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成：佛教传入与灭佛运动（转）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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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之蛇

三级士官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21-09-22

作者：王天成

       佛教，是外域文化，在传入中国以前，中华民族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已经形成了法、道、儒、阴阳、名、墨、纵横、杂、农和小说的九流十家文化。经过商鞅变法已经结束了神权的奴隶制社会，进入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社会的皇权时代。
       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在东汉初期汉明帝刘庄时期，那时只是局限在个别庙宇的和尚信仰，并没有引起统治阶级和广大的社会认同。佛教的真正传入是在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代。西晋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给周围的少数民族创造了进入中原的极好时机。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大举进入中原。他们烧杀掠夺，灭绝性地屠杀汉人，使北方大地十室九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以前还处在政教合一的奴隶制社会，就像解放前的西藏一样，处于神权时代。胡人认为“佛是我神，正可应奉”。他们在侵略中原的同时也进行着文化侵略，将自己信仰的佛教文化大量地移植到中原大地，抵制中原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神权与皇权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产生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当然，也有着相互的学习和融入。但是，斗争是主流。
       五胡乱华时期，佛教传入中原的重要人物是西域的高僧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龟兹国人，即今天新疆疏勒人，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起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明师大德，深究妙义，佛学造诣很深。氐族在陕西长安建立了前秦国，皇帝苻坚是个比较英明的君主，从小就学习汉文化，汉文化对他的影响很大，但也忘不了“佛是我神，正可应奉”的固有文化，派大将吕光出兵龟兹国迎请鸠摩罗什传教佛文化。当吕光打败龟兹国，获得了鸠摩罗什的时候，苻坚因淝水之战兵败被自己的部下羌人姚苌所杀。吕光将鸠摩罗什带到了甘肃武威，自称皇帝，建立了后凉国。姚苌建立了后秦国，也想迎请鸠摩罗什到长安传授佛教，吕光没有放行。鸠摩罗什在武威呆了17年，学习、熟悉、精通了汉语语言。后秦国在姚兴做国君时打败了后凉国，后凉国纳降进贡，将鸠摩罗什送到了长安。姚兴万分喜悦，以国师之礼对待，选了800多人跟随鸠摩罗什翻译经书，共翻译了740部384卷。鸠摩罗什精通汉语，翻译的大量经书都通畅好读，成了在中华大地宣传佛教的极好读本。
       有了这么好的佛教读本，加上佛教宣扬轮回、因果报应、赎罪等一些理念，在人们思想还大都很愚昧的时代，佛教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人们很容易地把这些宣传信以为真。东晋、  五胡十六国时期，互相攻伐，残酷杀戮，国家兴替像走马灯似的，屠夫们为了死后升天堂，下辈子再做富贵之人，借信佛以赎罪，大量建立佛寺，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立天先生在其佛教著作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帝、齐文帝、宣帝、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甚者,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秽，鸩杀孝明帝,而为了赎罪,大力建设佛寺,不惜减少百官俸禄十分之一。”北朝，有两个胡太后。其一为北齐胡太后，国破后和皇后沦落为妓女。他在这里说的胡太后是北魏胡充华。