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在线读－《琼瑶全集》之《我的故事》 [复制链接]

二十四、强盗与县长



　　我们在贵州的流浪生涯中，一直有瞿伯伯作伴，使我们此行中，多了许多乐趣。在这段行程里，偶尔我们也会搭上一辆木炭汽车，我前面所记载，我曾摔下车子把鼻子上摔了一个大伤口，就在贵州境内。“现在回想，我居然没有摔死，可能和瞿伯伯念经有关。”但，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步行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小镇，宿在一个民家，饭后大家聊天，那民家的人问我们第二天要去那儿，父亲说计划翻过一个山到另一个叫“剑河”的小县城去。

　　那家人说：“山上有土匪，翻山很危险呢！”

　　父亲问：“我们都是难民，逃难逃得那么惨，身无分文，还有什么可抢的！”那家人说：“其实有些难民把金子、首饰缝在破棉袄里，不一定都是一贫如洗的！”

　　瞿伯伯除了念经外，最爱说笑话，他说：“对，对，对！别看我们这些打满补丁的破棉袄，里面可真缝了不少宝贝呢！”“那么说，你们明天可要小心，别翻那座山了！”

　　“强盗有什么可怕的！”瞿伯伯说，“我念经就把他们念跑了！”第二天，我们还是决定翻那座山，反正我们什么也没有，有什么可怕呢！更何况瞿伯伯会念经！

　　那座山真的十分荒凉，十分可怕，一上山就觉得不对劲，在草长及膝的小径中行走，真不是滋味。使我想起遍是荆棘的“大风坳”。瞿伯伯一路上很认真的念经，又是大悲咒，又是金刚经，愈念愈大声。突然，听到一声吃喝，草丛中跳出了五、六个彪形大汉，不用说，瞿伯伯念经没有把强盗念掉，他们在等着我们呢！（事后我们猜想，头一晚我们大概就投宿在强盗窝里。）

　　他们非但把各人的包囊抢去，连每人身上打满补钉的破棉袄也被逼脱下来抢了去。

　　等他们呼啸而去，每人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山风中发抖。

　　瞿伯伯说，假使不是念经，强盗不会让我们留下单衣穿，也许还会把我们统统杀了！

　　所以，他又念起经来了，不过，在念经声中，夹杂不少愤怒的“不平之鸣”，他倒不是骂那些心狠手辣的强盗，他骂的是“剑河”县的县长，怎可容许在他县境里有强盗出现！

　　“等我们到了县城，我要到县政府去控告县长渎职！”他十分生气地说，并且意志十分坚决。“到了省城，我还要到省政府去告，到了四川，我还要到中央政府里去告！”

　　眼前的问题是：天渐入晚，大家又十分寒冷，绝对翻不完这个山，于是在山上捡了树枝，生了火，大家围坐一圈，度过了又恐怖又寒冷的一晚。

　　第二天太阳出来后，大家赶着下山，到了剑河。

　　瞿伯伯真的怒气冲冲地找到县政府，告了县长一状。

　　县长接见了我们，瞿伯伯声色俱厉的责备了县长一顿，说他失职，更可恶的是：在他这样努力念经的情形下，那批强盗居然还敢出现！如果县长不处理这件案子，他要到省政府去告状。这位忠厚的县长，一再道歉，一再安抚，一面招呼我们吃饱，一面又去找来些衣服，又去找了一幢旧房子，把我们安顿下来。这样瞿伯伯的怒气，总算又消了一点。

　　县长真的去追捕那批强盗，但捉了好久，也没有捉到强盗。那时候，我们可真正的一贫如洗，又不能一辈子靠县长接济，总得设法活下去。天无绝人之路，瞿伯伯说，我们得想办法。

　　在抗战时期，话剧是很流行的，也着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剧作家和演员。瞿伯伯说，人家爱看戏，我们就演戏给他们看。他居然异想天开地计划演话剧了，而且，他“居然”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我保守的父母，大家热烈地赞成。

二十五、《红薯熟了！》



　　好戏开锣了！“舞台”在一条街口搭起来了，我不知道舞台是怎么搭起来的，也许本来就有这么一个舞台，抗战时代的后方，话剧是人人入迷的娱乐。男主角是我爸爸，女主角是我妈妈。

　　瞿伯伯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他是制作人、前台经理、后台经理、布景、道具、效果、配音、服装、灯光，总之，一切的一切，由他一手包办。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编剧，兼导演！

　　现在回想起来，瞿伯伯真的颇有一些戏剧天才。这出话剧，实在“极具水准”呢！

　　大人们忙于演戏，孩子们可就乐极了。戏开演前，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大可尽情的玩乐，戏开演，更乐，看自己父母在台上演戏，那是多么光彩，多么过瘾的事。

　　我一直是最忠实的观众，他们演出几场，我看几场，看得我把台词都记得滚瓜烂熟。

　　我记得那出戏叫做《红薯熟了》。

　　故事讲一个小家庭，丈夫要出征，与妻子话别，妻子依依不舍，对丈夫说我正在煮红薯，等红薯熟了，吃了红薯再走。窗外征集的号角响了——瞿伯伯的配音。

　　丈夫虽然很焦虑，但还是与妻子滔滔不断的互诉衷情。

　　婴儿的哭声传来（当然是瞿伯伯的配音），妻子进去哄孩子。孩子哄睡了，妻子又出来情话绵绵。

　　号角又响了，妻子说我进去看看红薯熟了没有，等了一会出来，说：“红薯还没有熟，但是快熟了！”

　　号角又响了！一会儿孩子又哭了，妻子焦躁地进进出出，但红薯一直没有煮烂。征集号角更响更急了！出征的丈夫，实在不忍心再待下去，不忍面对离别的场面，等妻子再进厨房的时候，越窗而去。妻子手里捧着一盘滚烫的红薯上场，嘴中说：“红薯熟了！红薯熟了！”但是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泪满眶，手一松，盘子破了，红薯落满一地。婴啼声，号角声，马蹄声，啜泣声中幕下。

　　这出戏非但写出了夫妻深情，也把当时抗战的气氛写得淋漓尽致，小故事看大时代，实在是很成功的呢！

　　观众倒也十分踊跃，观众的反应也十分热烈，但是在看完戏后，大家就快乐地、满足地一哄而散，很少有人自由乐捐一些演出的经费。因此，演了几天的戏，非但不能赖以赚出一些家用，连每天必须打破的盘子，和那盘红薯都无法筹钱去补充，也就只好真正落幕了。我们这一路的“逃难”，实在是高潮起伏，好戏连台。只会教书和念书的父母，为了谋生，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红薯、糍粑卖过了，粉墨登场也试过了。到此时，已经一筹莫展。这是我们无数次“山穷水尽”后，又面临到一次“行不得也”的困境。好心的县长，看我们戏又演不成，强盗也抓不到，觉得我们弄到这个地步，确实与他管理不善有关。当下，就急忙替父亲和瞿伯伯安排了两份工作，热心的对我们说：

