快就提议和她结婚。希特勒通过自己的私人侦探知道了这个事情，也采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他姐姐反对这门婚事。
希特勒采取这些行为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他对自己的外甥女的感情，远不只是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呵护之情。他深受一种强烈嫉妒的折磨，而这种嫉妒则是由爱情引发的，只是那时他还不便表露出来。
我曾有机会看到那位年轻画家写给格利的情书。在情书中，那名绝望的求爱者穷尽所有的理由要格利跟他一起走。我为希特勒将那封情书重新誊抄了一份，所以现在还可以把那封信中最有特点的段落引用于此：
“现在，你舅舅意识到他对你母亲的影响力，恬不知耻地利用她的软弱。不幸的是，只有等你成年后，我们才能回击这种要挟讹诈。他果真在我们俩的幸福前面设置了许多障碍。然而他知道，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母亲在同意我们结婚之前要求我们分开的这一年，只会增加我们彼此的爱慕和依恋之情。我的诚实善良很难接受如此卑劣的做法。”
“然而，我只能从一些把你舅舅和你连在一起的本质上自私的理由，来解释他...
在信的另一段，年轻的画家宣称：
“你舅舅依然把你看成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女孩，他不会明白你已长大成人，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你舅舅性格暴烈，在他的那个党派里，所有的人都像奴仆一样对他殷勤备至，卑躬屈膝。我不明白他这样聪明敏锐的人怎么就不明白，他的顽固不化以及他对于婚姻的奇谈怪论，在我们俩的爱情和心愿前只会化为齑粉。他希望在今年内成功地战胜我们，但他太不了解你那炽热的感情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希特勒已经下定决心，一旦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就娶格利为妻。1930年，他租下了位于慕尼黑普令茨雷根坦广场16号一栋房子的整整一层楼，格利也搬到这套公寓里住下。和格利共同生活的这些年，按照希特勒自己的说法，是他这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后来，当他回忆起这一段往事的时候，他容光焕发，详细向我们描述他们俩如何在一起度过的令他陶醉的快乐夜晚。他们俩总是一起出去购物，一起去看戏，定期参加音乐会。他带着一丝涩涩的酸楚，跟我们道出格利的一些小小的怪脾气：“当我带她去时装店时，她叫店员把礼帽部的所有的帽子都拆开包装，还吩咐店员把陈列在橱窗里的帽子也拿过来。当商店里所有的帽子都在她的头上戴过一轮之后，她才告诉店员说没有一顶帽子适合她戴。她说话非常放肆无理，弄得我十分尴尬。我小声对格利说，她不能这样把商店弄得乱七八糟后，什么也不买就离开商店。她却朝我投来一个让人无法生气的微笑，并从嘴里撇下一句话：‘可是，阿道夫舅舅，这些人在这里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希特勒照顾格利，时刻保持着警惕，心怀妒意。他每一次外出做巡回宣传的时候，格利都必须向他庄严地发誓，保证不趁他外出的时候去和那些曾经要好的人来往。只是在她回她母亲家的时候，他才不会强行要求她接受他的陪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9月，当时，希特勒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商店里认识了一名小店员，名叫爱娃·布劳恩，她迷上了希特勒，相信自己会征服他。希特勒和她逢场作戏，打情骂俏。
1931年9月17日，希特勒打电话把格利从贝希特斯加登叫了过来，当时格利正在那里休息。第二天，他们俩大吵大闹了一场，因为希特勒突然决定要去纽伦堡。格利指责舅舅没什么事就把她叫过来，他不在家，却禁止她去维也纳让一位声乐教师检查她的嗓音，她对此十分气愤。第二天早晨分手时，他们俩开始陷入冷战。当天，格利在搜查舅舅的外套时，从里面发现了一封爱娃·布劳恩写给希特勒的表白爱情的亲笔信，格利的恶劣心情顿时变成了绝望。当晚，她用手枪朝自己的嘴巴里开了一枪，一命呜呼。
