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中国卓行奇语考录：《历史的棱角》 [复制链接]

国旗之争


黄兴尊重孙中山的领导，但在国旗问题上发生过一次尖锐的冲突。 　　

　　1906年冬天，同盟会集会讨论革命方略，并讨论了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认为这是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兴中会诸烈士和惠州起义都有人为此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对此持异议，他认为此种设计不但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孙中山再三力争，并提出增加红色，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但因想法不统一，最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章太炎、刘揆一也设法调解，暂时搁置了争议。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可知，孙中山甚至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为此大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籍。这一点可以从宋教仁日记中得到证实。1907年2月28日，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曾要怒而退会。宋在日记中说，黄兴突然告诉他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后来，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孙中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黄兴力争不得，很不高兴，但他最终还是为顾全大局作了让步，并在写给胡汉民的信里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国旗之争悬而未决，但在以后黄兴亲自指挥的历次军事行动中，他都采用了孙中山所坚持的旗帜。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民国成立后，1912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洪门大哥


1904年，孙中山到达旧金山。此时同盟会在美洲筹款工作困难极大，以至于最后在万般无奈下，令全体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洪门。其后，孙中山在洪门中被遵为“大哥” ，刘成禺也博得“洪棍”的封号。刘成禺，字禺生。当时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因面麻，被洪门兄弟尊称为“麻哥”。

　　利用会党和暗杀清廷大员来进行革命，一直被后世学人诟病。但当时的情况是孙中山无钱、无势、无力，开始他寄希望于李鸿章，后来想与康有为一派共同组织起义，都未成。这个时候，不加入洪门别无他途。

　　冯自由的《华侨革命开国史》这样记载：旧金山《大同日报》为美洲致公堂之机关报……其创办人为康有为弟子欧榘甲。……欧为援同门起见，竟于总理入美境时肆意攻击，谓洪门人士不应为革命所愚弄，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及该报唐琼昌初劝欧与总理合作，欧坚不从，遂下逐客令，摈之于门外。暂由总理代理笔政。即函托冯自由于留日学界中物色主笔。冯初推荐桂人马君武，马以事辞，乃改聘鄂人刘成禺。刘于甲辰年（一九零四）春夏间抵美，而《大同日报》之阵容为之一新。自是全美侨众之革命思想，遂因《大同日报》之崇论宏议而一跃千丈，不独洪门人士为然也。

　　这段叙述十分重要。其他如温雄飞、康平子、邓慕韩等人的回忆与此几乎不差一字。正如冯自由所言，有段时间里，孙中山还不惜亲自披挂上阵代理《大同日报》笔政。 后来聘用刘成禺，“大同日报自刘到后，革命横议，鼓荡全美。华侨受其感化者日众，计总理游美之成绩，实以改组大同日报为最著。其后庚戌辛亥（一九一零至一九一一）两年美洲南北各埠同盟会之成立及筹饷赴义的伟绩，均导源于是焉。”

　　众所周知，革命党人士与洪门合作并非癸卯起，而在壬寅时就发生过一件大事——洪全福广州起义。这次起义是太平天国余绪（洪全福乃洪秀全之侄）与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一次直接行动。至于在旧金山的致公堂，与太平天国则有这样的紧密联系：洪秀全、杨秀清起义于金田，曾有许多洪门义士参加。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为避免清军迫害，纷纷走海外，此为洪门在海外发展之嚆矢。相传平南王黄德滋赴澳洲（澳洲大金山Bendigo 现尚存平南王手创之义兴公司会所），铺王杨铺清（杨秀清之弟）赴美。《民报》第二号“来稿”专栏上还有孙中山的《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

　　洪门大哥不愧为大哥！

尊王攘夷

　近代日本人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很奇怪，一部分人是为了本国的目的破坏中国革命，但也有不少仁人志士对中国革命效力甚伟。比如著名的宫崎寅藏。