　　“不要再走了，留下来吧！”

　　事实上，我们已经走得太累了，经过县长一挽留，大家真的在剑河停留下来。这一停留，居然留了半年多。

二十六、抗战胜利了！



　　在“剑河”停留的一段日子，大概是我们流亡以来，最平静的日子了。母亲在这段日子中学会了做鞋子，我们三个孩子都有新鞋子穿了。父亲呢，他依旧忙忙碌碌的，有天，从邻居家抱回一个大牛角，原来他拜了个金石师父，学起刻图章来了。父亲刻了一大堆牛角图章，兴犹未尽，有天，他采了一段竹节，用竹根做了个笔筒，他在竹筒上面，精心雕刻了两个大字：

　　劲节

　　是这两个大字触动了父亲的心事吧，那些日子，他闷闷不乐，连瞿伯伯的笑话，也不能逗他笑了。于是，母亲明白了，她说：“你还是想去四川吧！”

　　“是啊！”父亲长叹着：“一百里已经走了九十里了！现在停下来真没道理。”“可是，我们没钱哪！”

　　“从东安河里爬出来的时候，我们有钱吗？”父亲问。“比起那时候，现在不是强多了！”原来，在剑河，父亲还有些小收入呢！于是，那几天，父母商量又商量，终于决定了：我们要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四川，一直走到重庆。这次，瞿伯伯不肯跟我们一起走了，他坚持要捉到强盗以后再走。但他祝福我们。当我们全家动身的那一天，他依依不舍的直送到城外，并为我们虔诚的念经祝祷！

　　我们又开始走了！行行重行行，翻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

　　终于，我们到达四川省境了。

　　记忆中，进入四川后，我们就开始在翻山越岭。

　　走山路是很苦的，那些山虽然荒凉，却常有土匪出没。我们一来要担心毒蛇野兽，一方面要担心土匪。虽然我们身上都没财物，但是，如果像上次一样，被土匪连换洗衣服都抢了去，我们又没有个瞿伯伯会念经告状，那岂不是灾情惨重！

　　这样，有天，我们在山中走着。走啊走的，突然前面出现两个壮丁，抬着个担架，担架上，一块白布连头带脚的盖住那躺着的人，默默的经过我们身边，走进深山里去了。父母有些疑惑，也不敢问什么。再走一会儿，又出现两个人，抬着蒙了白布的担架，走进深山里去。片刻，第三次，担架又出现了……山风吹在人身上，突然变得凉飕飕的。那沉默的抬担架的人，那白布，那担架……不知怎的，一直让我们背脊发冷，这景象太诡异了。终于，当又一个担架出现时，父亲忍不住问：

　　“怎么回事？有人生病吗？”

　　“生病？”抬担架的瞪了父亲一眼：“死了！都死了！抬到山里去埋！”原来，这些都是运尸人，那白布下都是尸体，再经探询，才知道这整个山区，都正在霍乱流行，每天都要死一批人，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倒下。山区贫困，抗战时药物又缺乏，只能眼看一个个人死去！昨天抬尸的，今天可能就成了被抬的！

　　父母毛骨悚然，面色凝重，带着我们，小心的趋避着那些尸体。整天，我们不停的遇到抬尸人，我和弟弟们，到底年纪小，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到了黄昏时，我父亲背着我小弟弟，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看到已经是下山路了，就手牵手冲下山去。父母都落在后面了。到了出山口，我们两个，早已饥肠辘辘，放眼看去，正好看到一个小贩在路口卖担担面，有个担架放在路边，两个抬担架的正在吃担担面。面香绕鼻而来，我和麒麟，禁不起诱惑，就走过去，加入了那两个抬尸人，坐下来，各要了一碗担担面，我还很聪明的告诉小贩，母亲随后即至，会帮我们付钱。

　　我和麒麟，就这样大吃特吃起来，也不管这是疫区，也不管身旁就是尸体。等母亲赶来一看，吓得尖叫起来：

　　“啊呀！完了！完了！你们不要命了！万一传染了霍乱，连救都没救！”母亲又急又气，拉起我就打了我一掌，又给了麒麟一掌，麒麟每挨打就哭，这时扯开喉咙，就哭个不停了。母亲骂，麒麟哭，旁边的小贩在发愣，有个尸体躺在脚边……就在这种怪异而混乱的情况下，突然，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连珠炮似的响了起来，震动了整个山边。

　　“土匪来了！”母亲本能的喊，一把抱住麒麟。

　　“是枪战！”父亲说：“难道日军已攻到四川吗？不可能的！”

　　话没说完，又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小贩吓得蹲下身子，用四川话和抬尸人大吼大叫，抬尸人站起来，开始往山下的小镇中跑去……眼前一片混乱，我们吓得呆呆的站着，动也不敢动。然后，有一群人从小镇里跑出来了，他们叫着，笑着，手里高舞着一面国旗，同时，在放着鞭炮，原来那“辟哩叭啦”的巨响是鞭炮声呢！那群人一面放炮，一面大声嚷着：

　　“抗战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父母呆怔着，不敢相信。

　　好半天，父亲才抓住一个年轻学生细问。

　　真的，收音机已经转播了，抗战胜利了！

　　父亲大叫起来，抱着母亲狂跳，母亲又哭又笑，我们孩子们绕在父母脚前，也跟着大笑大叫……在那一瞬间，兴奋把什么都淹没了，连瘟疫的恐惧也没有了，全家人疯狂的拥抱着，疯狂的笑着，哭着，叫着：

　　“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

　　是的，我们终于走到了四川，终于赶上了胜利！

　　我实在描写不出那时候欣喜若狂的心情，杜甫有一首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还有什么句子比这几句话来形容我父母当时的心情更恰当呢？好一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好一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还乡？不！虽然抗战已经胜利，虽然我们“逃难”的日子总算告一段落，虽然我们全家都欣喜欲狂，但是，我们距离“还乡”的日子，却还远着呢！

