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变迁 冯新广 1974年，已经到了“十年文革浩劫”的末期；那时乡间的日子，虽说很寂寞，但也有充满乐趣的时候；此时是我高中毕业以后的第二年，村里派我到大街上写标语，当然都是“农业学大寨、狠抓阶级斗争”之类的。有趣的是：村里竟找了个被管制的“四类分子”，给我提颜料桶和拎板凳，原因是这号人特听话，而且还可以唯唯喏喏地接受别人的呵斥。要是一般群众可就不行了，不和你吵架才怪哩！
这个四类分子叫张孟，说起来，我和他并不陌生，只是他是被管制的“阶级敌人”，旁人自然要同他划清界限，所以相互间很少交谈。只是去年搞社会调查，我和人曾到他家中搞过笔录。那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家，老兄弟3家12口人挤在3间小平房里，居室兼厨房被炊烟薰得漆黑。张孟的儿子刚上初中就辍学了，因为当时讲出身，坏分子的子女在学校备受歧视，便只好在家里拾柴禾拔草，日子过的苦涩而又艰辛。
一连十几天，我在墙上写，张孟在旁边殷勤地伺候着，就像一个温顺的学生，时刻不离老师左右。我这人天生没架子，更不会呵斥人，尽管村里给了我这个权力，我却一点儿也不会使用。后来，我们转到一条僻静的小街里去写，看左右无人，我便和他交谈起来。我出身好，自然不怕什么。有关张孟传奇般地经历，我听长辈们讲过不少；他是富农，又是军统特务，算是“铁杆的坏分子”了，我轻声问他：“听说你能在衣兜里写信，是真的吗？”
张孟苦笑，脸上核桃般的皱纹写满了无奈：“这个你也行，不信用半截铅笔试试。”我想想也是，便又问：“听说蒋介石轰炸西柏坡是你报的信，这可是真的？”
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张孟并不惊慌，因为他在被无数次的批斗中，人们曾不止一次地质问过此事，当时任凭人们的踢打，他都闭口不言。可这次不同，我是真诚和他谈心的。他理解到了这些，还是那样无奈地苦笑着：“如果这是真的，我能活到现在吗？！”我想想也对，在当时莫说是这个，就是有违时局的一句话，被判刑坐牢也是寻常的。
那天下午，我们谈了很多，而且彼此都很随便、交心。当时，和一个“阶级敌人”这样交谈，无疑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弄不好就成了“立场问题”。但我顾不了这么多了，只想了解一下对方的内心世界，因为对方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呀！……
后来，国家改革招生制度，我考上大学离开了村庄。再以后，虽然也经常回家，但和张孟一直没有再见面。
26年后的一个秋收时节，我回家帮姐姐卖棉花。在棉油厂那偌大的院落里，我又意外地碰到了张孟。他同以前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是两鬓布满白发。他老远就认出了我，迎上对旁边的人讲：“按最高价格收购，快过秤吧。”
我不由一怔，员工们忙解释：“这是他儿子开办的棉油厂，资产早已过亿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员工们忙着过秤，张孟却把我拉到一边，再次和我交谈起来。我留心看他，同20多年前一样，他还是那样的声调，但眼神里分明写满了自豪。脸上核桃般的皱纹里荡漾着笑靥。未了，他拉住我的手，感叹地说：“你是个好人，在那个时候把我当人看了……”张孟说的动情，竟掉下了两滴眼泪。我忙安慰他：“这下好了，你成了咱全村的首富，有了轿车和小楼，晚年幸福哇！”
张孟笑了，笑得意味深长！
3天后，突然传来消息；张孟逝世了，是坐在椅子上含笑离开人间的。送花圈的小轿车来了100多辆，风光极了！我默默地听着，在痛惜之余，突然想起一个哲理：这人世间本来是在剧烈变化着，可人们在生活中往往是用固定的眼光来看待一个人的，这实在是一种悲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