　　宫崎寅藏本名宫崎虎藏，通称寅藏，别号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县人。早年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接受“支那革命主义”思想，决心到中国熟悉语言风俗，然后逐步实现帮助中国革命的计划。1892年来华了解民情，学习语言，后因经费告罄、生活无着而回国。1894年为殖民会社代理人，同20余名移民一起到暹罗，不久因殖民会社事业失败回国。1897年经犬养毅斡旋，获得日本外务省秘密经费，与平山周再度来华考察，结识康有为、梁启超。8月与孙中山见面并成为知交。加入兴中会，对反清革命出力甚多。1912年元旦参加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8月力阻孙应袁世凯之邀北上。宋教仁案发生后支持孙筹划“二次革命”。在孙流亡日本期间经常到孙寓，力图化解孙黄矛盾。1917年初到长沙参加公葬黄兴、蔡锷仪式。1918—1921年为《上海日日新闻》撰写了大量时评，抨击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侵略扩张，宣传中国革命实况。1921年最后一次来华，在广州会见孙中山、宋庆龄。次年在日本东京病逝。著作编为《宫崎滔天全集》。

　　可以说，宫崎寅藏为中国革命奋斗了终生。最惨的时候，他全家靠妻子为人当佣妇为生，自己去公园唱日本“莲花落”。

　　徐继畬曾说200年间，日本与清朝没有直接往来。原因是日本人对于明朝还是佩服的，因为明朝能“尊王攘夷”，将蒙古人赶到大漠了。日本对待清朝的态度，就像对待元朝一样，不把清朝当中国，反而要以中国自居了。因此，他们收留中国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直至近代，还支持孙中山革命。就因为孙中山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在日本人眼里，就是“尊王攘夷”了。在他看来，孙中山的革命纲领，符合明治时代的精神，先“尊王攘夷”，然后“建立民国”。可中国没有王，根据儒家革命论，惟革命者为王，追随革命者，就是“尊王”，而排满就是“攘夷”。像宫崎寅藏这样的一批日本浪人具有武士的“反骨”和儒者革命精神。可以说，他在孙中山身上，找到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朽木之材未可雕

　1945年10月7日，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将《沁园春·雪》交柳亚子发表，一时轰动山城，人人竞相传诵。蒋介石看到这首词发表后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认为在政治上对自己极为不利，就要陈布雷组织文人以唱和评论为名，批评毛词，说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是想超过秦皇汉武，其弦外之音是要做皇帝，要用武力夺取天下，要打内战。国民党宣传部立即行动，组织“唱和”，想从气势上把毛泽东词的巨大影响压下去。易君左自恃词学功力深厚，也在报刊上发表了几首《沁园春·雪》。易君左的词作立即遭到进步文化界的批驳，郭沫若说易君左“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朽木之材未可雕”。易君左卷入这次笔墨官司，弄得声名狼藉。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易君左在当时名气很大。郭诗中“扬州闲话”的典故，是指易君左早年因为出版一本《闲话扬州》而惹官司。在这本四万字的小册子里，易君左对扬州的风俗、建筑设施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批评。如“住宅的外面清洁真谈不到。所有灰尘并没固定的储所，任各户自由地倾积，什么水都向街心泼，无论何处都是小便所。许多土著都在红男绿女过路的草坪中公开大便。然而马桶又非常多，每天上午是马桶世界。担粪桶的男子与泼马桶的女人一边刷一边掏一边嬉皮笑脸地谈天。那女人头上都插着一朵鲜花。只要是女人，头上没有不插花的。”“都说扬州人好吃，而每餐不过两三碗菜，冷冰冰的。有许多人家只吃一餐午饭，早晚都吃粥。粥并不另外煮的，即用剩饭在锅里压碎，糊里糊涂地视为珍品。”“扬州人的象征实在是散漫得很，没精打采的，所以陷入一般的贫苦。”这些描写引起了扬州人的不满，认为易君左的观察失之片面，遂将作者和出版方诉至法院。此事后以易君左登报道歉作结。

　　易君左跟大汉奸周佛海私交很好。周佛海被捕后，易多次冒险探监，周佛海曾笑着对他说：“你回去最好写一篇文章，题目是“虎牢探奸记”。注意，是汉奸的奸，不是监狱的监。”

　　易君左著作中，各种游记最为出色，被文学研究者称为“现代游记写作第一人”。早在1929年，鲁迅就把他与赵景深、沈从文等相提并论。易与郁达夫十分友善，到晚年时仍然念念不忘早已作古多年的这位朋友，他常对人说：“郁达夫是一个最有骨气的文人。”