二十七、泸南中学



　　我们一家人终于到达四川，抵达重庆。在万民腾欢中，迎接着胜利。但是，经过这样一年的长途跋涉，我们一家五口，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以外，真是一无所有，狼狈极了。幸好，重庆有我母亲的堂兄堂妹，我前面就写过，袁家是个大家族。这时，我三舅和三舅母收容了我们。其他在四川的舅舅闻迅赶来接济。母亲是袁家长房的女儿，原是极尊贵极娇宠的千金小姐，如今竟然历尽这么多风霜。一时间，大家围绕着父母，详问我们“逃难”的经过。人人听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这么多的“故事”，会一桩桩、一件件的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些日子，父母总是不厌其烦的说，说到伤心处，说的人掉泪，听的人也掉泪。我总是坐在人群中，听父母一遍一遍的说，我就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这段惊涛骇浪、悲欢离合的岁月。所以，虽然当年我才六岁，这些往事已深深的铭刻在我内心深处。“逃难”终于成为了“过去”。“未来”将何去何从，就又成为父母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时，父亲不知道接受了哪个学校的聘书，要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县城去教书。因为是战后，百物萧条，那学校连家眷宿舍都没有，只能安排父亲一个人的住宿。父亲虽然极不愿意在抗战刚胜利，我们阖家庆团圆的时候，却抛妻别子去李庄教书！但，分离事小，失业事大。何况我们三个孩子都年幼，嗷嗷待哺。所以，父亲决定去李庄教书。至于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将怎么办？这时候，我的勋姨出来说话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姐和孩子们，全跟我到泸南中学去！我正缺少国文教员，三姐不是在湖南也教书吗？现在就去帮我当教员！”勋姨是母亲的堂妹。母亲在长房中行三，所以勋姨称母亲为三姐。当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在四川的泸县，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一切刚刚草创，确实缺少师资。

　　就这样，我们和父亲暂时分离，跟着母亲，去了“泸南中学”。泸南中学（我在《剪不断的乡愁》一书中，曾略略提起过这个学校和我的勋姨），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由一座大庙改建为学校的。教室就是庙宇中的大殿，所以每间教室里都有菩萨。我们住的宿舍，是以前和尚修行之处，简单而朴素。经过了那么惨烈的一段“逃难”，现在，我们在泸南中学定居下来，真像到了天堂。

　　我的生活，一下子整个改变了。在我记忆中，那一年真是快活极了。母亲的学生们，都成了我的大哥哥。（这里，要有一点小小说明，当时的四川，是很保守又很重男轻女的。女孩子全要在家中帮忙做事，没有父母肯把女儿送来读书。即使是男孩子，也是我勋姨和姨夫去一家一家说服，争取他们来念书的。所以学生都是男生，而且年龄很大，十八九岁的大男孩，往往还在念初一。而初一的学生，往往又连小学的学历都没有，母亲教他们，真是教得辛苦极了。但是，他们都是些又憨厚又热情又善良的青年，全成了我的“大哥哥”。）这些大哥哥们会带着我玩，教我养蚕，把我扛在肩上去采桑叶，带我到河边去捡鹅卵石……我童年中失去的欢笑，在这儿又一点一滴的找回来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忽然发现我对文字的领悟力，在惊喜之余，开始教我念唐诗。我也初次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开始兴奋的在文字中找寻乐趣了。

　　母亲的这个“发现”，是相当“偶然”的。

　　经过是这样的；母亲那些学生，年龄都已不小，但，不知怎的，念起书来就是不开窃。母亲常常一遍又一遍的讲解，那些大哥哥们依然听不懂。而我呢，从小就很依恋母亲，当她上课的时候，我总坐在教室的门槛上“旁听”，有一天，她在教《慈乌夜啼》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夜夜夜半啼，闻者为伤心。”

　　因为有三个“夜”字，这些大哥哥们全糊涂了。母亲讲得舌敝唇焦，大家还是摇头听不懂。母亲有些怀疑自己的教书能力了。一急之下，发现坐在门槛的我，把我一把拉进教室里去问：“凤凰，你知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

　　“知道呀！”我答得干脆，母亲都愣了。

　　“那么，你说说看！”母亲大概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

　　我说了。据说，我解释得丝毫不差。从这天起，母亲太得意了，她开始教我李白、杜甫、白居易、我也认真的学习起来，从此，背唐诗取代了儿歌，我七岁已熟读了《梁上双燕》和《慈乌夜啼》。我想，我后来会迷上写作，和这段背唐诗的日子大大有关。在泸南中学的时期，我们家还有件大事。那就是我小妹妹的出世。原来，母亲在胜利后，就怀了我的小妹妹，对于这个小生命，母亲充满了期待之情。战争已经过去，苦难也应该随之而去。忽然目前的生活仍然艰辛，夫妻还不能团聚。但，远景是非常美好的。母亲自己也承认说，她孕育小妹这段时间，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喜悦。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的小妹妹来到世间，参加了我们这个家庭。小妹长得很像母亲，皮肤细嫩，面目姣好，五官端正，脸上毫无瑕疵。她一出世，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心肝宝贝。母亲爱她，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也爱她。那年我已八岁，八岁的女孩子正是玩洋娃娃的年龄，我不玩洋娃娃（也没有洋娃娃可玩），我抱我的小妹妹。我真高兴母亲生了妹妹而不是弟弟，那时的我，已经和男孩子有段距离，我衷心盼望有个妹妹与我为伴，这愿望终于实现了。

　　远在湖南的祖父，早已知道我们这一路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风平浪静，家中又喜添孙女，就忙着给孙女取名字。因为妹妹生在繁花如锦的春天，取了个小名叫“锦春”，父母觉得这名字有点儿俗气，但，是祖父取的，也就用了。不过，在我们家里，我们都叫她“小妹”而不叫名字，正像叫“小弟”而不叫“巧三”一样。

　　我们家里的四个兄弟姐妹，全部到齐。

　　第二年，父亲接了上海同济大学的聘书，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离开了泸南中学，我们一家人迁居到上海，开始了另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

二十八、在上海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终于来到了上海，我们流浪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父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开始在上海布置起一个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在上海市外白渡桥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个很洋化的名字；礼查大楼。

　　礼查大楼是栋五层楼的楼房，很可能以前是个旅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层楼都有很长很长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房里附带一个极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里去。

　　这礼查大楼，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似乎从我出世开始，贫困一直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会儿到了上海，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的长大。食衣住行，样样需要钱。父亲那份微薄的薪水，显然无法支持我们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却有嫡亲的大舅舅、小四姨等。这个时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与世长辞。母亲的大哥当律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父亲改行，不能再教书了，再教下去，孩子们都会饿死了。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动的说：“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辈子书，也只会教书。穷，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儿，就只好跟着我过穷日子。改行，是绝不可能的事！”父亲大怒而回，从此和大舅行迹疏远，话不投机。大舅劝他改行一事，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气也很倔强，看父亲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对父亲也有许多埋怨。这样一来，我们和大舅家的来往，就变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来我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还是外祖母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终没拿到，如今，却正好给比我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