希特勒接到消息，从纽伦堡紧急赶了回来。他为外甥女自杀的事感到非常难过，差点要为此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他的副手赫斯好不容易才把手枪从他的手中夺了下来。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不思饮食，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想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外甥女做出如此决绝的举动。
当他恢复饮食后，他再也吃不下肉食了。也正是从那一天起，他变成了绝对的素食者。
连续好几个月，希特勒一直拒绝会见朋友，完全生活在对格利的回忆之中，格利的房间也保持着她死时的样子。他让那间房子每天都开着鲜花，此后的每年依旧为她举办生日庆典。直到战争爆发，他身上都带着那个房间的钥匙，甚至连格利在伯格霍夫别墅的那个房间也总是关着的。后来，当他翻修这栋别墅，扩大房子的空间时，外甥女位于侧翼的房间也原封不动。她的衣服、梳洗用品和所有属于她的东西都保留在原来的地方。格利的母亲想要一些格利用过的东西或者一些信函留做纪念，都被希特勒拒绝了。格利的所有信件都被她心存嫉妒的舅舅小心翼翼地保存着，1945年4月，希特勒向他的副官绍布下达命令，如果绍布觉得希特勒没有什么机会离开柏林的话，就把那些信件销毁。他还让人按照格利的照片临摹了许多肖像画，挂在他在慕尼黑、柏林和伯格霍夫别墅的套间里。这出悲剧曾让他沉湎于孤独之中不能自拔。
格利自杀六个月后，元首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把他从孤独中解救了出来。一天晚上，海因里希·霍夫曼把他带去电影院，成功地把爱娃·布劳恩安排在他旁边，就像是偶然坐在一起似的。
就这样，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又开始眉来眼去了。几年下来，他们的打情骂俏演变成牢固的关系。有一天希特勒向我坦诚相告，他对爱娃从来就没有产生过那种伟大的爱情，只是对她已经习惯了而已。还有一次，他对我说：“爱娃非常善良，但在我的一生中，只有格利才能在我心里激发出一种真正的感情。我永远都不可能有娶爱娃做妻子的念头。我生活中唯一可能与之结合的女人只是格利。”
1945年初，在一次交谈中，有人影射有三个女人曾企图为他自杀，那三个女人是格利、爱娃和米特福德小姐。希特勒就格利之死作了回答：“她是唯一能博取我欢心的女人，也是唯一我可能娶的女人，她的死对我来说是一次可怕的经历。然而，回首往事，我开始相信，她这么做也许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因为她应该得到的幸福我也许永远也不能给她。”
一天晚上，在慕尼黑一家咖啡馆里，希特勒发现一个女孩长得和格利出奇地相像。他让人把那个女孩叫到他就坐的这一桌来，结识了她。几年里，他安排她去听戏剧课，尽管她几乎没有任何舞台表演才能。在此期间，这个被保护的女孩过着非常放纵的生活。希特勒知道后，就再也没去看过她，也完全停止了对她的资助。
在与希特勒交往的最初那几年里，爱娃·布劳恩只是一个非常平凡、没有自信的女孩子。她在与希特勒的交往中所持的谨慎态度，给希特勒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使希特勒对她产生了好感。
她从不参加官方招待会，希特勒在客人面前也从不提及她。那个时期，她还没住进伯格霍夫，住在那里的是凶恶的看守人、已故的格利的母亲——难以对付的劳巴尔太太。爱娃只是在附近的普拉特霍夫饭店有一个房间，时不时地到伯格霍夫去，与希特勒在一起呆上几个小时。
劳巴尔太太激烈批评爱娃和她的同父异母弟弟的交往，对爱娃表示出极度的蔑视，把她当成闯入者，见自己不能把她和希特勒拆开时很是气愤。劳巴尔常常建议希特勒找一个和埃米·索内曼夫人一样的女演员结婚，索内曼夫人后来成了戈林的妻子。有一天，她在戈林面前情不自禁地说：“我好羡慕您，帝国元帅先生，羡慕您两样事情：首先是您娶了索内曼夫人，其次是有罗伯特这样一个十全十美的仆人为您服务。真遗憾我弟弟没像您这么做。”戈林带着满意的微笑回答说：“必要时，我可以把罗伯特让给他，至于埃米·索内曼嘛，我绝不会给他，决不！”
