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今日头条）
70年代的冬天，冷得透骨。
那年我几岁，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姥姥家杀猪，妈妈在灶房里喊我："去姥姥家玩儿吧，今天有肉吃。"妈妈有事去不了，我一听"吃肉"两个字，高兴得一路小跑就出了门。
那时候农村杀猪都在早晨。杀完，大锅架起来，肉香能飘出半条街。主家会叫上本家亲戚、屠夫，热热闹闹吃上一顿。对那时候的孩子来说，杀猪日就是过年。
姥姥家是个带院落的农村宅子。将近中午，肉炖好了，整个院子都浸在香气里。姥姥一家人忙前忙后摆桌子、倒酒、端肉，堂屋里笑声一片。
我站在屋里，没人理我。
表哥表弟被姥爷安排坐到了桌旁，我个子小，挤不上去，就退到了院落大门洞进去的墙角。我想，她们一会儿肯定会喊我的。
我就那么站着。
不断咽口水。不断调整站位，一会儿靠左，一会儿靠右，唯恐堂屋里吃饭的人看不见我。
我看见姥姥端着一碗肉，夹了一块送到表哥嘴边。表哥摇头，姥姥又塞了一下，表哥才张嘴接了。姥爷把表弟拉到身边，一块一块地喂。舅舅和舅妈忙着招呼客人喝酒划拳。
没人抬头看我一眼。
我退回到门洞拐角，又忍不住跑出来，沿着墙根往前蹭个三五米，再退回去。跑出来，是想让她们看见我；退回去，是怕她们嫌我碍事。
时间一分一分流过去。表哥表弟吃饱了，从桌旁溜下来。我心想，这回该喊我了吧？
姥爷提着一桶脏水从堂屋出来，看见我站在门洞那儿，皱了皱眉："一边玩去，碍事！"
我的心猛地跳起来，嘴张开——"我也想吃肉"——话到嗓子眼，又咽了回去。
姥爷倒掉脏水，转身回了堂屋。
我的眼泪刷地落下来，一颗接一颗，砸在冻硬的土地上。
我一路小跑回家，掀开锅盖，里面只有一个窝头，冻得像石头。我把窝头揣进怀里，想用体温焐软了啃。
正啃着，奶奶推门进来了。
"丫头！你还没吃午饭？怎么啃凉窝头？"
我低下头，不说话，眼泪吧嗒吧嗒掉在窝头上。
奶奶把我抱起来。我哭了好久，才把事情断断续续讲完。
奶奶拍着我的背说："不哭。你爷爷在家闲着没事，到奶奶家去，我让你爷爷给咱炖只鸡。"
那天傍晚，爷爷真的杀了一只鸡。我坐在灶膛前，看着火苗舔着锅底，闻着鸡汤的香味，觉得那是这辈子最好喝的东西。
后来妈妈回来了，问我："在姥姥家吃好了吗？"
我低下头，没说话。
这件事，我一辈子没跟妈妈提过。
再后来我长大了，进省城读书，留在省城工作。逢年过节，我给爷爷奶奶买东西，提着沉甸甸的袋子走在路上，心里是暖的。
妈妈却总指责我："姥爷姥姥把你从小带大，你怎么就不给他们买东西？忘了本了？"
于是我也开始给姥爷姥姥买东西。东西不便宜，拎过去，姥爷姥姥笑着接了。可我心里总像隔着一层什么，不那么情愿。
爷爷奶奶走得很早。姥爷姥姥依然健在。每次提着东西走在去看他们的路上，我总觉得那不是去看亲人，而是去完成一个任务——一个安抚母亲的、沉重的任务。
那年冬天门洞里的冷风，和那句没敢说出口的"我也想吃肉"，我藏了一辈子。
有些伤口，肉长好了，疼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