　　我们终于安定了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父亲开始考虑到我们三个大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三个，走进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算年龄，应该插班念小学三年级。学校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入学考试，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级班，麒麟背不出书，降到二年级，小弟一年级。活到九岁，我这才开始进学校念书，记忆中，念得真是辛苦极了。其实，不止是“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

　　原来，我从四川来上海，讲的是一口四川话，而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讲上海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来自乡间，难免土里土气，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干，对比之下，我是相形见绌。再有，我从小，只有母亲教我背唐诗，我的阅读能力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在这诸多原因下，我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

　　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操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的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师走来，见我不排队，把我痛骂一顿。全班同学，窃窃偷笑，而我，哭着跑回家说：不要上学了！不上学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训练我们的独立精神，和适应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的回到学校去。逐渐的，一天又一天，同学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学着去交朋友，因为语言的隔阂，交朋友真太难了。

　　我上学上得很不顺利，两个弟弟也不顺利。麒麟从小脾气就坏，总是和同学打架。小弟弟更绝了。他一生没有规规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几小时的经验，此时，要他坐着听老师讲课，他怎么坐得住？不知怎的，他发现只要举手对老师说：

　　“我要尿尿！”老师就会让他去上厕所。结果，他每节课都要举十几次手，去上厕所。有一次，老师忍无可忍，生气的说：

　　“不许去！”小弟见计谋不成，如坐针毡，居然威胁起老师来：

　　“你不让我去，我会尿裤子！”

　　“尿就尿！”老师说：“不许去就不许去！”

　　谁知，老师的话才说完，我那小弟真的就“就地解决”起来，弄得全班师生，大惊失色。那时，学校里有个规定，学生讲了粗话或做错事，要用红笔在嘴上画一个圈，那红墨水画在嘴上，洗好几天都洗不掉。老师这一气，就在小弟嘴上画了好几个红圈。那天麒麟因为打架骂人，也被老师用红笔在嘴上画了圈。结果，我正上了一半的课，训导主任跑来通知我说：“你今天不要上课了，把你两个弟弟带回家去吧，他们一个尿了裤子，一个打了架！”

　　学校离我们家，要走一大段路。平常，都是我带着两个弟弟上课下课。那天，我领着两个弟弟回家，看到他们嘴上画的红圈，和小弟的湿裤子，真是觉得丢人极了。两个弟弟还气呼呼的嘟着嘴，路人都回头看着我们笑。我又羞又恼，对两个弟弟说：“早知道，你们两个在东安城丢掉就算了，找回来干什么，这么麻烦！”话才说完，想起两个弟弟在东安失散后的凄凉惨状，不禁大大后悔起来，心中一酸，泪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见我哭了，就也哭了，用手拉着我的衣襟说：

　　“你不要哭，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麒麟见我们两个都哭了，眼眶就也红了起来。我在那一瞬间，体会出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姐”，两个弟弟，终生都是弟弟，不论他们怎样，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于是，我一手揽住一个弟弟，三人一路哭着回家。到了家里，我急忙把两个弟弟藏进浴室里，拚命帮他们两个洗掉嘴上的红圈，就怕父母看到了，会和我一样伤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记忆中，属于欢乐的事情实在不多。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们缺乏冬衣，冷得牙齿和牙齿打战。每天三个人手牵手的去上学，经过卖糖炒栗子的摊子，真想买一包糖炒栗子来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没有钱，就是吃不到。学校的同学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没有。那时，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离开上海，愿望都没有实现。说实话，从小，我就在困苦中长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对困苦的感觉特别敏锐。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为父亲的收入实在不够维持，（大舅一直想接济我们，父亲隙骄傲的拒绝了。只有大舅母，变着花样，吃的穿的，经常往我们家送。）母亲见这样不是办法，就也去中学里教起书来。这样一来，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课，就飞奔回家照顾小妹妹。我家那张大书桌，已不够我们睡，我们就打起地铺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生活里的喜悦实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写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父亲读了，似乎颇受感动，他帮我寄给了大公报的儿童版。当这篇稿子登出来之后，我整天捧着那张报纸，兴奋得茶不思，饭不想。把自己这篇短文，读了起码一百遍。可怜的小青，到底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复记忆。但，顾名思义，那“可怜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

　　自从在报上发表了作品之后，我开始迷上写作了。每天下课回家，就涂涂写写。那时，我的小四姨参加了话剧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当年，小四姨是个胖妞，很有喜感。虽然不是主角，却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戏院看小四姨演话剧，是记忆中最快乐的事。看完话剧回家，我居然写起剧本来了。不会分场，我全写“独幕剧”。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写“双人剧”。好长一段时间，我乐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编剧”，只是笑。因为我的取材，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对白”，所谈的问题，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

　　我这些“剧本”真可怜，从没有发表过，出版过，当然也没有人演出过。最后，都进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书，渐渐有了朋友，学会了说上海话，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会一个人逛书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饭。也会抱着妹妹，去外白渡桥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们去外滩公园奔跑——以发泄我们在一间房间内无法发泄的体力。

　　但是，父母的脸色又不对了，上海市的气氛也不对了。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上海的商店中，发生了惊人的大抢购……这些事情，对幼年的我来说，是根本无法了解的。我惟一熟悉的，是那种紧张的气氛。我知道，战争又逼近了！

　　果然，战争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战争，这次是内战。对我而言，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难。父母脸上又失去了笑容，他们整天讨论着讨论着。最后，父亲决定，把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继续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学期教完。于是，我们离开了刚刚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这是我们第二度回乡，第二次和祖父团聚。两次都在战争的阴影下，两次，湖南都只是我们的中途站，而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地方。

二十九、再度回乡



　　在衡阳市，我们和祖父重聚了。四个孩子，一排跪下，给祖父磕头。小妹妹还小，不会磕头，母亲扶着她跪下，扶着她磕下头去。上次和祖父离别时，小妹尚未出世，现在，小妹已牙牙学语。祖父拉起了我们，一个个轮流看过去，最后，伸手抱起了小妹。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以前那颇为威严的眼光，现在充满了慈祥。他抱着小妹，看着我们，微笑着，哽咽的说了句：“生当乱世，大家还能团聚，真好，真好！”

