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摄影四十年
我自上初中时开始，就受高我一年级，同是学校美术组的宋的影响，迷上了摄影，这一迷，就迷了四十多年，至今仍痴心不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国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照相机是非常稀罕的东西，玩相机则是十分奢侈的事。我家靠当工人的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而宋比我家更穷。根本就不敢有买相机的念头。没有相机，只能靠死皮赖脸找很少有相机的干部子弟去借。能借到的也只有上海牌折叠相机，调焦凭估计，以腿丈量距离，自那时练就了迈一大步一米的功夫。
好不容易借到了相机，买五角钱一卷的简装胶卷，找用过的轴和黑纸皮，在被窝里卷好。为了节省胶卷，翻过暗箱两边的遮板，一卷拍十六张，因为这些都来之不易，对所拍的每一个镜头都非常认真和用心。
为了省钱，我们自制了曝光箱，买厂家用相纸边角裁成小张的简装相纸。自己冲卷，晒片。我俩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很快，不仅能拍好阳光下静止的人和物，还掌握了在各种条件下的抓拍技术。在那个时代，我俩常被人羡慕，我俩也为此而沾沾自喜。只是相机不能经常借到手，且买胶卷，相纸的钱也很困难。能玩一天相机，就像过年一样，白天用心拍一天，晚上认真冲洗，晒印，忙个不亦乐乎，但高兴得很。
就这样的日子也没能保持多久，“文革”动乱开始，玩相机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遭批判。接着，1968年，我从石家庄下乡到束鹿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城市里相机就不多，别说农村了。这里除了县城唯一的照相馆，全县就很难找到一台相机了。我在地处偏僻的农村就无缘看到和摸到相机了。
林彪死后的1972年，“文革”的疯狂稍有收敛，各职能部门开始谨慎地恢复了一些工作。因为我有美术特长，被河北省卫生局借去，在省卫生科研所为编辑《河北中草药》一书画植物图谱。这个班子是临时凑起来的，其中除卫生系统的人，还请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专家，河北师范大学植物系的教授，省商业系统的专务人员和从农村、工厂找来的美术特长的人。
为画鲜活的药用植物，我们跑遍了河北省境内的高山大川和原始森林等人烟罕至的地方，壮丽的山河让人心旌荡漾，没遭破坏的自然状态让人心旷神怡。这对我们这些美术爱好者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多想把这美不胜收的景色留下来啊。但那时这个省级科研单位也只有一台上海4型相机，负责人像保护眼珠子一样，把相机抱在怀里，别人难得一动。再说那时人们也没有买胶卷的钱啊！
后来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被分成两个组分头外出。我和掌握相机的人分开了，连拍个留影的机会也没了。我们这个组每到一个地方就厚着脸皮找当地对口单位借相机。
那时的基层单位几乎都没有相机，往往弄得双方都很尴尬。只有在承德，我们向地区卫生局提出想在各名胜处留个影，请他们想办法借台相机。不知他们从哪里弄来一台135相机，很小巧，构造也特殊。我们琢磨了半宿，连后盖都没能打开，送相机的人也不知怎么弄。我们羞于面子，借口135底片太小，不如120的底片可直接印片，请他们换台120。过了一段时间，终于给我们借来一台实禄莱，构造于用法与海鸥4型基本一样，我们很高兴，但装上胶卷还是不能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又研究了半宿，还是我试着将胶卷从暗箱里那根横轴下穿过才得以使用。现在想起来，那台135相机很可能是莱卡或其仿制品，很高级的相机，都怪我们那时孤陋寡闻，摆弄不了。
多少年过去了，想当年我们没相机时想相机，借了相机又不会用，那抓耳挠腮的样子，实在可笑又可怜。
1975年，我被铁路系统选调，被分配到太行山深处的井陉车务段，业余从事美术、宣传工作。为加大宣传力度，有些活动用照片的宣传效果更好，但单位没相机，又得恬着脸去借。好在铁路系统有援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回国的职工，他们出国一年省吃俭用，能带回几件在国内买不到，也买不起的日本收音机，瑞士手表和国产自行车，也有极少的人买回海鸥相机。想起来真可笑，国产自行车和相机被国人从万里之遥的非洲买了回来。问他们为什么买国产的，他们说，在非洲，只有国产的最便宜。
我常为公事凭私人面子借私人的相机，那些人对自已的相机都很珍重，能借给我相机的那人更是如此，他为保护镜头，在镜头前加了块中黄滤色镜，并反复叮嘱不许摘下来。为以还好借，我只能用加了中黄滤色镜的相机拍照片，其效果就可想而知了。为此，我这个全段唯一会照像的人，拍出的照片经常遭到人们的指责。
