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一说方法论的问题。第一，我个人感觉，商榷不同于阐述。阐述问题是完全自发的行为，围绕自己的观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清楚说深入就很成功了；商榷则不同，讨论者要围绕争议问题展开阐述，如果不围绕这个圆心，就无法构建讨论的平台，使讨论失去方向，使商榷变成争吵。第二，如果想深入讨论问题，保持思路的连贯性，对自己的原有观点，就要不断地进行必要的总结。否则，同样会导致有效讨论的失败。
自我检讨并约束之后，我和楼主的讨论，将在这个帖子里，且只在这个帖子里展开。
一、前述观点的总结
1．我在讨论什么
从文学角度如何评价老杜的小小说，不是我要讨论的，我想讨论的是文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三爷”这个文学形象。之前已经说过：“三爷不是真实的，但老杜如何构思三爷是真实的，我们这些读者如何看待三爷是真实的。”关于写作技巧，关于故事背景是否已经介绍，均非所问。
2．我的观点是什么
我认为在文中所述的前提下，三爷没有资格介入别人的家事，他这样做，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于情于理都是欠缺的。这里没有讨论法律制度上的问题，虽然在法律上（主要是应然法的角度）有重要的讨论意义。
二、对“红红的玫瑰”的回应（颜色玫瑰红的文字，是“红红的玫瑰”的帖子）
1.关于你在讨论什么？你讨论的是文中的社会现象和三爷这个文学形象，我以为，任何社会现象都是与他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离开背景谈人物那就不是一个等量级的问题了，如同裹小脚在那个年代是道德美德的表现，而现在就是腐朽愚昧的代名词一样，离开背景谈人物毫无意义。 如果仔细看以前的讨论就知道，有人质疑老杜的写作技巧，认为没有交代故事背景，我想说明的是：这不是我要讨论的。
我要讨论的是如何看待三爷这个文学形象，但我自始至终，从未抛开这个意义上的“时代背景”，在最初的帖子里，曾经说过“还回到前边说的，管事儿一定要公开、公平，这是人类几千年来一直信守的法则，不是现代法律才有的要求，也不是’文革期间缺少法律’就可以一床锦被遮盖的。”也就是说，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四十年前与现在相比，没有明显不同的是非判断标准。
2.你的观点是什么？你是在探讨三爷这样做的社会危害性，而不是法律制度问题。其实，这里就有一个悖论了，你已经是在探讨这个人物的社会危害性了，还不该拿法律制度和他说事吗？这不是一个人的家务问题了，都危害社会了，就不能不让人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来俯瞰和处理。 法律制度是实然法的范畴，讨论社会危害性，则更多属于应然法的范畴。相信玫瑰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如果讨论法律制度，按照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我们无法按照今天的法律制度，评述昨天的民事纠纷。一定要这样做，正好落入了楼主自己挖的“离开背景谈人物”的泥潭。
也就是说，不是我，而是你，在离开背景，用今天的法律制度评论昨天的人物和行为。
3.关于赡养问题。旧城道讲了很多的赡养，其实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两种赡养：一种是精神的，一种是物质的。法律上通常约束 的是物质上的赡养，对精神赡养没有明确的界限规定，三爷这个小说里，没有协议之类的东西，如果还要讨论协议之类的问题。我看和画蛇添足已经差不多了，简言之，没有必要。 同样，我们不能依据“现在的法律制度”，确定赡养是怎么规定的。一定要说的话，你说得也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而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在西方现代法律中，普遍都没有“赡养义务”。（把精神慰籍设定为义务，有道德法律化的嫌疑。但是总体上看，国外是国外，中国是中国，理想图景不同，我也并不认为中国不需要设定赡养义务）。
老杜小说中，什么都没有提，我只是设想了实际生活中会出现的很多问题。赡养协议只是其中一种可能，不知道你怎么推导出“画蛇添足”的论点来的。
4.关于公开公平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法律.道德加人民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制度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大特色，也受到了外国的好评，之所以实行这个制度： 一是我们这个国家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文明礼仪之邦，对亲情族辈之类的东西看的格外之重； 二是我们是 一个逐渐迈向法制的国家，在这期间，法律还很不健全，较之与西方的法律，我们的法律还是粗糙的，简单的，用通俗点的话就是，中国的法律是墩堆的，法律的弹性很大，不能详细的准确的，把犯罪行为和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界定清楚，通常的规定就是判处几年至几年。