　　那时的祖父，一定没有想到，这次的团聚，只是再一次别离的序幕。回到衡阳，母亲认为我们三个大孩子，刚刚开始的学校教育不能中断，于是，把我们送进衡阳市的刚直小学，去继续念书。至于她自己，她又接了一个中学的聘书，那中学离衡阳市很远，而我们全家，依然有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母亲毅然丢下我们三个大孩子，带着襁褓中的小妹，远离衡阳，去教书去了。这是我童年中惟一一段时间，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母亲。不过，这年的我，已不再是第一次回乡的那个小女孩，我够大了。大得已经能照顾两个弟弟，在他们淘气时阻止他们，在他们伤心时安抚他们。但是，母亲当然不会让我们三人自己照顾自己，她把我们交付给我的表姐王代训，和表哥王代杰。代训表姐和代杰表哥，是我姑妈的儿女。这个姑妈，就是祖父元配夫人所生的女儿。代训表姐那时才新婚，表哥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们大家在衡阳市租了几间房间住，那房间在一个四合院里，记忆中，那栋四合院名叫“怡园”。

　　我的代训表姐，是个非常温柔、善良、诚恳而真挚的小妇人，她个子不高，说话声音轻柔，做事小心翼翼。那段时间，她受母亲重托，带我们三个孩子，真正做到了“长姐如母”，却也做得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小弟的淘气，已经出了名，麒麟脾气火爆，不是和同学打架，就是和邻居动手。只有我比较安静，但是也有我的麻烦，那时我已爱书成癖，一天到晚要买书，母亲留下的生活费实在不多，省吃俭用，勉强维持，哪里还有闲钱买书？我就会为了不能买书，整天眼泪汪汪的。在“怡园”，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我们的“吃”。原来，母亲叮嘱表姐，无论怎么穷，必须想尽办法，给我们三个足够的营养。于是，表姐就去腌了一大坛的咸蛋。我们的早饭是咸蛋配稀饭，中午是咸蛋配干饭，晚饭是干饭配咸蛋。吃了好几个星期，小弟一端上饭碗就做各种鬼脸，麒麟直截了当大喊不吃咸蛋，我揉揉肚子声称不饿，就离开饭桌去看书。表姐一看不是办法，慌忙去帮我们烧了一锅红烧肉，用荸荠和肉一起炖。锅端上桌，我们三个欢声雷动，举起筷子，才发现锅中没有几块肉，全是荸荠。

　　生活就是这样“贫困”的。但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祖父过八十岁大寿，仍然过得轰动而热闹。

　　祖父那时在衡阳城内教书，为了过寿，提前就回了老家兰芝堂。我们三个和母亲，都赶回了兰芝堂。这一回到兰芝堂，我才知道祖父是多么“德高望重”。许许多多亲友，总有一百多人，都从湖南各地，赶到兰芝堂来为祖父祝寿。兰芝堂张灯结彩，鞭炮声不断的响。因为客人随时随刻的到，兰芝堂中摆起了流水席，虽然酒席不算丰盛，总是祖父的小辈们一番心意。兰芝堂前面有一汪鱼池，养了许多年的鱼，大家都舍不得吃。这时都捞起来以飨宾客。

　　除了流水席以外，兰芝堂也扎起了戏台子，请来戏班子演戏。乡下人没有什么娱乐，几十里路方圆中的邻居，都赶过来看戏。我杂在人群中，也看得不亦乐乎。当祖父和母亲都累极了，回新屋去睡觉时，我仍然不肯走，小弟和麒麟当然也不走，声称要看到戏散。戏散时已经深夜十二点，祖父的忠仆黄才余带着我们回新屋，他扛着小弟，牵着麒麟，手里提着盏风灯走田埂小路。我已多年没走过田埂小路，一跤就摔进了路边的水田里，弄了一身都是泥。回到新屋，母亲又着急又叹气，因为我只有身上这一套衣服可穿，第二天还要帮祖父接待来宾呢！母亲连夜洗衣服，衣服不干。第二天我只有穿着弟弟的背带裤去给祖父的朋友磕头。

　　磕头。谈起磕头，祖父的旧规矩不变。见了长辈，我们这三个孩子照例要磕头。别人给祖父拜寿时我们也要磕头答礼，真是磕不完的头。在这个时候，我的表侄儿唐昭学出现了。唐昭学那时读高中，大约十七八岁，是个很憨厚很守规矩，据说，书也念得一级棒的青年。很不幸，他刚好比我们的辈份小了一辈，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了一截，却成为我和弟弟们胡闹的目标！见了长辈要磕头！小弟拉着祖父，跳着脚兴奋的嚷：“唐昭学是不是要给我们磕头？快叫他给我们磕头！我们磕了好多头，才轮到一个来磕还给我们！”

　　唐昭学不肯磕头，也不肯叫我表姑，别别扭扭的鞠了个躬就逃走了。但是，祖父过完寿，我们回到衡阳继续念书，唐昭学每到假日都到“怡园”来，却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那一年，我过完了十岁生日，已经很懂事了。十岁以后，是我在衡阳停留的最后一年，（事实上，也是我在大陆停留的最后一年。）许多事在我记忆中都历历如绘，其中，包括唐昭学的笛子。

　　唐昭学有一支笛子，他随身带着，一有空闲，他就拿出笛子来吹。他吹得非常好。我从小对音乐、戏剧、文学、艺术都爱。这时，惟一接触到的音乐，就是唐昭学的笛子。我觉得他吹得真是美妙极了，就常常缠着他吹笛子，他也有求必应，一次一次的吹给我听。我得寸进尺，要求他把笛子送给我，他却坚持不肯。原来，这支笛子是他一个好朋友，亲手用竹子雕凿给他的。现在，这位好友已分别了，他为了纪念好友，更是一刻也离不开那支笛子。

　　有一段时间，唐昭学和他的笛子，陪我度过了许多孤寂的时光。父亲滞留上海，母亲远去教书，那年的我颇感孤独。幸好有表哥表姐和唐昭学。记忆里，我小时并不淘气，战乱和贫穷已经使我早熟。可是，不知怎的，有一天我居然和唐昭学吵起架来。因为他辈份比我低，我对他真是肆无忌惮，我猜想，吵架的理由一定是我在无理取闹，所以他对我不肯让步。吵着吵着，我一时火起，竟抓起他的笛子，用力往桌上敲去。他飞扑上去救笛子，笛子居然裂成了好几片。在那一刹那间，我呆住了，他也呆住了。

　　说真话，我绝没想到，笛子一敲就会裂。当笛子裂了，我吓得目瞪口呆，心里说不出有多后悔。唐昭学脸色发青，抓了破笛子对我又吼又叫。偏偏表姐袒护我，跑出来就对唐昭学大骂一顿：“一支笛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大的男孩子，和小女孩吵架！你羞不羞？何况人家小凤凰，还是你的表姑呢！”