胡充华是北魏宣武帝的皇后，孝明帝元诩的母亲。宣武帝英年早逝，胡太后临朝听政，逼迫小叔子清河王元怿和她同房，纵情淫乱。孝明帝长到19岁的时候，她为了继续执掌朝政，竟将自己亲生儿子孝明帝毒死，立临洮王3岁的儿子元钊为皇上。北魏本来就崇尚佛教，胡太后执政期间为了赎罪更甚之。云冈石窟是北魏文成帝时期开始建造，她下旨继续加紧进行，先后征用了18万2千多民工，花了24年还未完全建成。她还征用80万民工建造洛阳龙门石窟，在皇宫南边修建了空前绝后的永宁寺。该寺浮图塔高90丈，塔上立柱高10丈，共1000余尺，离京城百里也能遥望而见。寺内僧房多达千间，内铸丈八金佛像一尊，中等金佛像10尊，玉佛像2尊。佛刹上有金宝瓶，瓶下有容露盘30重，佛塔周围的屋檐角都挂着大金铃。浮图塔四面窗扉上缀满金钉。高风永夜，金铃和鸣，铿锵之音，声闻10里之遥。后该寺被火焚，千余军人救火，大火经三月不灭，周年犹有烟气。胡太后还命令各州都要建五级浮图，全国建佛寺达3万余所，僧尼200多万。在她的号召下，王公、贵人、宦官、羽林都争相在洛阳建寺，一个比一个雄伟壮丽，整个洛阳城里大大小小的寺院竟达1000余所，寺院占到了整个城市建筑的三分之一，成了名副其实的佛都。胡太后大造佛寺，劳民伤财，加之奢侈无度，耗尽国力，民怨沸腾，后被造反的军队沉入黄河溺死，并没有得到佛陀的保佑。
       南朝的梁武帝也很典型。他笃信佛教，有“皇帝菩萨”“佛心天子”之称。在他的影响下，举国上下，劳民伤财，到处建造寺庙，佛寺佛像遍地成林，仅首都建康一地就有大的佛寺700多所，和尚数万。他以皇帝之身，曾4次出家到寺庙为奴。国家怎么能一日无君？大臣们又用重金将他赎回，4次花了4万亿钱，佛寺富的流油，国家财政大量流入佛寺。老百姓受苛捐杂税盘剥，建造佛寺，苦不堪言。杜牧曾写诗讽刺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梁武帝也没有得到佛陀的保佑，在后来羯人侯景之乱中被饿死。
       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南北朝和中唐、晚唐时期，当时人们对佛教的信奉达到狂热的地步。佛教作为神权，有“劝化”人们从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麻痹人民思想的功能，中原的皇权统治者欣赏这一点，为自己的统治所用，放纵了佛教的发展，很快就产生了两大问题：一个是争夺对中原人民的思想统治权。中华大地上本来是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九流十家文化统治着人民的思想，和佛教文化在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譬如，中原的儒文化强调忠、孝、节、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三国时曹操出征发布军令，踩踏老百姓的庄稼要杀头，他的马受惊踩了庄稼，按军规要杀他的头的，但曹操作为主帅是不能杀的，就削了一缕头发代替杀头，晓喻三军。佛教，僧尼忠于佛不忠于君，背孝道，当和尚的人将父母受于自己的头发都剃了个净光。有个佛教故事说，一个美丽的少女有一头秀丽的长发，皇后让人拿1000两黄金来买不卖，为了请佛陀吃饭毫不犹豫地剪下头发，以100两金子贱卖给皇后，表现了对神权无限的忠诚，对皇权的极度蔑视。在佛教里，长者入佛门晚要把早入佛门的幼者称师父，违背了儒家尊卑上下长幼之序。中国原始的道教等是不敛财的，佛教不同，以赎罪等迷信欺骗蛊惑人民，骗取钱财，弄得有的家破人亡，甚至煽动聚众闹事，破坏国家法度。中原文化的法、道、儒等各学派都认为佛教“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有很大的危害，远见卓识的士大夫们，抵制、反抗着佛教的传入。譬如，北魏时的宰相崔浩就认为佛教是“西戎虚诞”，“为世费害”，主张废弃佛教。毛主席赞扬的唯物论者、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救时宰相姚崇深刻地认识到佛教的危害，不信佛。佛教徒宣传佛祖不杀生，割肉喂鹰，慈悲为怀，发生了蝗虫灾，一些被佛祖不杀生洗脑的人说蝗虫是神虫不能灭，烧香拜佛祈祷佛祖降法，姚崇坚决反对，力主灭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写的宰相家训《遗令诫子孙文》阐述佛教、道教的危害，要求子子孙孙都不要信佛信道，要坚持中华传统文化，以忠事国，以孝持家，对后世影响很大。中后唐时期的大政治家、宰相李德裕，自己不信佛，还规劝皇帝不要信佛信道。他在地方做官时就拆毁了不少私人建造的寺庙，戳穿了周息元、王智兴以佛教蛊惑皇帝、欺骗人民群众的迷信行为等。佛教文化与中原文化激烈地争夺着对中华大地上人民的思想统治权。第二个是破坏了皇权的经济基础，动摇着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佛教兴盛的时候，佛寺林立，享受着特权，占有大量的土地良田，而且不纳税不交粮，还收香火钱，财富像水一样向寺庙流去，唐朝一度天下十分之财，佛有七八，严重地损害着皇权的经济基础。