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蒙的细雨中，我们从圣彼得堡登上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俄航的名声不佳，一位从巴尔迪摩来的美国学生告诉我，俄航的名字谐音于英文的海上漂浮，还是不坐为妙。行前，探问周围的游客，似乎我们是惟一乘俄航的人。尽管心中有些打鼓，我们还是硬着头皮上了飞机。一路上倒也平顺，只是普通仓的行李箱非常之小，根本放不下随行的旅行袋。而座位的间隔又是那样的窄，我那一米八多的同伴好不容易才将自己塞了进去。就这样，把脚搁在行李上，我们飞到了莫斯科。
莫斯科的机场比圣彼得堡要大很多，但其规模与设施仅相当于一个美国中等城市的机场。好在不必经过极其缓慢亢长的入关手续，一会儿工夫我们就站在了莫斯科的阳光下。
来接我们的李宗伦先生是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的总经理，他的旗下还有‘老北京一条龙’大酒店。宗伦是我朋友的朋友，我是久闻其名，未见其人。虽然他不是惟一来接机的亚洲人，人群中，英俊挺拔的他颇引人注意。他大步走过来，我们迎上去，一握手就不再是朋友的朋友，而是朋友了。
在语言不通，人生地疏的莫斯科，有了宗伦夫妇的接待，住在‘老北京’，享受着‘一条龙’的服务，确有数不清的方便。特别对于住在无华人社区的我们，每天清晨的稀饭馒头家常小菜，晚上的炸酱面和水饺，无疑是久违的佳肴。入夜，坐在挂着京剧脸谱的餐厅里，听宗伦讲故事。莫斯科的社会百态，在俄华人的悲喜情仇常使人扼腕叹息。
听人说‘没有到过圣彼得堡，就没有到过俄国，而没有到过莫斯科，就没有到过苏联’。莫斯科的人口是圣彼得堡的一倍，有九百多万，城市规划很糟糕，斯大林时代多层蛋糕式的建筑群蛮横地遮住古老教堂的拱顶。但是，比起圣彼得堡来，莫斯科的马路平坦干净，民居商店看上去也鲜亮一些，甚至自来水都较圣彼得堡处理得好，由此可见当局的厚此薄彼。这里比圣彼得堡更商业化和政治化，也比圣彼得堡更有活力。与圣彼得堡不同的是，这里的外国游客，必须随身携带证件。
在圣彼得堡，虽然城里的民居疏于维护，虽然当地还没力量对所有的古迹做维修翻新，圣彼得堡人却宁愿留着这些古旧和破败，也不肯在上面添加钢和水泥的几何图形。反观莫斯科，这里除了克里姆林宫，几乎所有的古迹都淹没在玻璃、钢和水泥的丛林中。苏联解体后，那些曾建得甚美的博物馆和展览厅沦为出租的商业场地。厅内，在众多的小摊中，惟有那被冷落在一旁的雕像还可依稀想见当年的艺术气息，而那些林立在喷泉草地上的商业招牌已将室外昔日的文化和闲适扫荡干净。惟一所幸的是，建筑群周围仍保有大片绿地。
在这水泥丛林中开车更是惊险万分，按俄国人自嘲的话是，俄罗斯人除了开车，什么都慢。在莫斯科的市内，我们首先经历的是毫无希望的堵车。大堵车后，就要考验司机的勇猛。我们的司机瓦夏，不愧是哥萨克，每次都能绝处逢生，在贴边的超车和遽然的急转中，杀出一条车路。我敢断定，同车中无论是在加州圣荷西还是在芝加哥的开车好手，都无此机敏和果断。
当与俄国人谈起他们的新领导，人们普遍表示俄国需要铁腕人物。一位俄罗斯驻京使馆的官员干脆说沙皇以来的俄国就没有过好领袖。当年苏联解体，国营资产按人头分，分给每人一份公司股权认购证。可有权势的政府官员变戏法似地控制了俄国的经济命脉，使老百姓手中的认购证沦为一张废纸。随之而来的经济大危机使金融信用彻底破产，存进的美元根本取不出来，若取也是按贬值前的卢布折算成的汇率付给卢布。倾刻间许多人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至今，人们仍不相信庐布，不相信银行。据说，俄罗斯人都想方设法地把卢布换成美元，藏在家里。在五十年代一旧卢布等于二美元，而今是三十新卢布换一美元，而新卢布相当于一千旧卢布。我不难想象俄国人生活的艰难。