　　唐昭学一气之下，拿着破笛子，转身就冲出了房间。接下来好长的一段日子，他都不来理我。

　　当唐昭学终于又来找我讲话的时候，父亲已从上海匆匆赶回，母亲也从学校辞职回衡阳。衡阳城中，一片乱糟糟，刚直小学停课了，许多同学都回到乡下去了。父母和祖父，又开始夜以继日的讨论。这种气氛，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的，每当大人们脸色沉重的讨论，每当学校里学生纷纷离去，每当城市中的人们行色仓皇……就是离别的时候到了。

　　离别的时候确实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们再次离开祖父。四个孩子，和祖父一一拥别，祖父叮嘱又叮嘱；等时局安定了，早日归来呀！我们乘上火车，要到广州，再搭船去台湾。大家都认为，这次的离别，不会比上次久。祖父虽已八十，仍身强体健，团聚的日子，是指日可待的！谁知道，这一次别离，我们和祖父，竟成永诀！

　　祖父、表哥、表姐、唐昭学都到车站来送我们。表哥还上了车子，送了我们好多站。我倚着车窗，看着衡阳城迅速的消失，真想对唐昭学说一声对不起！真想抱紧祖父的脖子，亲一亲他白色的胡须，真想告诉表姐，我爱吃她的咸蛋……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用双手攀住车窗，眼睁睁的看着祖父、亲人，和衡阳城，在我的视线中逐渐远去、远去、远去。

　　当时，我再也没料到，这次的别离会长达三十九年！直到一九八八年四月，我才有机会回到大陆，重新见到表哥、表姐和唐昭学！我这一句“对不起”，迟了整整三十九年，终于在武汉的长江大饭店内，对唐昭学说了。表姐的咸蛋！当我重睹表姐时，她已白发苍苍，握紧了我的手，她泪汪汪的说：

　　“大概是吃了我的咸蛋，才让你有个好头脑，能够写小说吧！”

　　大概是吧！一九八八年，我紧拥着我的表姐。小凤凰都已老了，唐昭学两鬓已斑，表哥的儿子都已大学毕业了……而我那亲爱的祖父，早已去世，墓木已拱。

　　人生，是多么短促。世事，是多么难料呀！

三十、初抵台湾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们一家六口，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来到台湾。（我们在广州，曾经滞留了两个月之久，因为我们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扒手，把我们的入台证和旅费全部扒走了。父亲在大街小巷中贴启事，呼吁那位“扒手贵人”把证件还给我们。后来，那位“贵人”真的看到了启事，把入台证寄还到旅社。同时，在台湾的王伯伯，又及时寄给父亲旅费，我们才终于成行。记忆中，我们的旅程，总是一波三折的。）初抵台湾，所有的事物都很新奇。

　　父亲接受了师范大学的聘书，在中文系当副教授。师大分配给我们家一幢二十个“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那时的台湾，才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不久，街上的建筑，都是日式的，住宅区的住宅，也完全是日式的。我们的住宅很小，但是小归小，却“五脏俱全”。前面有小小的前院，前院里有棵大榕树，矮矮的围墙下，盛开着杜鹃和美人蕉。进门处有“玄关”，要脱鞋才能走上榻榻米。我们有三间房间，前面是八个榻榻米的客厅，后面有六个榻榻米的厨房，旁边还有间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餐厅后面有小小的卧房，卧室后面有长廊，长廓尽处是厕所。然后，还有小小的后院，后院中高耸着两株椰子树。我还记得，迁进这房子的第一天，母亲就非常兴奋。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自从嫁给父亲，一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时能住进一幢“独门独院”的房子，她就欣喜欲狂了。她说：“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家’！”

　　于是，母亲热心的擦榻榻米，擦地板，擦窗台，把整个房子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孩子们，第一次住日式房子，进门要脱鞋，真不习惯。学着穿木屐，摔得七荤八素。最高兴的还是地上铺的“榻榻米”，反正住在哪儿都要打地铺，这次来到台湾，打起地铺来最简单。这栋日式小屋，我们一住就住了十几年。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日式房子中结束。两个弟弟，精力充沛，常在房子里打架，日式房子是纸门，他们一推一摔，就把纸门摔得稀巴烂。于是，父亲买来壁纸，发动全家糊纸门。一年内，我们总要糊好多次纸门。

　　生活仍然是艰苦的，父亲的一份薪水，依然不够我们全家的生活。母亲每天在算帐，想办法缩减开支。我们穿的衣服，缝缝补补，不知改过多少次，大人的改给孩子穿，姐姐的改给妹妹穿，哥哥的改给弟弟穿。母亲一直亲自做家务。家里买不起木炭，都烧煤球炉，那煤球和炉子一样大，中间有许多孔，一个接一个，终年不熄火。但是，煤球的气味非常难闻，我一直睡在那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里，夜夜嗅着那煤气，以至于直到现在，喉咙都不好。

　　我在小说《几度夕阳红》中，曾经形容过女主角李梦竹的生活，那就是我母亲的写照。我还引用过一首诗，那首诗也是我母亲写的：

　　“刻苦持家岂惮劳？夜深犹补仲由袍，

　　谁怜素手抽针冷，绕砌虫吟秋月高！”

　　由这首诗，就知道我们当年的生活了。

　　一九四九年秋季，我插班进入台北师范附小六年级，继续我那断断续续的学业，麒麟念五年级，小弟念三年级。小妹还不到学龄，喜欢爬上矮围墙，再从围墙爬上大榕树，坐在大榕树上看风景。每天早上，我依然带着两个弟弟去上学。台湾是亚热带，夏天真是热极了。同学们一下课，就拥进福利社买冰棒吃。我和弟弟们没有钱，无法买冰棒，看到别人吃冰棒，真是羡慕极了。学校规定穿制服，一星期有两次“洗制服日”，就可以穿便服。到了穿便服的日子，同学们个个穿得鲜艳明丽，只有我穿着一件由母亲旧旗袍改的裙子，不伦不类，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整整一学年，我只有这一件裙子，没穿过第二件。每星期最怕的事，就是“洗制服日”。

　　麒麟和小弟，都到了最顽皮的年龄。别的孩子有玩具，我们没有。初到台湾，我第一次看到树叶上爬着的蜗牛，觉得新奇极了。我大呼小叫的喊弟弟们来看，说：“台湾的田螺真奇怪，会背着它的壳爬树叶！”