礼教吃人

　最先提出中国礼教“吃人”这一说法的不是鲁迅，而是被胡适称为“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

　　1919年11月，吴虞在《新青年》6卷6号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主旨作出了精辟的揭示。文章把“吃人”与“礼教”这两个看来对立的概念醒目地提取出来，并列在一起。又举出历史上种种吃人的实例，之后都归结到礼教的残酷本质上来。结尾大声呼吁道：“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诓骗我们的！我们如今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吴虞的疾呼佐证了《狂人日记》巨大的精神震撼力。

　　吴虞（1872-1949），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成都市新都人。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转而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1905年曾赴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1907年回国后，先后在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曾任《西成报》等报纸主编。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历史学家唐振常在《吴虞集》的序中说，吴虞坚定地走上非儒道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早年的家庭遭遇。1910年，吴虞因父亲品行不端而与之发生冲突，将父亲诉至官府，被舆论指为“非理非法”的“忤逆”子。吴虞为了辩白是非，作《家庭苦趣》并油印散发，因此又犯了“家丑不可外扬”之罪。这在当时成了轰动成都“上等社会”的“家庭革命”。时任四川教育总会会长的徐炯，召开会议申讨，并将他逐出教育界。咨询局亦进行纠举，呈请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予以逮捕。本来就接受了一些西方平等民主观念的吴虞经此事，对儒教的家庭等次观念和礼教恨之入骨，坚定地走上了非儒的道路。

　　1920年1月，吴虞在《星期日》上发表了一篇《说孝》。吴虞指出，教忠、教孝、“忠孝并用”、“君父尊”是为了使子民恭顺，“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以遂君主、家长的“专制私心”，并历数古代由孝而生发出的“活埋其子”、“自割其身”、“大悖人道”之事的荒谬残忍，把纳妾制度、男尊女卑、专制婚姻以及国民的愚昧都归因于“孝”。

　　但在吴虞的实际生活中，忠孝观念深深锲入其观念的内核。吴虞对女儿们如何待他非常敏感，在日记中常常因小事抱怨女儿不孝。如女儿没有放好他的书报、爱惜他的墨水盒，吴虞认为其“恶习太深”、“无父母情谊”。吴虞父女的矛盾，就像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

　　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其女似乎传承了他的“革命”精神，在受吴虞这般待遇后，认为生在这样“不近人情的家庭中”，“非起大革命不可了”（1923年10月12日）。吴虞由家庭革命的发动者变成了被革命的对象，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自己早年提倡的“家族革命”竟成了砸自己脚的石头。

百万读者百万兵


1934年11月13日下午，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与亲属共6人乘自备汽车由杭州返沪，途中遭国民党特务狙击，史量才和他儿子的同学、司机3人当场遇害，其子逃脱。据沈醉回忆，当时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 ，“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史量才（1878-1934），字家修，江苏江宁人， 1908年任上海《时报》主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度被军政府委任主持上海海关清理处和松江盐务局。1913年任《申报》总经理。1929年又陆续购进《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部分股权，成为国内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史量才素以"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为立身之本。史量才打理上海"申报"以后，外扩报馆，内引英才。当时名噪一时的黎烈文、邵飘萍等，都曾罗致在他的门下。据说，蒋介石曾在南京专门召见史量才，双方有这样一段对话："蒋说，'我手下有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也不甘示弱，冷冷地说：'我们《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也有几百万吧！我也不敢得罪他们。'蒋又说：'史先生！我有什么缺点，你报上尽管发表。'史回答：'委员长！你有不对的地方，我照登，绝不客气'"。

　　美国人魏斐德分析史量才的死因， 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史的被刺，与朱的上台有直接关系。