尽管从外表上看，爱娃·布劳恩只是一个弱不禁风的金发女子，但她却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她完全屈从于其主子的反复无常和心血来潮，渐渐地巩固了自己的位置。
爱娃是在1936年的纳粹党代会召开之际得到希特勒的认可，并正式成为他的情人的。劳巴尔太太对她横加指责，理由是在纽伦堡举行游行检阅时，爱娃没有充分地参与。她把这件事对自己的弟弟说了，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希特勒完全站在他的女友那一边。由于遭受劳巴尔太太的刻薄指责，爱娃确实曾想到自杀。这种绝望的举动让希特勒大为震惊，使他毫不客气地把姐姐打发走了，并终于把爱娃安顿到了伯格霍夫。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爱娃正式走进了第三帝国元首的生活。希特勒送了慕尼黑的一套小别墅给她，还送了她一辆汽车，并用珠宝和价格不菲的裙子来包装她，还给了她一笔年金，以满足她所有心血来潮的行为。
爱娃·布劳恩懂得适应上流社会的生活习惯。她想变成一个贵妇，竭力模仿戈培尔夫人的举止神态，把她当成自己的榜样。然而，她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她的一切开销，都不能使别人忘记她的出身。她依然是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跟成千上万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她们唯一的兴趣是奇装异服，一想到自己的体重又增加几克就会惊恐不已。爱娃害怕体重增加，饮食特别没有规律，而且每顿饭后都要吃泻药。由于这种饮食习惯和限制饮食，她患上了胃病。当她胃病发作的时候，希特勒就会彻底惊慌失措。这时，他的行为举止就像恋爱中的初中生一样，没完没了地抚摸着她的手和胳膊，一边叫她“我的小宝贝”。
爱娃并不是什么时候都看起来很美。她的眼睛是浅褐色的，睫毛很长，非常迷人。但当她一旦生气地撇一下嘴，她的美丽顿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她的唇角会垂下两道深深的纹路，使她显得特别苍老。她极度敏感而且容易受刺激，因为她挣扎于其中的不真实的处境使她时刻处于忧心忡忡之中。想到元首身边负责照顾他的一些女子会与他巧妙地私通，她就惶惶不可终日。那时，她会有一种可怕的自卑情结。她极想了解他们闲聊的内容。每当有人向她揭发有一些女客人向她的情人示爱时，她都觉得自己要完蛋了。
爱娃的性格使她很难与人相处。她性格冲动，不懂得控制自己，时而大发脾气，时而又欣喜若狂。对于接近她的人，她毫不掩饰地表露出自己的厌恶或者好感。她很自私，但对她的家庭成员和好朋友除外。她那反复无常的性格使她经常更换身边的人。由于希特勒很少带她公开露面，她十分懊恼，这种情绪折磨着她。一想到在晚会上，他的周围会簇拥着一大群漂亮的女人，各种令人陶醉的话从她们的嘴里说出来，就像焚香升腾而起的香味一样，可她却被迫独守空房，等候他回来，她都快疯了。只有在希特勒小范围招待客人时，爱娃才得以坐在希特勒身边。我发现，有这种机会的时候，她总是千方百计地让自己引人注目。她固执地迫使别人接受她对各种事情的看法。在伯格霍夫，她被客人们视为屋子的女主人。每一顿晚宴，希特勒都要更换女傧相，但爱娃总是坐在希特勒的左边。在离开餐桌的时候，希特勒总是先亲吻她的手，然后才吻坐在右边的女客人。
在用餐的时候，爱娃·布劳恩很少参与交谈，至少在开始的那几年是这样。几年后，当她自信了一些的时候，她也会参与谈话，但要看她当时的心情。每一次用完餐后，希特勒尚未起身离席，仍在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特别喜爱的话题时，我都发现她特别急躁不安。她不加掩饰地表示出她的不耐烦。在战争期间，她已经确信自己对希特勒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敢于向他投去斥责的目光，或者大声问他，现在已经几点钟了。于是，希特勒会突然中断自己的夸夸其谈，起身离席，一边对自己的喋喋不休表示歉意。