　　弟弟们没有玩具，觉得蜗牛也很好玩。就把树叶上的蜗牛一个个摘下来，揣了一口袋，两个人比“蜗牛”，看谁找到的比较大。他们还试着要蜗牛“斗牛”，可惜蜗牛不是蟋蟀，一点斗性都没有。弟弟们弄了满口袋的蜗牛，玩得不亦乐乎。那天晚上，母亲照例巡视他们有没有盖好棉被，却发现他们全身爬满了蜗牛。母亲吓得大叫一声，差点没有当场晕倒。从此之后，勒令不许玩蜗牛。但是，不玩蜗牛玩什么呢？他们依然玩蜗牛。那年我发现了电影。在植物园，每星期六晚上，放一场露天电影，票价非常便宜，只要一块钱。但是，我连一块钱都没有！我每天帮母亲洗碗，要求给我一点零用钱，母亲有时会给我一角钱。积蓄了好久，才积到一块钱。没有余钱搭汽车，我徒步走到植物园，要走整整一小时。看完电影，再走一小时回家。有一次，电影看到一半，下起大雨来。露天电影是禁不起下雨的，立即停演。我淋着雨奔回家，路又黑，雨又大，中途摔了一大交，膝盖都摔出血来。到家后，我浑身湿透，像人鱼一样滴着水，脚跛着，路都走不稳。母亲见了，大惊失色，慌忙帮我换衣疗伤，一面就下令，以后不许去植物园看电影。不看电影怎么行呢？那是我仅有的娱乐呀！

　　童年，就是这样苦涩的。

　　第二年夏天，我十二岁，从北师附小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一女中。走进中学，童年就悄然而去。细细想来，童年的天真活泼不多，挨过的风霜雨露却不少。幸福的感觉不多，离别的经验却不少。欢乐的事情不多，痛苦的滋味却不少。安定的日子不多，流浪的岁月却不少。

　　就这样，我走过战乱，走过烽火，走过苦难，走过童年。

　　至于童年以后，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章了。

　　——第一部完——

第二部

一、少年“尝尽”愁滋味



　　我的少年时期，是我回忆中，最不愿意去面对的一段日子。每次提起这段岁月，我都有“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的感慨。现在，为了让这本书中有个“真实”的我，我试着来回忆那个时期的我！那个时期的我，真是非常忧郁而不快乐的。

　　生活是安定了，流浪的日子已成过去。（我在那栋日式小屋中，一直住到我出嫁。）但是，我的情绪，却一日比一日灰暗，一日比一日悲哀。当我安定下来，我才真正体会出生命里要面对的“优胜劣败”。原来，这场“物竞天择”的“生存竞争”，是如此无情和冷酷！我的心，像是掉进一口不见底的深井，在那儿不停止的坠落。最深切的感觉，就是“害怕”和“无助”。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呢？

　　童年的我，虽然生长在颠沛流离中，虽然见过大风大浪，受过许多苦楚，但，我仍然能在苦中作乐，仍然能给自己编织一些梦想。尽管我显得早熟，有孤独的倾向，我还是能在我的孤独中去自得其乐。可是，我的少女时期，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切是渐渐演变的。进了中学，我才发现我的功课一塌糊涂。童年那断断续续的教育，到了第一女中，简直就变成了零。除了国文以外，我什么都跟不上，最糟的是数学、理化等，每到考试，不是零分，就是二十分。一女中的课业非常严，考上一女中的都是好学生。（我不知怎样会歪打正着的考了进来，对我而言，简直是祸不是福。）人人都应付裕如，只有我一败涂地。学校里的考试又特别多，从小考，到周考，到月考，到期中考，到期末考……简直是考不完的试。我知道人生像战场，你必须通过每一种考试。而我呢？就在学校教育这一关，败下阵来。

　　这时，母亲已经去台北建国中学教书。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员，我的家庭，几乎就是个“教育家庭”，这种家庭里，怎么可能出一个像我这样不争气的孩子呢？父母都困惑极了，他们不相信我是愚笨的，愚笨的孩子不会写文章投稿。（对了，我惟一的安慰，是常常涂涂抹抹，写一些短文，寄到报社去，偶尔会登出来，我就能获得一些菲薄的稿费。）父母归纳出一个结论：我不够用功，不够专心，不够努力。

　　我想，父母是对的。我可以很专心的去写一篇稿，就是无法专心的去研究X＋Y是多少？我可以一口气看完一本小说，就是无法看懂水是由什么组成，人是什么碳水化合物？总之，我的功课坏极了，也让父母失望极了。

　　如果我家的孩子，都跟我一样，那也就罢了。偏偏，小弟在学校中锋芒毕露。他不用功、淘气、爱玩……却有本领把每科学科，都考在八十分以上。麒麟脾气更坏了，动不动就和同学打架，但是，考起试来，总算能勉强应付。小妹进了幼稚园，像奇迹一样，她展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才华，认字飞快，写字漂亮，能跳芭蕾，能弹钢琴……在进小学以前，就被誉为天才，进了小学一年级，她更不得了，无论什么考试，她不考九十九分，她考一百分。

　　父亲逐渐把他的爱，转移到小弟身上去。母亲一向强调她不偏心，总是“努力”表现她的“一视同仁”。但是，人生就那么现实。当你有四个孩子，你绝不会去爱那个懦弱无能的，你一定会去爱那个光芒四射的！一天又一天过去，母亲越来越爱小妹，父亲越来越爱小弟。而且，他们也不再费力掩饰这个事实。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微笑，爱会流露在自然而然之中。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当初的一麟一凤，曾“喜煞小生陈致平”的，现在，已成为父母的包袱。

　　从小，我和整个家庭是密不可分的。我的感情，比任何孩子都来得强烈。我热爱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渴望他们每一个都爱我。如今回忆起来，我那时对父母的“需要”，已经到达很“可怜”的地步。我功课不好，充满了犯罪感，充满了自卑，充满了歉疚，也充满了无助。我多希望父母能谅解我，给我一点安慰和支持。

　　初中二年级，我留级了。那年的麒麟就读于建国中学，正是母亲教的那个学校，是全省最好的男中。就像一女中是全省最好的女中一样。但是，整个学期，麒麟和同学打架，和教官吵架，在训导处咆哮，弄得全校师生，都到母亲面前去诉苦告状。

　　父母再也无法掩饰对我们两个的失望。把我们两个叫到面前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你们两个，都已经十四岁了！十四岁够大，可以练习独立生活了。所以，从下学期开始，麒麟转学到台中一中去住校，寒暑假再回来。凤凰呢，就转学到彰化女中去住校！”