十年前，一万卢布可买两辆‘拉达’汽车。而今天呢，一斤西红柿是三十几卢布，一个花篮要三百卢布，可俄国人月收入才一到两千卢布。但是，从物质丰富的程度来说，已非几年前可比。在出发前，曾访问过俄罗斯的朋友一再告诉我们多带些食品去，说是当年为买一棵洋白菜，得跑遍大半个莫斯科。可当我们来到这里，看到市场上那绿绿的菜，红红的肉，嫩黄的奶酪，水灵灵的果子和鲜活活的家禽，不禁为我们带去的干货发愁。我们的俄国朋友也说几年前是有钱买不到东西，而今是有东西没钱买。这里的情景与中国八十年代初非常相似。忆起儿时的那一句口号‘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可我现在却不敢也不愿想‘中国的今天就是俄罗斯的明天’。
虽然俄罗斯在九年内从一超级大国沦为第三世界，可莫斯科的市容并不破旧，而且大多数的公寓楼都有卫浴设备。这里的年轻人多与父母同住，三代同堂也不在少数。可住房的紧张并不妨碍他们拥有一个夏季别墅。没到俄罗斯前，我就常常奇怪，为何他们不多建些住宅，却有闲钱去盖一年最多才住三四个月的夏季别墅。在莫斯科郊外行
车，才明白此地大多数称为别墅的房屋，决非我以往想象的一栋花园小屋，而仅是几块木板搭成的仅能遮风挡雨的棚子，可是俄罗斯人能享受到的绿色财富又是中国人无法比拟的。如圣彼得堡人，莫斯科人夏季出城住乡下的习惯似乎并未受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影响。虽然莫斯科人比圣彼得堡人商业化，可是像我们的司机瓦夏，他宁愿在夏季小屋旁喝啤酒吃咸鱼，也不愿在周末工作领双薪。
在多数公共场合，莫斯科人是很安静的。地铁上，快餐店里听不到喧闹的音乐和人声，即使是地铁站口的小贩也是手持一小把一小把的玲兰花静静地站着。我们所见最热烈的场合是在戏院中。曲罢戏末，在如浪的掌声中，演员们不断地以各种优美的姿态谢幕，可欢呼和掌声仍然经久不息。进戏院看戏是俄罗斯人生活中的大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白夜’中描述过看戏前的玛钦卡要怎样的梳洗打扮。今天的俄罗斯人仍是盛装赴戏院。虽然剧院附设的酒吧所费不菲，观众们在戏前还要到酒吧里喝上一杯。在短暂的幕间休息，女人们忙着补妆，梳理头发。这些习惯代表了他们对文化的热爱和敬重。这厚重的文化传统和国人的暴发户心态迥然不同。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自尊的民族，俄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两次战胜欧洲强敌的历史确实是值得他们骄傲的。在莫斯科，使我们最为受益的是看芭蕾舞，听音乐会，逛此地的油画艺术品市场，参观博物馆。在莫斯科，俄罗斯诗与剑的文化在艺术历史和军事战争这两类博物馆中展示得淋漓尽致。
为纪念卫国战争所建的胜利公园占地约四十四公顷，公园四周的绿地上停放着坦克，大炮和战斗机。公园里一百多米高的黑色方尖碑如一柄利剑，直刺蓝天。卫国战争纪念堂前的雕塑是一排黑色的人像逐渐向后方倾斜，倒下，最后，这些人化为骷髅，化为墓石。纪念堂里，卫国战争中的几个重大战役以全景和立体油画展现在我们面前，似乎历史的瞬间在此定格。