佛寺拥有大量的仆役、女婢；为了逃避赋税徭役，许多身强力壮的人都皈依了佛门。这样，使皇权失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兵员。佛家强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些作恶多端的坏人，进了佛庙，剃成光头，就逃避了国家法度的惩处，佛寺成了包庇坏人，藏污纳垢的场所。不少佛寺还不守戒律，霸占田产，鱼肉百姓，不仅动摇着皇权经济基础，也动摇着上层建筑。佛教的神权对中华大地上帝王的皇权无情的亵渎和挑战，使神权与皇权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从而导致了佛教的时兴时灭，出现了历史上所谓的“三武一宗灭佛运动”。
       第一个废除佛教的是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鲜卑族是五胡乱华进入中原人数较多的民族。他们在东北大兴安岭居住时就开始了汉化，汉化程度比较高。北魏是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朝代，和汉人一样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帝王皇权统治。拓跋焘是北魏的第三任皇帝，即位时北魏才建国30多年，佛教十分兴盛，大批田产及劳动力都归佛寺管理，国家的财富大量流入佛寺之中，危害着北魏皇权的经济基础。拓跋焘开始还是崇佛的，后来看到佛教对皇权的危害越来越大，在宰相崔浩的劝谏下转奉道教。他在位期间锐志武功，实行全民皆兵，公元438年下令50岁以下的佛教徒一律还俗当兵，统一了长江以北。公元444年下诏禁止王公以下至庶人私养佛教徒，凡私养的一律交出，否则，诛灭满门。这年的九月杀政变未遂的僧人头领玄高、慧崇等。第二年，陕西黄陵的胡人盖吴起义，拓跋焘西征到达长安，见佛寺内藏有兵器，又查出酿酒、财宝，发现僧侣与室女私通，大怒，立即下旨禁佛。已成司徒的崔浩上疏请诛天下佛教徒，毁诸寺院经像。于是，太武帝下诏诛杀长安佛教徒，并诏命留守平城的太子晃废除全国佛教。太子晃尊崇佛教，缓发诏书，使四方佛教徒多亡匿逃脱，金银佛像及经书被秘密收藏，仅有一部分僧人被杀戮，北魏境内的寺宇建筑多被毁。仅仅过了6年，拓跋焘被宦官中常侍宗爱所杀，北魏文成帝拓拔濬（拓跋晃长子拓跋焘之孙）即位，杀宗爱，下令恢复佛教，建云冈石窟，佛教又死灰复燃。
        第二个禁止佛教的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北周继北魏建立的也是鲜卑族皇权统治。北魏末年，佛教徒人数达200万，寺院3万余所，佛徒侵占农田，不劳而获，逃避租税力役，到北周宇文邕即位时，僧徒滥杂，寺庙多弊，蛊害百姓社会。武帝宇文邕很懂得舆论的重要性，在灭佛灭道前先制造舆论，七次召集百官及佛教徒、道士等人辩论儒释道三教的先后。在舆论宣传的基础上，公元568年，宇文邕在大德殿，召集百官及佛教徒、道士，亲自讲西汉戴圣编写的《礼记》，准备以儒术治天下。公元574年5月，北周武帝宇文邕下诏，斥说佛教的不是，禁止佛、道二教。但是，并没有全部禁止，设置了通道观，选佛、道名士120人，穿着各自的服饰，为“通道观学士”，并置官吏统管。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武帝宇文邕入北齐都城邺，下旨在原齐境内禁佛，寺庙佛像多毁，僧众多逃奔江南。
       第三个裁汰佛教的是唐武宗李炎。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裁汰佛教的运动。佛教在隋唐时期达到最高峰。隋文帝登基之后，就改变了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的政策，以提倡佛教作为巩固其政权的方针之一，设立了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宜。隋炀帝也笃信佛教，尊崇佛教，使寺院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唐王朝更是重视佛教。唐太宗曾下诏令在全国建立佛寺，以悼念阵亡将士，安抚人心；还在大慈恩寺设立了译经院，唐玄装曾在这里译经，培养了大批高僧、学者。唐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都开设了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是下令在各州设立大云寺。她崇佛信经，利用僧人薛怀义等伪造的《大云经》和《宝雨经》为自己的篡权称帝辩护，自谓得到佛的“授记”（预言）。武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资巨万，坑害百姓。唐朝的政策规定道士、和尚给田30亩，女道士、尼姑给田20亩。