　　这个“宣布”，对十四岁的我来说，像是一个炸弹，骤然间炸毁了我依恋的那个世界。自从和父母投河不死，在桂林城内一家拥抱团圆，我就认为我们这个“家”是牢不可分的。如今，父母居然要送走我们两个！十四岁并不够大，十四岁还是个孩子，却又足够了解“放逐”的意义。我不要走，我不想走，我也不要麒麟走。我真想对母亲呐喊哀求：

　　“母亲啊，别放弃我们！”

　　但是，我太“自卑”了，自卑得不敢说话。至于麒麟，他是男孩子，不像女孩这样纤细，这样容易受伤，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事隔多年以后，我们这对双胞胎曾谈起这次被“放逐”的感想，麒麟才告诉我说，当时他气极了！怄极了！满怀沮丧和不平。但是，他却因为这次的“放逐”，真的学会了独立。）于是，麒麟被送到台中去了。台中一中收留了他，从此，他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台北。那时，家里没有电话，麒麟不写信，我们只有寒暑假才能见到他。我呢？我被送到彰化去了，彰化在台湾南部，离台北好遥远。但是，彰化女中却拒绝收留我，因为初三是毕业班，他们不收转学生。这样，我就很意外的被打了回票。父母无奈何，只好让我继续留在一女中读书。

　　我终于留在家里了。但是，从此，我就失去笑容了。我变得那么忧郁，那么强烈的自卑，这种心态，我想，父母到今天都不曾了解。麒麟走了，我更加孤独。在学校里的功课，仍无起色，我的生命，苍白灰暗。这时，我写作，我拚命写作。少年不识愁滋味？谁说的？我的少年时期，却只有忧郁，我的“多愁善感”，与日俱增。写作，成为我惟一的发泄管道。

　　这样一天天“挨”过去，我初中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二女中。麒麟从台中一中毕业后，考进了省立工专。因为工专在台北，麒麟又住回到台北来，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宿舍里。小弟也念中学了，他是建中的高材生，又画一手好画，父母特别为他请了师大美术系的孙多慈教授，教他画画。小妹成了母亲最大的骄傲，她每学期拿第一名，奖状奖杯，捧回家无数无数。父母也为她请了老师，教她舞蹈和钢琴。

　　我十六岁了。苦涩的十六岁。

　　那年我读高一。课余之暇，我就把自己埋在图书馆里，疯狂般的阅读各种文学作品。我觉得，我那时对文学是一种“饥饿状态”，我“吞咽”中外名着。书看多了，思想也多起来，对人生的爱恨别离，感觉特别敏锐。我常常想，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在书中找生命的意义，找不到。我在教室中找生命的意义，也找不到。我在家庭中找生命的意义，更找不到了。那时，父亲在师大教书之余，又开始演讲著述，生活忙得不得了。母亲又教书又忙家务，深夜还要帮父亲校对。他们实在太忙了，忙得没有什么时间来过问我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寂寞极了。在学校里，我也有几个好朋友，但她们和我比起来，却“天真”多了。我满心满怀的热情，无处发泄，满脑子的疑问，没有解答。然后，有一天，学校发给我一张“通知书”，要我拿回去给父母“盖章”，通知书的内容是：我的数学考了二十分，要家长“严加督导”。这种通知书我是经常拿到的，本就没有什么稀奇。可是，那天我的情绪低落，自卑感发作得特别厉害。我觉得自己不成功，不优秀，不出色，不可爱，简直一无是处！拿着通知书回到家里，却发现我那处处比人强的小妹，正坐在玄关抱头痛哭，父母一边一个，在想尽办法安慰她。我不禁大惊，慌忙问妹妹发生了什么大事，哭得这么厉害？母亲叹口气，用充满怜爱与骄傲的语气说：

　　“她实在太要强了，她哭，因为考了一个九十八分，没考到一百分！”我目瞪口呆，揣在口袋里的通知书简直无法拿出来。但是，老师命令，明天一定要盖好章交回。磨磨蹭蹭，到了深夜，我终于拿了通知书去找母亲，母亲一看，整个脸色都阴暗了下去，她抬头对我说：

　　“你要我们做父母的，拿你怎么办？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像你妹妹？”我心中一阵绞痛，额上顿时冒冷汗。我冲出房间，冲到夜色深沉的街头，伏在围墙上，疯狂般的掉眼泪。那一瞬间，我又想起了东安城，弟弟们丢了，父母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死？童年的我，不早就踏进死亡了吗？如果那时死了，现在就不会这么孤独、痛苦和无助了！

　　当天晚上，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母亲。这是我成长以来，第一次这样坦率的向母亲“告白”。如今，我已不能完全记起信中的内容，只依稀记得，有这么一段话：

　　“亲爱的母亲，我抱歉来到了这个世界，不能带给你骄傲，只能带给你烦恼。但是，我却无力改善我自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母亲，我从混沌无知中来，在我未曾要求生命以前，我就这样糊糊涂涂的存在了。今天这个“不够好”的“我”，是由先天后天的许多因素，加上童年的点点滴滴堆积而成。我无法将这个“我”拆散，重新拼凑，变成一个完美的“我”。因而，我充满挫败感，充满绝望，充满对你的歉意。所以，母亲，让这个“不够好”的“我”，从此消失吧！”

　　写完这封信，我找到母亲的一瓶安眠药，把整瓶都吞了下去。当我醒来的时后，已经是一星期之后了，我躺在医院里，手腕上吊着点滴瓶。母亲坐在我的床边，紧紧握着我的手，睁着一对红肿的眼睛，一瞬也不瞬的盯着我。我立即明白，另一个世界还不准备收留我！张开嘴，我痛喊了一声：

　　“妈妈啊！”母亲顿时抱着我的头哭了。我也哭了。我们母女紧拥着，哭成一团。母亲哽咽的说：

　　“凤凰，我们以前曾经一起死过又重生，现在，我们再一次，一起重生吧！”我哭着点头，抱紧了母亲。心里疯狂般的喊着：对不起，母亲，我又把你弄哭了！以后，我一定不能让你哭，不论再发生什么事，我不要你哭！

　　再过了一个星期，我出院回家。父亲买了一个古筝送给我，庆祝我的重生。我很少收到父亲的礼物，觉得特别珍贵。虽然始终没学会弹古筝，却常常抱着那古筝，随意的拨弄。古筝的声音清脆，带着颤音，袅袅不绝。我每次拨弄古筝时，心里也震震颤颤、绵绵袅袅的浮漾着哀愁。

　　十六岁过去了。我苦涩的日子仍然没有结束。

　　（注：走笔至此，我心中依旧酸楚。很多人看到今日的我，总觉得我是一个被命运之神特别眷顾的女人，拥有很多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可是，谁能真正知道，我对“成长”付出的代价呢？）