普希金造型艺术馆和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藏品颇丰。除了展出一些法国印象派的作品外，从十一世纪的圣像到当代俄罗斯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均在此展出。列维坦和施希金的笔下的林木使我忆起洛矶山中的白桦和云杉树林。那一幅画着白衣少女坐在树丛中的‘月光’还是我少年时代在苏联画报上见过的，直到今日才得见真迹。
虽然莫斯科较其它俄罗斯的城市开放，但也决算不上是个国际化的都市。或许是过于自尊，对于外国人，俄国人存有很强的戒心。在这里做一个‘外宾’，首先你得和当地人一样要忍耐极为僵硬的制度和效率低的服务。我们下榻的旅馆有贵重物品存放的服务，存一次十卢布。我们在那里住一周，本想离开时一次结算这笔费用，可旅馆就
是不答应。我们只好每天交十卢布，服务员也不厌其烦地每天开一张收据。
其次，此地的‘外宾待遇’还意味着你的参观门票要贵上十倍，还意味着警察可以随时检查你的身份证，罚你数量不等的款项。在从斯得哥尔摩到赫尔辛基的轮船上，我们碰到一位台湾导游小姐。在此次带团去俄国旅游中，她被军警‘请’下车，以莫须有的罪名关了几日，最后罚款两千美金。而在此地经商的外国人，亦难逃厄运。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清晨，莫斯科的武装警察突然包围当地最大，也主要是由大陆华人经营的皮货市场，没收了当时市场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货物。随后，为了和俄国当局交涉，这些货主们还经历了在严寒中向他们的‘娘家’请愿的辛酸和被俄国军警送入了班房的绝望。
这一次查封，改变了许多在俄华人的命运，有人从此倾家荡产，永不敢还乡。这一次查封却未能阻挡后来的寻梦人，你若看到位于莫斯科郊外的集装箱市场，那无限的商机，那经营日用品的暴利任谁都会动心。
我们在宗伦夫妇的带领下，来到这被称为集装箱市场的大空场，眼前是一排排的，望不到边的集装箱。一个集装箱就是一个商店，集装箱大门是店门，集装箱里面是店面兼仓库。这里卖的多是大陆中国的服装，鞋帽和日用品，不说别的，光是卖方便面一个月就可能赚上上万美元！苏俄的轻工业历来不行，而现在的大商店里全是莫斯科人买不起的欧美名牌。夏天来了，爱美的莫斯科姑娘想穿件式样新颖的连衣裙，到集装箱市场去，那儿顶漂亮的连衣裙才两个美金。该开学了，小孩子要买双新皮鞋，到集装箱市场去，那儿式样时髦的鞋才五美元。那么多的人围着一个摊位，货主愁得是不够分的货。那么多大货车停在路边，一转眼的工夫，这些物美价廉的中国货就流遍了俄国大大小小的货栈。
且慢，暴利必有巨大的风险，那没有章法的税收，海关，不按牌理出牌的俄国军警会时不时给你个‘外宾待遇’。好在此地还是全民腐败的初级阶段(好在？)。请一顿饭，给个三五百卢布就能换来暂时的平安。这里的人都知道，被交通警抓住了，可以公了也可以私了。要公了呢，扣你的驾照，还要上法庭交款，一耽误就是几天。私了呢，三五十卢布——不过一瓶伏特加酒钱，但这钱需要您亲自搁在警车坐位上，因为在当前推行的‘干净的手’的运动中，警察最好是不要‘碰’行贿者的钞票。
坐在归程的车里，我望着车外匆匆赶路的人群，拼力挤出一条缝隙的各色车辆，忽然忆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名为‘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影片，依稀记得那是一个卑微的外省女子在莫斯科寻梦的故事。如多数大都市一样，无论对外宾还是对外省人，莫斯科是一个冰冷无情的地方，是无法被眼泪所打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