希特勒习惯了爱娃易于激动的性格，但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对她做出一丝一毫的让步，她必须服从一些非常严格的命令。比如说吧，她不能晒日光浴，因为她的主子不喜欢褐色的皮肤；她想参加舞会也只能偷偷地去，因为希特勒讨厌跳舞。爱娃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喜欢游泳、滑雪和体操。她喜欢饲养宠物，身边有一条牧羊犬，一条短腿猎犬和两只狐更（左边加反犬旁）。 1945年4月，希特勒又新养了一条长毛垂耳猎狗。此外，爱娃还极有耐心地养了两只乌鸫，它们在她的套间里自由地飞来飞去。
爱娃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化妆上。在这个特殊领域，她的专心致志非同一般。为此她做了一个文件柜，柜子里所有的裙子都用相同的衣料和样式做了备份，并标上了号码。这样，她对衣柜里的衣服就能一目了然，并能快速浏览一遍。爱娃对所有与之相关的东西都喜欢归类，这种习惯绝对是出类拔萃的。希特勒很欣赏她的这种优点，说她非常干净整洁，从未因为她的小小疏忽而批评过她。
爱娃经常光顾戏院和电影院，并且乐此不疲。希特勒常问她对看过的戏剧有什么看法，但也经常诱使她犯错误，因为爱娃并不从现实意义方面来评判表演的优劣，而是根据艺术家们见到她时所表示出来的或多或少有点奉承的态度来评判。我从未见她阅读过一本比较严肃的书，她只喜欢侦探小说或者流行文学作品。 她的这种阅读兴趣与她的文化程度有关。
1938年初，米特福德小姐终于可以比以往更加频繁地见到希特勒了。爱娃·布劳恩一下子呆若木鸡，她上演了第二次自杀闹剧。这次企图自杀的行为，使她的情人带着懊悔回到了她的身边。从此，她的地位彻底稳定了。希特勒一想到她有可能再次自杀，想到有一天会爆出惊天丑闻就不寒而栗。总之，我很明显地感觉到，从那时起，爱娃终于成了一个有名望的女人。她越来越彰显自己在社交生活中的个性，受到周围人们的尊重和重视。
每一年，她都被允许带着几位女友去意大利度假，时不时也可以在柏林露一次面。然而，在柏林，她没有像在伯格霍夫一样引人注目。希特勒不禁止她在柏林散步、购物、上美容院和裁缝店，甚至允许她在戏剧节期间一场接一场地看戏，但是，在任何时候她都得隐姓埋名。
爱娃的妹妹格利特与紧跟元首的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联络官赫尔曼·费格莱因结婚，标志着她在解放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从那时起，在上流社会，人们介绍她时说她是费格莱因的姨姐，因此她从心底里喜欢这位妹夫。可是，无论如何，在柏林沦陷的前几天，希特勒下令对费格莱因执行枪决的时候，她还是没能保住妹夫的脑袋。
1945年初，她问我：“您不觉得我比以前要自由得多吗？以前，在官方酒会上，我不知道该作何姿态，可现在我是个人物了：我是费格莱因少将的姨姐。他把我介绍给一大群我不认识的人，我还知道了许许多多以前我一点都不了解的事情。”
1945年初，爱娃在柏林逗留的那两天非常失望，一年来，希特勒遵循更严格的素食摄生法，也要求她一起食素。她为此叫苦不迭，“我们俩每天都因为这个问题争吵。我怎么也咽不下他喜欢吃的那些可怕的大杂烩，我还发觉这里的气氛整个儿地都变了。先前我是那么兴致勃勃地想去柏林见他，现在却开始后悔了。除了他的饮食和他的狗，阿道夫不再跟我谈别的事情。布隆迪（希特勒喜欢的德国牧羊犬）这个肮脏的畜生让我生气。有的时候，我用脚在桌子底下使劲地踹它，阿道夫看见它疯狂的样子时非常惊慌。这是我复仇的方式。”
可以说，从政治的观点来看，爱娃绝对懵懂无知、无忧无虑。当她透过希特勒的幕僚和秘书们脸上的沮丧表情，发现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就来找我们的麻烦，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她经常抱怨没有人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她。当别人告诉她令人不愉快的消息时，她总是一脸天真地叫道：“可是，我的孩子们，这些可怕的事情我绝对一点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