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路上，总有一段临近路口的地段频繁地发生堵车，本来应该左来右去地互不干扰各自行使，却总是被由北向南的车辆并行而塞满。这一段红绿灯以北，柏油、土路混合地段，车辆有需要左拐的，有需要右拐的，有需要直行的，目标可谓丰富。我不用说，别人都能想到，车辆在马路上并排的原因很简单，一遇红灯，大家都不愿意排队等候：右拐的，理由充足地认为，没有义务排在直行车的队伍里，大模大样、摇摇晃晃地插到右边的凹凸不平的土坡上，下了土坡就直逼红灯之下的口中央，恰与由西向东的车弄个对脸；左拐的，心怀不满地认为，排在直行车的队伍里，往往要等两个灯的时间方才得过，左边有空，插上前去，与路口近一点岂不好？一来二去，就排了两个队，加上右边土坡上的右拐队，这时的路右侧，已经拥塞得连自行车都过不去了。左侧呢？左侧还剩下一条“华山”板肠路，左侧来的车如果成队，那么这时任何方向的摩托车、电动车的穿插、或者右侧车辆排队不整齐，占了左侧一个轮胎的宽度，那么，整个路段就彻底堵死了。在这种时候，假如你能飞到十字路口红绿灯的上空，你会有幸看到操作系统理论中关于“死锁”的最精彩演示，看到蔑视规则的民族秉性的最生动的活剧演出。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毛病，我一直大惑不解，在重大利益上，在事关生命、做人基本权利、人格尊严的问题上，我们往往缺乏抗争精神，少有鱼死网破的血性男女，罕见不屈不挠的执著勇士，一遇强权，大都“妥协”的一塌糊涂；可是在鸡毛蒜皮的利益冲突中，却难觅谦谦君子的身影，只见“当仁不让”的匹夫，尤其体现在交通的夺路上，是那么的生动具体，以至于我举一个例子，你都可以把它当作描写刻画“中华民族”性格的标准文本，而且保证“放之四海而皆准”——80%的中国人都可能曾经是故事里的主人公。话说有一天，我坐车路经一堵车路段，路口中央，两司机争道，一个说，你往后倒一倒，我就能过去了，另一个说，你往右掰掰盘子，我早就过去了！说话间，右边的车不管不顾地已经顶了上来。能往后倒的司机一看，要对方让路的理由没有了，很不情愿地想要倒车，谁知可倒车的空位又被穿插进来的小三码堵住了，路口喇嘛乱响，道中马达轰鸣，而四方路上后续来的车却不管不顾地死死顶着前车的屁股，一个一个地堆积起来，你要问这路已经堵上了，为什么车还要排那么紧干嘛？司机们用脚趾头都能回答你的问题：怕别的车插队！中国人这种“宁可我过不去，也不能让你得了便宜”的心理习俗，在一些枝节问题的细节上，体现得是淋漓尽致啊！最让我不理解的是，堵车之后，不慌不忙地人有，焦急上路的也有，却绝少有人出来疏通一下，每次争先恐后的路人，在路堵死了之后，好像都能迅速180度大翻转地调节心态，以适应眼前的现实似的。于是，我下车往前走，赶到瓶颈口，调度“死锁”车，楞充指挥手。一辆车不听我调度，不肯往后倒一下，我说，你车后面还有空，你不倒车，“死锁”打不开，你也走不了，这位司机哥们遂说了一句中国人最经典的名句“要堵大家一起堵，又不是堵我一个”...
记得小时候，在幼儿园大班里老师给我们讲交通规则说“顺马路，靠右走，别逆行，不拉手；过马路，两边看，不要跑，走直线”。交通规则在我成人后的几十年里，只是一些听到的零散话，诸如“绿灯行、红灯停”“拐弯让直行”之类的，据说司机考驾照的时候，要学一大本子交通规则，依我看，交通上屡屡出现人为的堵塞、故障，问题就出在这里！在我眼里，交通规则其实就是一些生活、做人的简单道理与原则，比如凡事讲个先来后到，比如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只要掌握这些原则，你就能够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下，发现很多的规则，并很愿意去遵守它。到马路上，无论是行走，还是驾车，需要注意的事只有两样，一是珍惜生命，二是不要妨碍他人，无他。把交通规则当作限制人的条条框框，总想以侥幸的心理和特殊的位置便宜行事，那么规则永远也不成了人们的有效约束，更不能成为人类有别于猴子的文明。我从来就不能想象，在一个丛林中的动物世界，挂上一些红绿灯、交通警示及标志，能让动物们进化到人类文明中。
下班回家的途径，大致上是几个直线的连接，一路上只有三五个红绿灯路口，应该说基本上是安全的，然而我每当夜晚在路上时，往往感到有如丛林般的威胁，路边随意停靠的车，掰掰轮子就要上路，全然不顾后面的人是否有准备，能否及时避开，从岔路上拐来的车，往岔路上拐去的车，掰掰轮子就要改线，也全然不顾是否妨碍直线行走的车，短短一段直线，你往往要被N多的支点、岔路以及随时上路的车所干扰，被迫减速、刹车来避让，但是我宁愿如此，我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安危寄托给他们的刹车。路上非机动车与行人的安全，只能寄希望于驾驶室中，把握方向盘的那双手，以及大脑，不至于失控，当然除非他们疲劳过度、醉酒、或者疯狂了。
规则，交通规则，是一个人类社会的文明，文明不是指写在纸面上的那些东西，文明是在人们的心里，在人们下意识的习惯中，甚至是深植于血统的遗传因子中...中国也有交通规则，但有没有遵守规则的文明呢？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