　　章太炎为史量才哀撰《史君墓志铭》，极尽褒扬之辞。"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

宣誓制度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成立会在当地华侨李昌（牧师）家举行，成立会结束后，举行宣誓仪式，入会者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由李昌朗诵誓词。"总理令各会员填写入会盟书，其辞曰：'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1905年1月，孙中山在比利时首都召集部分留欧学生，商讨筹组革命团体。孙中山说："会党之宗旨本在反清复明，近日宗旨已晦，予等当然为之阐明，使复原状，且为改良其条款，俾尔辈学生亦得参加。盖会党之规章，成于明末陈近南先生。当时陈先生以士人无行，往往叛党，故以最粗最鄙之仪式及一切不通之文字为教条，俾士人见而生恶，不肯加入。" 诸人又复纷纷持异议，谓："我们既真心革命，何用宣誓？"孙中山反复辩论宣誓之必要，同人难者愈多。孙中山见众议不决，遂问留学德国的朱和中："子英兄，尔意如何？"朱曰："我辈既决心革命，任何皆可牺牲，岂惮一宣誓？"孙中山喜曰："然则尔愿意宣誓乎？"朱曰："愿。"孙中山曰："即从尔起。"朱曰："可。"大家无言。留学生以纸笔进，孙中山援笔直书：

　　立具愿书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天运 年 月 日。某某押（指印），主誓人：孙文。

　　同年7月30日，孙中山抵达日本后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上拟定盟书，与会者推黄兴和陈天华二人审定。盟书如下：

　　联盟人，省 府 县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七月 日，中国同盟会会员○○○。

　　随后，孙中山带领大家举右手宣誓。

　　另据张难先回忆，当有人对此种仪式表示异议时，孙中山坚持认为宣誓手续非常重要。“非此无以表决心，且书载《泰誓》、《牧誓》，自古已然。” 其实，国家公务人员尤其是政要宣誓效忠宪法是西方民主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颇为推崇的孙中山是有意识地将宣誓制度移植到中国，并开中国政治宣誓之先河。由于孙中山示范作用，南京国民政府在30年代初颁布了《宣誓条例》，1946年的"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对政治宣誓又了作明确的规定。

支那暗杀团

　刘思复于1905年留学东京时加入同盟会，并从一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学会制造炸弹。1906年春，他在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制造炸弹，图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时，不慎因爆炸事泄，被捕监禁将近3年，他因此而名噪一时。

　　1909年，刘思复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继续策划暗杀清廷广东高级官吏。在他的布置下，"支那暗杀团"团员林冠慈于1911年8月13日在双门底（今北京路北段）炸伤李准。从此，刘思复及"支那暗杀团"声威大震。紧接着于是年10月25日所发生的炸毙来粤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之役，时人便多误以为这又是刘思复所策划指挥。但事实并非如此。

　　李熙斌是"支那暗杀团"12位团员之一，入团最早，且对该团的活动资助最力。据他在回忆刘思复在炸伤李准之后，原拟领导"支那暗杀团"继续图炸李准和两广总督张鸣岐。后因获知清廷调派凤山来粤任广州将军，遂改而谋炸凤山，并派该团团员李熙斌、朱述堂和梁倚神前来广州策划进行。后得知黄兴正在布置暗杀凤山，彼此目标相同，经团议商定后改变计划，派梁倚神协助黄兴行事。

　　于是梁倚神在南关仓前直街顶盘一间山货铺，改为成记洋货店，作为放置炸弹、伺机行动的地方。执行暗杀任务的李沛基（李援），则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胞姊徐慕兰的次子，即黄兴的姨甥。10月25日拂晓，凤山所乘的八人大轿刚经该店门前，李及时行动，将掩置于店门前檐际的3枚各重10磅的炸弹放下，把凤山炸得血肉横飞，旗兵、观众死伤七十余人 。李沛基从容逸去。

　　李熙斌记叙"支那暗杀团"成立后的活动和该团在炸毙凤山之役中所起的作用时说："计支那暗杀团成立于民国前二年，解散于民国元年，为时适两年。其所筹划进行者，凡三役：......其三，炸凤山，是役已出发，惟仅间接助李佩（沛）基君成功。于是支那暗杀团之事迹终矣。"

　　胡汉民在其自传中也说过："论革命党行暗杀之成绩，无有过于此举者：受党令而行一也；歼敌而我无伤二也；敌胆寒至不敢穷究其事三也。克强（按：即黄兴）实主其谋，并得省中同志协助，而沛基是时年方十六七，临事镇定，从容如此，亦难能矣。"胡汉民的论述，已清楚说明，炸毙凤山一役是由黄兴直接策划进行，而并非刘思复及其"支那暗杀团"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