现在各级政府把这样的一个调解制度称之为：三位一体大调解。由此可见，在我们这个由人治走向法治，且法律不很健全的历史时期，有人民调解作为补充有十分的必要。当然如果政府层面去调解事情，那当然要贯彻公开公平的原则，而现在，三爷这个人物是作为长辈的身份出现的，是三个孩子公认的，这些人没有人要求他搞什么公开公平，我们何必在这里多此一举的要人家搞什么公开公平呢，前次商榷，我已经说明了一个观点，家不是一个可以讲理的地方，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各方都能接受，何乐而不为呢？况且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在现阶段，即使是政府调解也通常找那些辈分大，在农村有威望的人来做工作。所以，公开公平没有什么法律和制度上的必然性。 再同样，你又再说我国现在的法律制度，又在抛开老杜小说中的背景谈论问题。再再同样，如果一定要说，你又说得不对。
民事纠纷有很多解决途径，包括避让、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若干种方式。法律从来不是万能的，也从来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司法资源的浪费，当事人情感的破裂，都是诉讼带来的负面效应。调解分为两种，即法院调解和调解委员会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均有法定要求。老杜小说中的三爷，并非在这个意义上“调解”纠纷。
三爷顶多是充当了“和解”中间人的角色。据此推论，我之前的观点再给你重复一遍：“如何赡养老人不需要公开和公平，正如我们知道的，有些家庭的赡养状况就是不公平的，但父母子女之间依旧可以安之若素。但调解赡养纠纷就需要公开，全部的方式和内容都要对当事人公开，调解程序和调解结果甚至可以对公众公开。三爷单方介入别人的家事后，白忙活及三个儿子没有反对，这并不是他没有做错事的证据。”
由于当时随想随打，且没有在法律层面分析问题，也没有使用“法言法语”，上述引用文字中的“调解”改为“说和”。
5.道德的自律与他律问题。道德是 一个自律的问题，通常别人也没有必要干涉，但是如果本人不能自律，而且因为自己的不自律，又影响到了别人的生活，那么当然的干涉就不可避免了，比方说，车站买票有的人不道德，没有自律意识，加塞插队，当然要受到别人的干涉。比方说，有些爱狗发疯的人，把自己的爱犬公然带到公共餐厅里，这样的不道德行为也当然要受到别人的干涉，具体到本文三爷可以算得上是应邀干涉啊！ 道德的自律，与不道德行为践踏他人权利引起的他律，基本不是一个问题。从行为规范的角度看，道德与法律有很多重合的调整对象，“自律”与“他律”会同时作用在行为人身上，但这并不是道德可以他律的理由。
相反，按你的观点，三爷粗暴干涉别人家事，才是应当被谴责、被他律的。为什么？不是因为三爷的行为未遵守道德，而是因为他没有理由地侵害了三个儿子的权利。
6.关于违反法律不相干的人没有权力追究问题，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分析：一是有的事情还是可以的去追究的，比方说，面对小偷，有的人见义勇为，把犯罪分子扭送公安机关，这算不算干涉和追究呢？难道只有执法人员才可以抓吗？事实上社会上和法律中，对这类人是肯定和褒奖的，二是，从“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段话的内容和语法是没有错误的，写这段话的人也并没有说他要去追究，说的是必须予以追究，至于追究的人，我理解。当然是那些有执法主体资格的人了，所以，旧城道举的那个欠帐还钱的例子，似于这段话所表现出来的意思，没有什么必然关联。以上仅供和旧城道再次商榷。 关于这个问题，你好像没有看清我原来在说什么。一，刑事案件与民事纠纷的救济方式明显不同，毫无可比性，当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当然可以扭送。二，“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句话的错误相当严重，对人们树立正确的是非观，破坏力极强。红红的玫瑰你就是受害者呀，看你说的“写这段话的人也并没有说他要去追究，说的是必须予以追究，至于追究的人，我理解。当然是那些有执法主体资格的人了，”其实，我就是在说“必须追究”是错的，和追究的主体没有关系。首先，很多违法行为，公权力和他人无权干涉；其次，有权追究的人是可以放弃权利的。在逻辑上，证伪只需要一点就足够了。
回应至此，再说点别的。
首先，要和“红红的玫瑰”握手，这种力争不带感情色彩，理性讨论问题的网友，一直都值得我格外尊重。还有其它许多网友，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有可能对问题进行更深刻的思考。一并感谢。
其次，自己常常感言，中国的大中城市正在向“市民社会”进展，而我们辛集作为实际上的县城，还更多地沉浸在“熟人社会”的脉脉温情中。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包括这个小小的网络社区。坦言，这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最后，还是希望老杜也能出来说两句，我们彼此不认识，不同的年龄和经历，也许会带来更多的思考。
[ 此贴被旧城道在2008-02-21 13:00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