唐朝的皇帝还多次给寺院赏赐土地，发展到后期寺院土地多得僧尼无法耕种，雇--佣佃户进行耕作，大量的劳动力挂靠于寺院经济。除了对土地经营外，寺院还发展出了完善的金融体系，包括质举、借贷等等。一些寺院甚至胡说什么末日将要来临，利用信众对末日的恐惧敛财，还利用所谓的慈善敛财。寺院有许多特权，大量的人口藏匿于寺院中躲避赋税徭役。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不缴纳赋税，寺院铸钟铸佛消耗了相当多的铜资源，影响国家货币的铸造。唐中期以后，“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严重地削弱、侵占了国家的财力、人力，寺院经济的膨胀与皇权的国家经济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使唐中后期经济乃至国家政权难以维持。唐武宗李炎重用大政治家李德裕为相，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们敏锐地认识到佛教泛滥给国家造成的危害，于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李德裕在唐武宗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下令拆毁寺庙，勒令和尚还俗。但是，也不是一概而论，还留有一定的寺庙。朝廷规定，长安、洛阳各留两个寺庙，每寺留僧30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等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寺留僧20人，中寺留僧10人，小寺留僧5人。除此以外，一律拆毁，所有僧人50岁以下的都得还俗。还规定，留下来的高僧，准许留一个奴婢服侍，留下来的尼姑留两个婢女服侍。经过几个月的行动，全国共拆毁正规寺院4600座，招提、兰若、精舍、斋堂4万余所，被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0500余人，外国僧还俗2000余人，释放寺院奴婢15万人，没收寺院土地千万余顷，拆毁寺院的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交付本州铸为农器，佛教势力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因此，至会昌末年（公元847年），全国的纳税户数达495.5万户，比唐武宗初即位时的211.5户增加了一倍多，比唐宪宗时期增加了两倍多，国家的财政收人达到了“安史之乱”后的最高数额，极大地增强了中央集权的皇权力量。
       第四个裁汰佛教的是五代时期后周世宗皇帝柴荣。五代十国，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和扩大，社会动荡导致许多百姓不得已遁入空门，不事稼穑的佛门子弟越来越多，致使佛教迅速发展，大大影响国家的财政税收和兵役徭役的征用，皇权与宗教势力的神权矛盾相当尖锐。后周世宗柴荣是个伟大的皇帝，曾提出“十年平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伟蓝图，虽在位只有5年6个月，却政治清明，依法治国，减少税赋，发展生产，百姓安康。他实行精兵政策，廓定群雄，统一了大半个中国，打怕了辽人，兵锋所指，辽人纷纷献城投降，只可惜，39岁就因病去世了。他对佛教有清醒的认识，即位的第二年(公元955年)五月，就下旨昭告天下，“非敕赐寺额者皆废之”，拉开了裁汰佛寺的序幕，禁止私自出家，废除无敕额的寺院30336所，僧尼让其还俗编入户籍名册者61200人，收购佛像铸钱，佛经章疏大半散佚，所留存寺院2694所。
       从上述四次所谓的灭佛运动，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作为神权的佛教的大举侵入，侵犯了中原文化统治的思想领地，无情地掠夺着社会财富，动摇着皇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极必反，所谓的灭佛运动是佛教极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按照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皇权当然较神权先进。这四个皇上在历史上都是英明而有作为的皇帝，他们有效地抵制着佛教神权的侵略，保护了皇权，使中华大地没有倒退到神权宗教统治的奴化时代，对人类社会、对中华民族做出了历史的伟大贡献。
       在四次所谓的灭佛运动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并没有对佛教赶尽杀绝，特别是汉人皇帝唐武宗李炎、周世宗柴荣都明确地保留了一些寺院，这是他们思想里固有的中华文化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