打倒“四人帮”后，各种政策稍有松动，单位在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经过变通，终于买了台海鸥4A归我使用。我用它拍了一些我和大家还都满意的照片。正在我拍得起劲时，我因两地分居，家庭生活困难，多年要求调转的请求被批准了。只得恋恋不舍地交还了用了时间不长的相机。
我调回离家三十里，也是离家最近的束鹿火车站，是地处县城的小站，属衡水车务段所辖，全段也没有相机，要拍照片，也只能又诞着脸皮借了。十几年间，我借过各式各样的相机，有些到现在也没弄清其产地和品牌，这倒让我练就了能用各种相机的本事。
因为我能坚持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经常在报刊上发些新闻照片，在单位和地方有了些名气，县委宣传部对我也很重视，经常约我参加地方的活动。在一次通迅员会上，县武装部的宣传干事说，他们仓库有台旧相机，谁也不会用，让我去看看。那台相机的机身和镜头的铝制件都被腐蚀出一层粉末。我精心擦拭后，对照资料，得知是苏联仿莱卡的卓尔基，除有些小毛病外，还能用，我试拍了一卷，成像质量还真不错。武装部没人会用，就让我借去了，条件是让我多在报纸上发表些有关民兵活动的照片和武装部有活动我能去拍照片就行了。我大喜过望，从此随身带着这台卓尔基拍了不少照片。
一次在火车上，遇到列车员照顾生病的旅客，我跟踪拍了一组照片，《北京铁道报》成组发表后，还被推荐参加北京市的影展。
1984年，武装部干事转业，我不得不交回用着还算顺手的卓尔基。没了相机，我心里空落落的。一急之下，我倾多年所有的积蓄，决定买台自己的相机，而且买就买好的，想好买台海鸥DF，但当时石家庄没货，听人说珠江被评上了个什么奖，便买了台珠江S—201。
我买了珠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和全国人民一样，生活渐渐好了起来，我又买了与珠江匹配的广角，变焦镜头和所有配件，还买了闪光灯、三角架和放大机，狠狠发了一回烧。
我的设备置全了，单位也买了台潘太克斯归我使用，我这个以前的穷光蛋，也能挎着两台相机拍照片了，真有鸟枪换炮的感觉。我拍起照片来就更来劲了。
因为我发稿多，在当地有了些名气，很多单位常请我协助拍照片，成了当地的“权威”。
近十来年，我的经济条件更好了，我又买了海鸥，理光和尼康等九台相机，五台闪光灯和三个三脚架，人们说我的器材能开照像馆了。
相机多了，我还是钟情于珠江。遇重要活动，我还是用珠江。1995年，万里视察京九铁路，我就在一群洋相机群里，用已磨出黄铜色的珠江拍了不少很重要的镜头。
我痴迷摄影四十多年，真可谓是先苦后甜，用过各种相机，拍了无数照片。我不管条件多么艰苦，坚持给媒体投稿，到现在，据不完全统计，我在包括《人民日报》、《人民铁道报》、《河北日报》、《河北画报》、《北京铁道报》、《冀中铁道报》、《石家庄日报》、《辛集报》等报刊发表照片千余幅，发表用相机翻拍的美术作品和各种史料近千幅，出版了近三百幅照片的《河北画报》专辑《腾飞奋进》，和各种挂历，周历，台历。为朋友翻拍出版了画册六部及以照片为封面，插页和书籍数十部。还制作了以照片为主的大型展览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多个。
我现在为河北影协和美协会员，文史研究会会员，石家庄铁路分局美协副主席，衡水铁路地区文协副主席，《冀中铁道报》特约记者，辛集市影协名誉主席，业余从事摄影，美术和文学，不能说不忙。但我对摄影更偏爱，不管多么忙，只要有人找我拍照片，我便马上放下所有的工作，抓起常备不懈的设备，兴致勃勃全心身地投入到其中。
由于我常年生活在各方面还不太发达的县城。虽然称辛集市，也是县级市，无论政治，经济和文化还都停留在县城的水平上，加之当地又没有名胜古迹，人文景观，视野很狭窄，我拍的照片还停留在新闻片的水平上。近年来，总想在艺术方面有所突破，但实感力不从心，经常发愁，好在现在再也不为没有相机发愁了。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展望未来，年近六届，恐怕拍不出什么惊人的照片了，只能是个应付一般大众的“摄影之友”了，但我仍乐此不疲！
我本想我的设备够用了，在不为缺这少那发愁了，可安心拍些片了。没想到时代发展的这样快，数码相机出现了，原来我很看不起数码，决心坚持传统。几年过后，发现顶不住了。去年挣了点闲钱，准备买台好点的数码，因为价钱没谈好，准备去北京买，在等着去北京的时候恶补了一下数码知识，经一学习，才恍然大悟，去年没买算对了以后还是要买的，但有四项原则：1必须是尼康；2必须是全画幅；3必须是金属机身；4体积不能太大。只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机型，好在科技发展的太快，数码降价也很厉害。等着吧，我会买上满意的相机的。
杨韵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